1946年7月，我们和国民党打了一仗，我参加了军史上所称的“苏中战役”，我所在的六师卫校改为六师野战医院，我被调入野战手术队任医务员，战役至8月26日结束，我军七战七捷。1946年10月及12月进行了两次涟水保卫战，上有飞机轰炸扫射，下有火炮弹片横飞，我六师打得英勇顽强，给敌整编第28师以重大打击，给敌74师以一定的消耗。但我师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伤亡5000余人。大量的伤员在短时间从战场撤下来，伤情较重，过去以枪伤为主，这时炸伤较多，且多为开放性受污染的伤员，我们手术队夜以继日地抢救伤员，及时清创手术处理，对挽救伤员生命起到极大的作用。

1947年2月，我所在的华中野战军第六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作为野战军手术队的一员，我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淮海三大战役。莱芜战役我六纵队打了两天一夜，伤员也超过千人，约有700多名需要手术处理。那时，我们3张手术台同时展开，在最忙的时候，4昼夜中每张手术台每小时大约需处理3名伤员。连续不间断的手术，没有时间吃饭，也没有时间睡觉，人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腰酸背痛。

1947年5月13日至16日，我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就是击毙国民党主力部队74师师长张灵甫的那场战役。在战斗打响前，我六纵队隐蔽在鲁南山区，当接到“合围”的命令后，我们士气高涨，不怕疲劳，冒着酷暑，顶着大雨，翻山越岭，蹚过齐腰深的大沙河，大家手拉手，有的人拉着绳子，怕被水冲走。当时我不会游泳，于是身上绑着葫芦，被战友徐桂文用绳子拉着过了大沙河。天空敌机扫射，地上土顽袭扰，困难重重，部队两昼夜急行军240余里。

我所经历的战役中，淮海战役我军伤亡最大，超过其他两次战役伤亡的总和。我们手术队要在部队快速行动、快速转移的情况下完成手术任务。经过莱芜战役的实践锻炼，在孟良崮和淮海战役中，手术队的展开、撤收速度大大加快，有力地保障了抢救伤员任务的完成。部队打到哪里，我们就要在哪里开展手术。火线附近，手术室上空飞过嘘嘘的枪炮声，我们全然不顾危险，集中精力做手术，淮海战役的66个日日夜夜，我和战友为救治伤员，没睡过一个完整觉，先后两次献血抢救伤员，因表现突出，荣立个人二等功。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所在华野六纵队与其他兄弟纵队分路南下，解放了江淮间广大地区，直达长江北岸。1949年2月，我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首任军长是王必成，继任军长有皮定均、张震等。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展开，我随部队渡过青弋江，时隔三年零七个月后（我是1945年9月下旬，随新四军六师由江南北撤长江北岸的），我终于再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随后，我随部队继续南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年底，我随部队移住上海，担负上海警备任务。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旬，我所在的24军卫生部，号召大家报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当即报名（不知去何方），两天后，我作为24军首批抽调的10名军医，轻装上路，乘火车向北开进。抗美援朝的任务是在火车过南京津口动员后才知道的。到达沈阳后，我被分配至志愿军总部后勤部基地医院任二队队长。10月19日，我们更换朝鲜人民军服装，随志愿军总部秘密渡过鸭绿江。

朝鲜战场打的是立体战争。陆地、海上、天空一起来，战区之内不分前方后方，有时后方人员的伤亡比第一线战斗人员还要多。美国空军上千架飞机整天轰炸，我许多朝夕相处的战友牺牲于敌机的轰炸中。第二次战役中，我在志愿军总部大榆洞目睹了毛岸英同志被敌机凝固汽油弹烧焦的躯体。

1951年4月上旬，我们医疗队转送伤员的火车被堵在一条隧道中（其中二列伤员专列、二列弹药专列）。铁道兵在刚开冻的江水中抢修，敌机分批次轰炸江桥抢修现场和隧道口。我们站在隧道口，亲眼看见战友不时被敌机所击中，掉入江水中，焦急万分。第二天中午，敌机投了三枚航空定时炸弹落在了隧道口。定时炸弹一旦爆炸，二列弹药专列如起爆，后果将不堪设想。危急中，我不顾敌机轰炸，带领医疗队战友迅速而小心翼翼地将上百磅重的三枚定时炸弹挖出，抬到隧道口外大同江的悬崖边，将炸弹投入江中，其中有一枚炸弹刚入江水中即发生爆炸，激起的水柱近20米高。

当我们完成护送任务乘汽车重返前线的第七天深夜，我们遭遇敌机夜间轰炸，敌人的照明弹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我的搭档、亲密战友、教导员赵振江同志和机灵的通讯员小王，遭到敌机机关炮火袭击，两人当场壮烈牺牲，亲眼看着二位朝夕相处的战友阴阳两隔，我的心如刀割。

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医疗队冒着零下40多度严寒，不畏敌机昼夜轰炸，冒着枪林弹雨随军抢救伤员，我们救治了成千上万名伤病员。

回顾这些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我可以说是百感交集。新中国的建立，来之不易，真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身边的许多战友，就牺牲在战斗中。我是其中幸运的幸存者，我该如何报答呢？唯以满腔热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吉林省卫生厅、省人民医院，凭借努力，同时也成为中华医学会吉林分会的会员，一直到文革前，我都是在忘我地工作着、报效着。

可1966年夏，一场浩劫把我打倒，扣上了各种帽子，接受了无休止的批斗、打骂、羞辱，关入“牛棚”三年。1969年被迫下放农村，回到故乡郎溪县姚村公社姚家塔一所山村医院接受“改造”。可我的人生并没因此沉沦与荒废，在下放山乡十年中，我废寝忘食，救治了宣郎广山区数万名病人，为缺医少药奔走，在我的努力下，1977年，医院被芜湖地委、行署授予先进科技单位称号。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工作逐步展开，吉林省卫生厅邀请我返回长春，平反复任原职。时任省委书记万里指示“应挽留文革中被迫害下放安徽的外省专业技术型干部在皖工作”。应芜湖地委之邀，我由吉林调入当时的芜湖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今宣城市人民医院）任业务院长，为医院的制度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历史还我清白，我亦无憾终身，没有愧对党和国家，没有愧对死去的战友。

是党把我从一个孤儿培养成一位军人、一个大学生、一位医务工作者，并让我走上了领导岗位。我对党的感情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现在看到国家的建设日新月异，我感觉到，我们的祖国正在强大起来，这是我们这些从战场上走过来的人倍感欣慰的。我们当年闹革命、打江山，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众多的劳苦百姓过上好日子吗！——终生信仰共产主义！最为怀念与感激的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姚村，这里是血浓于水的源头，是我的根脉；我也由此见证一个旧时代是如何走向新时代，正是因为有一批人投身黑暗而让更多的人走向光明。

（作者系文中潘先生侄婿，郎溪县作协副主席）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