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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是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名字叫石子标，福建省武平县中堡镇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3年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英勇牺牲，生前任杭武县（上杭、武平）上中区苏维埃政府事务长、工农红军武平游击支队事务长。1988年，福建省民政厅批准石子标为革命烈士。

在爷爷牺牲前，我的父亲从小追随在他身边，因此对基层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印象深刻，他对红军的感情更是念叨了一辈子。

早在本人幼年时代，父亲经常给我们兄弟姐妹讲述白色恐怖时期的艰难，以及老一辈工农红军献身革命的大无私精神；父亲还保留了爷爷参加红军时留下的一些革命历史章证，亦令我记忆犹新。因此，我心中浓厚的红军情结是从小形成的，我对红色革命旧物的特殊情感与生俱来。

但在二十多年前，当时本人在收藏方面的心思，主要集中于囤积历史旧物，较少像现在这样有意识地去研究器物背后的历史。所以前述这套从上杭收回来的红色藏品，我趁着新鲜劲儿放在显眼处摆放了几天，后来就束之高阁忘到脑后去了。

直到2019年，我在整理藏品杂项时，再度翻出了这套苏维埃印章和红军票据印模。再一次看到它们，我的心情跟二十多年前大不一样。

近年来，随着收藏生涯进入人生的后半阶段，我对红色历史藏品有了新的情愫：如果说以前是欢喜处之，现在则有庄严和肃穆的追思之情。

这种思想认识上的深入与转变，跟国民大众的思维轨迹其实有着同一性。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社会全力发展经济、全民想着怎么致富，革命历史情结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是淡薄过一阵子的。

而近年来随着国家发展壮大，老百姓的腰包也鼓了不少，中国人在全世界面前的底气也足了，于是人们纷纷自发回过头去，感激或纪念红色革命历史，并由衷叹服红色基因带来的惊天成就。

正是出于这种心情，2019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认真观摩和研究手头的这套红色藏品。结果有了惊人的发现：原来这是一套30年代苏区中央红军打游击时领取食用油的凭证印模！大印章、小私章、木板模具，是一整套的，缺一不可。

它们都是苏区红军在游击战争艰苦岁月下，不可或缺的生存要件。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一下这套革命历史旧物承载的信息就知道了：

苏维埃印章

锡制大印章，刻印的文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军区供给部”；印章正中有图案：麦穗围合的党徽，以及两支穗尾间的五角星。

红军票据印模

木制油票模具，是在一块凹槽不平的厚木板正中雕刻成的长方形凭据印模，印模文字和图案呈凸出状（传统雕刻工艺中的阳雕手法），而其他空白版面位置都被凿削过（确保凹进去而不影响油印）。油票印模文字信息如下：

抬头文字为“中央军区供给部 油票 净茶油贰拾斤”；

油票正文为：“一、此油票专发给红军流动部队作为临时紧急行动中沿途取得茶油之用。二、红军持此油票者得向区乡苏维埃政府合作社或群众领取茶油或生油折合。三、凡发出茶油的人持此油票得向供给部或其特派员兑回茶油或按照价格兑取现款。四、此油票准在(某)县(某)区取油，别区不得领取。”

票面下部正中印有一正方形方框，方框内印有“此油票由领取茶油机关在此盖章”的字样。

落款文字为“部长 政委”，显示此处用于中央军区供给部部长和政委签章。

另外两枚独立的小印章，分别载有“范树德 印”、“陈潭秋 印”。

陈潭秋 印（左）、范树德 印（右）

通过以上整套油票印制模版及印章信息，我们可以总结出几大关键信息要点：

一、该油票凭据印刷模版，由当时的苏维埃中央军区供给部制作、管理和使用；

二、此模版印制出来的食用油票，专供红军流动部队使用。什么是“流动部队”？那就是打游击战的红军队伍。这就说明了一件事：该油票印制模版，使用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的红军游击战时期。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红军部队在苏维埃境内打游击的情况，唯有在红军主力部队长征以后，留守苏维埃的非主力红军部队，他们不得不重新跟国民党军队打起了游击战。

三、红军队伍持前述油票，在限定的县区内，既可以向苏维埃政府合作社领取茶油，也可以向群众领取。而发放茶油的合作社或群众，则向中央军区供给部或其特派员兑现油款。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苏区范围，红色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协作水平已具备相当高度，而军民一家的局面深入到了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最关键的一点，该红色油票模版内容证明：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是有着强有力的供给制度保证的。

以上解读信息，早在2019年我已了然于胸。是时我已深刻认识到，这是一套革命历史纪念意义十分重大的红色藏品。我把这套红军旧物展示给诸多文博及收藏界的专家看过之后，他们无不感到振奋。

其中厦门博物馆前馆长、资深鉴定专家张仲淳先生，对该套红色藏品评价极高；而福建三明市博物馆，更是以极大诚意向本人提出了借展邀约，而我也欣然答应了。

后来，在该馆举办的红色主题文博展中，这套红军油票印制母版，成为了镇馆展品之一。

02

20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建党一百周年。

三月初，一位久未谋面的央视导演朋友在微信聊天中告诉我，他和他的团队正在拍摄制作建党百年主题的大型纪录片。

后来我从侧面了解到，该纪录片将完整回顾中国共产党人一百年光辉历程中的重大历史时刻和重要事件，其中工农红军革命史是重头戏之一。

这给了我很深的触动。我又想起了珍藏于家中的红军油票印模和红军中央军区供给部的印章。

其实早在去年，就很想写一写、说一说这套珍贵的红色旧藏——为此我特地向三明博物馆讨回了他们借展了一年之久的藏品；但我一直没想好从哪个角度去谈这个红色革命纪念之物，所以拖延至今年初，仍迟迟未能动笔。

红色收藏

而现在，我终于有了强烈的冲动，不夸张、不做作、不矫情，实事求是地说一说本人收藏红军油票模板和印章的经过，这也是我以记流水账的形式写下前文的缘由。

更重要的是，值此建党百年之际，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红色藏品涉及到的革命历史，经主题性概略记述，以文字形式呈现，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惊心动魄的留守苏区中央红军的游击革命史。

实话实说，本人手中仅藏有红军油票印制母版，却没有当年印制出来的油票实物，心中多少有些缺憾。因此，最近几年，我一直有意识地去寻找、发现有关红军油票实物样本。

经多方打探，确实发现了个别藏家手中零散藏有中华苏维埃时期的流通油票，这些油票的样式，大部分跟我收藏的油票印模的样式几乎是一致的。

为什么说几乎呢？因为我手中的油票印模，其票面额度是“净茶油贰拾斤”，配套的中央军区供给部部长的私章为“范树德 印”；而从世面留存的红军油票来看，当时红军发行的油票面值额度还有“净茶油伍斤”、 “净茶油壹拾斤”等多个版本。而且配套的中央军区供给部部长的私章，还有“邓子恢 印”版本。除了上述区别，所有红军油票（包括本人收藏的印制模具）内容样式，完全一致。

“邓子恢印 ”版本

当然了，由于当年红军刻制油票印模，完全采用手工方式，所以各种版本的油票母版及印制出来的油票实物，字体大小、笔画样式、字间距、图案细节等，或许会有一些极细微的差别。这是可以想见的。

经过多年寻找，后来经本人的好友和同乡、中国著名红色藏家、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洪荣昌先生的介绍，我终于打听到了本人收藏的红军油票母版所印制的流通油票版本，世面上确实还有实物留存：其中南昌博物馆、瑞金革命历史博物馆均藏有一套，此外浙江及福建邵武亦有发现同版油票。

福建邵武发现版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军区供给部油票（复制版本）

那么，本文所述的红军油票印模，使用于哪个时期呢？这一点不难考证。

中华苏维埃政权成立于1931年11月，但中央军区供给部于1932年9月才设立，且第一任供给部部长就是范树德。

范树德

本人收藏油票印模的配套部长私章就是范树德。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油票印模使用于1932年。原因有两点：

第一，从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到红军长征前夕，苏区时局相对稳定，红军部队基本上以兵团建制正面抵御国民党“剿匪”军队，不存在大规模的红军游击战，专供“红军流动部队”使用的油票没有发行的必要。

第二，跟本文所述红军油票印模配套使用的私章，除了部长“范树德 印”，还有政委“陈潭秋 印”。但陈潭秋直到1934年1月，才开始在苏维埃中央机关工作（此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并先后任职中央执委兼粮食部长、中央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等。

陈潭秋

通过以上信息可初步判断，专供“红军流动部队”使用的油票印模母版及其流通油票实物，最可能的使用时间是在1934年。而事实也确是如此。

因为1934年是中华苏维埃临时政权和红军队伍受到最严峻考验的一年，这一年，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闽粤赣苏区经历了大动荡、大变局，而由此延展开来的种种历史信息表明，本文所述的红军油票母版正是在此期间大派用场。

03

从1933年9月开始，持续到1934年10月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时任中央领导人的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失误，最终宣告失败。

为了保存红军的革命实力，党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不得不实行战略大转移，也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长征的决议，是在1934年10月份做出的。红军主力部队正式转移，从10月10日夜间开始。为了接防和掩护红军主力部队撤退，同时也为了尽可能保存苏区革命果实，红军长征前夕，中央决议：中央红军直属部队第24师辖70团、71团、72团，以及中央直属独立团3、7、8、9、11团，共计1.6万红军将士留守中央苏区，通过组织群众游击战的方式，就地跟国民党军队继续作斗争。

为指导留守苏区的红军部队开展游击斗争，党中央同时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为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五人，后增加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人。

看到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我们脑海中都会浮现诸如陈毅在梅岭打游击、瞿秋白在长汀就义，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在闽西南开辟新根据地的革命往事，而这些都是后来中央苏区失守后发生的事。

当时，上述留守苏区的领导人，几乎每个人都身兼数职，党政、军政职务一把抓，譬如陈潭秋、邓子恢在担任重要党政职务的同时，还先后分别担任了中央军区供给部政委、部长等职。

跟随红军24师和中央分局领导人一起留在苏区的，还有红军中层领导干部范树德，他于1934年11月再任中央军区供给部部长（1933年曾短暂任职中革军委总参谋部）。

毫无疑问，本文所述的红军油票印制母版，就是在此期间启用的。因为大规模的红军游击战即将开始，发行专供“红军流动部队”使用的食用油票十分必要。而且留存下来的供给部部长私章“范树德 印”，跟范树德的任职经历也对得上。

陈潭秋 印（左）、范树德 印（右）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3月初，在为时将近半年的时间内，留守苏区的红军部队化整为零，以小规模建制灵活分散于闽粤赣各地苏区县打游击，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为长征的红军主力部队赢得了战略转移空间和时间。

期间，红军游击部队使用的油票印模及其印制成的流通票派上了大用场，它们是红军游击将士在各地确保生存所需的基本粮油来源凭据之一。

今天我们回顾当年留守苏区的1.6万红军将士，他们后来经历的游击战争是十分惨烈的，譬如：

第24师70团：1935年3月，该团官兵跟随项英、陈毅等人向长汀方向突围，在突围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打散，最后到了信丰县油山会合。期间，带队的24师师长周建屏、政委杨英壮烈牺牲；

第24师71团：1935年2月底，该团由中央军区参谋长兼24师参谋长龚楚亲自带队，前往湘南（郴州一带）收容红34师失散人员。

顺便说一句，红34师的将士，几乎是清一色的闽西子弟兵，其中包括大量武平籍红军战士；该师官兵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渡过湘江、挥师长征，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少部分人在战斗中失散。24师71团就是为收编红34师失散人员，才进入湘南的，随后留在湘南打游击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湘南坚持游击斗争的红军领导干部，就包括中央军区供给部部长范树德。至于他是追随红24师71团，还是追随其他中央直属独立团进入湘南的，目前是个未解之谜。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红军在湘南的游击战异常艰辛，他们受到的国民党军队包围的压力，几乎令人窒息。

到了5月初，带队红24师71团的中央军区参谋长兼24师参谋长龚楚，重压之下心理生变，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他亲手射杀了该团政委石友生，率部叛变投敌了。

而在龚楚叛变的前几天，也就是4月下旬，率队在郴州汝城打游击的范树德，因伤被俘了。范树德在被关押半年之后，终于没能经受住国民党军队的严刑酷打及威逼利诱，宣布叛变投敌。

范树德被俘及叛变后，中央军区供给部由新任部长邓子恢全面接管。目前世面上留存的签章为“邓子恢 印”的红军流通油票旧藏，应该就是在1935年初以后发行使用的。

邓子恢

我们再看第24师72团：该团以护送陈谭秋、谭震林、毛泽覃等中央分局领导人为主要任务。在多次化整为零的突围战中，该团大部分将士牺牲或被打散，终于以惨烈的代价完成了护送任务，为重新开辟闽西南根据地留住了革命的火种。

其中在1935年2月底，陈谭秋、谭震林率一个营向闽西永定方向突围，途径上杭县境内时，为避开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他们在夜间翻入了位于上杭县旧县镇和白砂镇交界的岩下山大山深处，期间摸黑前进时，陈潭秋不小心跌下山崖负伤，导致脚骨骨裂、右耳挂失一块肉，至第二日早上才被红军战士找到并救助前往永定大阜村，跟先前抵达此地的张鼎丞、邓子恢等会合。

不日，陈潭秋、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驻扎的大阜村营地，再次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受伤在身的陈潭秋无法追随大部撤入山林躲避，只好独自带领一个警卫班跟敌军周旋。

后警卫战士大部分牺牲，陈潭秋滚入一个草丛（一说山洞）躲过一劫。不久后，伤势严重的陈潭秋，经红色交通线转入香港，再转入上海治疗。伤愈后，陈潭秋去了苏联，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工作。

以上是一个关键的历史细节。随身携带中央军区供给部政委私章的陈潭秋，在苏区的最后活动轨迹，就是 上杭、永定 ；而在主力红军长征三年间，中央军区供给部续任部长邓子恢，以及其他中央分局领导谭震林、张鼎丞等，他们的主要革命活动范围也是在闽西南。那么，不管红军油票印模及配套印章后来是怎么流入民间的，至少流失的地点跟上个世纪90年代的发现地，是一致。

1934年党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集体长征，是我党我军革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历史也证明了，当年留守苏区的中央分局领导集体以及1.6万红军将士，他们开展的艰苦游击战，同样是中国红色革命洪流的滚烫支流，他们不但有力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对红军长征部队的围剿，掩护了红军主力部队胜利大转移；还保护了原中央苏区“野火烧不尽”且无处不在的革命火种，尤其是开辟了闽西南新的革命根据地；更是缔造了后来的新四军军力基础。

回首这段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留守苏区红军的游击革命史，我们可以发现，流通于那时候的各种红军粮油票证，是红军游击队得以生存的有力保障。今天的我们，不禁要为留守红军的经济组织能力点赞。

在这样的厚重历史背景下，我越发感到本人手头珍藏的红军油票印模母版及配套印章，是多么的弥足珍贵。油票印制母版、中央军区供给部大印章、部长与政委小印章，区区三件套，就实现了红军游击战时状态下的粮油机关管理功能。

睹物思先烈，每每看到手中的这套红色藏品，我都忍不住感叹红军革命前辈们“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气魄和智慧。谨以此文，向伟大的红军先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