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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锐先生讲座中

随后，闵锐先生介绍了发掘的技术路线和多学科参与的情况。本次发掘严格遵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全面、详实地完成了文字和影像等记录，并对重要遗迹进行三维建模，所有资料均采用数字化平台管理。发掘同时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采集了大量植物、动物、古环境、古DNA、碳氮同位素等样品送往实验室分析，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认识。公共考古方面，2020年8月11日工作人员对发掘现场进行了直播，中央电视台、云南电视台、丽江电视台等媒体也对发掘情况进行了深度报道。这些工作都让更多公众了解到了考古工作的具体内容，也对当地历史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接着闵锐先生介绍了本次发掘的情况。本次发掘面积约23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房址、灰坑、沟等遗迹共155个。墓葬主要是石棺墓和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坑墓根据墓口又可以分为不规则形、长方形、圆形或椭圆形三种，亦发现少量瓮棺墓。出土遗物1000余件（套），其中超过500件、铜器59件、珠饰100余颗、完整陶器200余件、海贝200余枚，此外还有大量的陶片和动物骨骼，人骨个体按头骨计有440余个。

根据叠压打破关系，可将遗存分为三期：第一期没有发现遗迹，仅在第二、三期遗迹中区分出一期遗物；第二期遗迹有墓葬、房址和灰坑；第三期遗迹全部是墓葬。

第一期遗存中，陶片普遍带有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典型特征，包括戳印、压印、刻划等纹饰和磨光陶等，以黑褐陶、灰黑陶为主，数量不多。

第二期遗迹丰富。房址为方形，柱洞排列规整，由于上部已经被破坏，不能确定是干栏式还是地面式建筑。灰坑大小不一，大型灰坑H4为袋形，坑内填土可分两层：第一层内含大量黏土、陶片和石片，黏土可能与制陶有关；第二层填土中黏土减少，含沙量增加，南面靠壁的地方出有一个头骨。M70是墓地最早的一座石棺墓，随葬1件陶罐和18件石器，陶器与第三期差别较大，带有新石器时代晚期风格。墓内还出有大量二次葬肢骨。瓮棺葬W4瓮口朝下，瓮棺纹饰风格与本期陶器一致。本期陶器纹饰较第一期相比发生变化，刻划纹较多，其他包括戳印点纹、斜方格纹，既有制作精细的纹饰，也有素面陶、堆贴、乳钉纹等。打制石器较多，都未经修饰加工直接使用，也有磨制石斧。

第三期遗存中，M36、M37两座石棺墓靠得较近，石棺中间形成的三角空间内放有大量人骨，侧板处亦堆有较多人骨，形成“人骨墙”。M64是一座双室石棺墓，一室为墓主人，另一室为二次葬个体，墓主人戴有两个铜镯，随葬有绿松石、海贝和石珠。不规则形竖穴土坑墓M12分为四层，最下一层墓主人是一名儿童，手上有一个铜镯，随葬海贝、陶罐等。M6亦分四层，每层中间是墓主人，周围放置二次葬遗骸，陶器置于墓主人头侧，碳十四测年显示四层年代接近。M63是最深的一座墓，可分六层，最下一层中不见头骨。在一些墓葬中也发现了板灰痕迹，推测墓地中可能还有木棺墓。本期双耳罐数量不多，但特征明显，腹部或鼓腹装饰乳丁，看得到卡约文化的影响。单耳罐最多，罐底饰叶脉纹、方格纹或布纹。墓葬中随葬纺轮、海贝、螺壳、海贝、玛瑙、孔雀石、绿松石、石坠、铜牌饰和铜项饰等器物，铜项饰也有卡约文化影响。此外还有较多动物骨骼，初步判断种类有禽类、啮齿类、牛羊等。

发掘之外，考古队还对整个大具坝子展开细致调查。早在80年代就有群众在为都遗址沟边发现一些石板和青铜器，本次调查确定为一处墓地；大具乡政府所在位置地表有石棺暴露，过去也有零星青铜器出土，应当是一处墓地；为都遗址北部的白麦曾发现一处窖藏，出有两件铜器和大量石箭镞，其中一件铜钺与剑川鳌凤山所出铜钺有相似之处；在金沙江对岸的香格里拉曾发掘过一处石棺墓地；最南面的高寨亦发现墓葬，埋葬形式与为都基本一致，出土较多铜剑、铜矛、铜刀等青铜器；拉市江附近的沙堆台地上也发现了早期陶片，由此推断拉市江对岸也有墓葬分布。在各个地点采集到的陶片风格与为都二、三期接近。通过钻探还发现大具中学外还有堆积分布，这与为都遗址应同属一片遗存。靠近丽江的区域内还发现了万人洞岩画点，沙叠压在岩画上，其中沙的年代经测年为距今1200年，岩画年代应更早。

根据上述发现，闵锐先生对本次发掘的收获进行了如下总结。

1.本次发掘为玉龙县境内第一次科学发掘工作，出土一批重要遗迹和遗物，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必将为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相关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新资料。

2.此次发掘出土了数量极多且保存状况较好的人骨，在西南地区极为少见。通过多学科合作，对为都先民的体质特征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可为进一步探讨为都人群的亲缘关系、社会结构、人群交流及社会冲突等方面的问题奠定基础。

3.通过对墓葬间叠压打破关系、遗物的初步梳理，并与周边其他墓地、遗址出土物进行对比，基本明确了房址、灰坑、瓮棺葬的年代较早，大致在距今3500年。大部分石棺葬略晚，土坑葬稍早，总体年代约为距今2600~2400年。

4.一个墓坑内部分层埋葬是这个墓地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且每一层有一至两具乃至更多具一次葬遗骸，在其周边放置有较多二次葬遗骨。一个墓坑里最多有六层葬，墓葬最深处达五米，这种特殊葬俗在国内较为少见。

5.项饰、海贝等器物的发现还为金沙江流域青铜时代考古、西南地区石棺葬和这一地区古代族群活动及文化传播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6.通过对这一区域的调查走访、勘探，新发现遗址一处、确认墓地两处、石棺墓葬线索一处，为弄清大具坝子古代遗存面貌提供了新的信息

最后，闵锐先生就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

首先是云南金沙江流域石棺葬的年代问题。闵锐先生梳理了金沙江流域发现的石棺葬，认为其中有些石棺葬的年代可以上溯到西周，进而肯定了童恩正先生关于川西石棺葬可能有部分源头当在金沙江流域的看法。

关于为都遗址、墓地主人族属，闵锐先生引用《华阳国志·蜀志》、《蛮书》等文献的记载，认为应当与汉晋时期的摩沙夷，即唐代的麽些蛮有一定的关系。

为都遗址与墓地恰好位于金沙江岩画最集中的区域，因此判断遗址和墓地的主人与岩画制作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最后是此区域的对外交流问题。闵锐先生通过将为都遗址出土的项饰与卡约文化及川西石棺葬出土的项饰作对比，发现这些遗存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并且在为都墓地及青海上孙家寨中都出土了只产于印度洋的环纹海贝，这些现象都说明当时为都遗址及墓地的主人与外界有一定的交流。

在随后答疑环节，闵锐先生也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

2018级硕士研究生付杰提出云南最早的青铜器或铸范年代为公元前1400年，滇西北地区比这稍晚，最早为银梭岛三期，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北面川西地区墓葬中也发现了更早的铜器，中间有一段缺环。对此闵锐先生认同外来文化传入滇西北地区从而带来青铜技术这一推论，认为海门口遗址在距今3700~3600年进入青铜时代，虽然没有发现较多青铜器，但具有青铜时代文化特征的陶器已经出现在了海门口；银梭岛遗址铸范不多，但有大量小件铜器，推测在距今3500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东南亚青铜文化的形成也有从滇西北地区顺江而下的因素。

2018级硕士研究生付杰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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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级硕士研究生段育君提出，为都位于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上，来往的人群很多，但是墓葬分层这样的特殊葬俗在滇西却极为少见，是否意味着这种葬俗的所属群体在为都就停留下来或着在来往中改变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闵锐先生则表示在云南其他地区甚至新疆都发现了类似的葬俗，但是各地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2020级博士研究生杨凤武就为都遗址中墓地与房址之间是否有关联、为都铜料来源、为都与贵州石棺葬之间的联系三个方面经行了提问。闵锐先生指出为都房址与墓地可以确定属于同一群人，其中瓮棺葬还保留了葬于房内或附近的传统；关于铜料的来源，闵锐先生介绍了本次调查中在高寨发现的炼铜遗迹，初步判断年代晚于为都遗址，关于为都遗址青铜器的分析仍在进行；至于贵州地区石棺葬与为都石棺葬的关系问题，闵锐先生认为两地出土的双耳罐暗示了两地之间可能存在的文化交流，但其传播通道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讲座最后，李映福教授指出分布在西南地区广阔空间的石棺葬遗存，族属不同，时代不同，其联系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闵锐先生本次讲座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材料和新的思考。张光直先生亦曾提出西南地区考古大有可为，云南更是如此，值得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开展更进一步的工作。

本文稿经闵锐先生审阅。

供图：张若静

排版：邓洁芮

整理：陆泽敏、段育君、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