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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

文 | 石川祯浩

在清末革命派的主张中，“排满革命论”始终占有主流地位。它激发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促进了反清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可以说，“排满”代表了辛亥革命的时代精神。

关于“排满”，此前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高度评价这一主张在政治宣传上的意义，认为它在坚定民族信心、增强反清情绪、发动群众等方面都起了良好的作用；有的学者则在对其号召力给予一定的评价的同时，更强调其负面作用，认为它带有浓厚的狭隘种族观念。但是，人们大都忽视了考察“排满”主张和那个时期传入中国的近代人类学之间的关系。

反满思想由来已久。清末报刊上的“排满”文章说明，当时的革命派知识分子并不只是单纯重复传统观念，而是积极利用了当时刚刚传入中国的人类学的“先进科学知识”。因而，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主张，就不仅是革命党人狭隘的种族观念的表现，而且也包含着以社会进化论为内容的近代人类学的成分。本文将揭示近代人类学传入中国的过程，研究它和维新派、革命派主张的内在联系，从而说明近代人类学（民族学）在20世纪中国的地位。

[日] 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

一、西方人类学传入东亚

近代人类学是一门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学科，19世纪的最后十年间传入中国。它作为一种“新知识”，为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解释世界的新工具。当然，近代以前的中国士大夫并不是对中国域外的各族人群全无了解。他们知道，世界上有不同“人种”。例如，“佛郎机”、“红毛番”等词就散见于十六七世纪的中国文献。1751年（乾隆十六年）还出现了奉敕撰写的九卷本《皇清职贡图》。这是那个时代的一本高水平的世界人种图谱，一些人类学家甚至将它视作中国人类学的先河。但是，该书对世界人种的记述还是零星的，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人类学。

近代人类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西方在华人士的活动有密切关系。根据现有资料，1892年（光绪十八年），由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主编、上海格致书室出版的《格致汇编》第7年第3卷中，有一篇未署名的《人分五类说》，可以看作最早传入中国的以近代人类学理论讨论人种问题的文章。该文介绍西方人类学家的人种划分，对各人种的肤色、发型、鼻型、头型、心性和文化诸特点有详细的描述，文称：

西国常以人分五大类∶一曰蒙古人，一曰高加索人，一 曰阿非利加人，一 曰马来人，一 曰亚美利加土人。以肤色分之，则 曰黄人、白人、黑人、棕人、红人。……又有格致家将全地之人统分三类，以亚美利加土人与马来人并蒙古人为一类。

19世纪在西方兴起的人类学主要是以体质类型为基础而成立的学科，因此，本文的理论依据也是“体质人类学”。文中介绍的人种五大分类法，创始于近代人类学鼻祖——德国的布卢门巴赫（Johann F. Blumenbach，1752—1840），被当时西方人类学界普遍采用，在东亚传播的早期人类学也受其影响。例如，日本最早的人类学专著《人种篇》就介绍了五大分类法，说明它是“日耳曼人布卢门巴赫的发明”。《人种篇》介绍的“以头颅形状区别人类之法”，就是当时在西方人类学界很盛行的“头骨指数”分类法。《人分五类说》一文也介绍了类似的观点。这些情况说明，当时传入东亚的人类学主要是以人体各种指标为依据的“体质人类学”。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的西方人类学带有浓厚的种族进化论的色彩。它按人种的“进化”程度将世界人种排出优劣次序，并且将白种人排在首位。这一点在上面提到的两篇著作中都可得到证实。《人分五类说》称：“蒙古人亦名黄人……好恶之性、是非之心尚未十分精警，文弱之态、积习之气尤未速加开通……高加索人亦曰白人，身躯高壮、肢体勤敏、性情活泼、心思缜密、好恶分明、是非果断……，阿非利加人亦曰黑人，性情蠢昧、识见浅隘。”《人种篇》在比较各人种的特质后，也毫无犹像地断言：“欧罗巴人种优于其他所有人种也。”

除西方在华人士的科普刊物以外，日本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也是中国人的重要知识来源。日本人类学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884年成立的人类学会（后改称为“日本人类学会”）。它是由坪井正五郎（1863—1913）、鸟居龙藏（1870—1953）等人创立的，有自己的刊物《东京人类学会报告》（1887年改称《东京人类学杂志》，即现在的《人类学杂志》）。1897年11月，上海《译书公会报》第5册刊出的《地球人类区分》，原载日本《地学杂志》，是在中国最早翻译的日本人类学著作。1903年，湖南留日学生创办的湖南编译社出版了从日译本转译的英国人威尔逊著《人类学》。在日本人类学家当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鸟居龙藏。他于1895年首次到中国辽东半岛进行实地调查，以后又多次前往中国东北，考察各民族（包括满族在内）的体质、习俗、文化等，事后根据调查编写了《人种志》《人种学》《南满洲调查报告》等许多著作。

就与本稿有密切关系的项目来讲，鸟居通过对满族的体格测验，阐明了满族的来源以及与其他西伯利亚民族（通古斯族）的近似关系，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根据已知资料，鸟居有以下几种著作当时就被译成中文：

一、鸟居龙藏编辑，坪井正五郎校阅，《人种志》，嵩山房，1902年

侯官林楷青译《人种志》，闽学会，1903年

二、《人种学上より见たる亚细亚の住民に就て》．《地学杂志》第16卷182、183号，1904年2、3月

译者不明，《从人类学上论亚细亚的住民》，《湖北学报》第2集第14期，1904年7月

三、《人种学上より见たる〈皇清职贡图〉》，《太阳》第15卷第14号，1909年11月

译者不明，《满洲人种考》，《地学杂志》第１年第3号，1910年4月

这几篇译文均在原著出版后一年以内发表，说明中国学人如何关注鸟居的研究。

《满洲人种考》的译者高度评价鸟居的学风，在按语中说道：“日本鸟居氏，游历吾国蒙古及满洲北部，已阅多年，穷幽凿险，不惮艰阻，为彼邦之有心人，亦觇吾国之间谍也。”据鸟居分析，“从身体特质上看，满洲人与通古斯种族相似， 可以说是通古斯的一分派。从人种学的观点看，它无疑是通古斯人种。”就这样，以往被视为“肃慎后裔”、“女真”的满族，在体质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下，被划入“通古斯族”这个西伯利亚人种。此后，革命党人就经常提起“通古斯族”、“西伯利亚人种”，用以证明满族属于异族。很明显，这种主张的根据是该时期传入中国的人类学理论和人种分类法。

除了上面介绍的几部著作以外，《民种学》、《人类谈》、《进化论》等海外人类学著作的译本均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出现，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的认识。林纾、魏易合译的《民种学》（京师大学堂1903年出版）是从德国哈伯兰《民族学》的英译本转译的。”《人类谈》的原本是日本坪井正五郎1902年在开成馆出版的《人类谈》。”在这里，上海广学会1904年出版的《进化论》的翻译经过值得关注，该译本标出英文原书名为Anthropology，本应该译作《人类学》的，但广学会的翻译家竟将之译为《进化论》。”进化论是最早引人中国的西方“新学”，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由此也可看出，人类学最初被中国人了解的时候，曾经利用了进化论的名义。当时，不论在中国，在西方，“人类学”既是社会进化论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生物进化论在“人种”方面的应用。“人类学”之所以迅速为清末知识分子所接受，它和进化论的密切关系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戊戌维新派的种族观念

清末时期，在引进西方新思想、改变中国思想界面貌方面，以梁启超、唐才常、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的作用堪称首屈一指。在“人类学”这一新的学术领域，他们的积极作用也同样很明显。

1895年，严复正在着手翻译赫胥黎（T. Huxley）著《天演论》，他在《原强》一文中介绍了“物竞天择”的初步概念——“争存”，同时叙述世界各族说：“盖天下大种四，黄、白、赭、黑，是也。”这一分类法的根据是肤色类型，可以说严复所接受的人类学也是体质人类学。继严复之后发表有系统、有分量的人类学著作的，是唐才常。1897—1898 年，他在《湘学报》连续发表的长文《各国种类考》 ，可以称为中国人类学的开山之作。该文开头就说：

西国常以人分五大类，一曰蒙古人，一曰高加索人，一曰阿非利加人，一曰马来人，一曰亚美利加土人。以肤色分之，则曰黄人、白人、黑人、棕人、红人。又有格致家将全地之人统分三类，以亚美利加土人与马来人并蒙古人为一类。

唐氏自己在文中说，他这一段叙述完全根据《格致汇编》上的文章（即上述《人分五类说》）。清末在华人士（广学会）出版的刊物对戊戌维新派的影响甚大，这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梁启超本人当时就高度评价广学会的科普刊物，认为它们简括明备，初习西学之人可以“增智”。唐文启示我们，正因为维新派如饥似渴地吸收外来新知识，才打破了中国之外为“四夷”的传统观念，获得了新的世界观。

除《人分五类说》以外，唐才常的知识还来源于日本人的著作。其中，冈本监辅（1839—1904）用汉文撰写的《万国史记》对唐才常影响尤其大。《万国史记》虽然是世界史著作，但也包含有关各国地理人种的大量信息。在人种分类方面，它同样沿袭布卢门巴赫的原则：“人种大别五种，曰黄色，曰白色，曰黑色，曰紫色，曰铜色，原其始祖，各自不同。”（卷1，页1）可见，当时的世界史与人种学、地理学有难解难分的关系。唐才常可能不通外语，但《各国种类考》对世界各国的论述极其详细，不仅是世界史地研究方面的高水平著作，而且是篇相当完整的人种学专文。那个时期出版的人类学、人种学专著大多片断、零散，而唐氏的《各国种类考》则比较完备，在相当长时期内被认为是中国唯一的世界人种志。

唐氏《各国种类考》关心人类学，并非为了作知识性介绍，而是另有原因。这从他当时写的另两篇文章《通种说》和《强种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通种说》称：

今试与海内君子平心考验，而知将来之力天国，同宗教，进太平者，惟通种之为善焉。何以证之？凡木之秀良而花实并茂者，其始也必多以异木并而合之。……由是而知人之必合种而后善者，乃天然之理也。……[南洋各地]其居民或白父黄母，或黄父白母，而聪明材力，迥绝等伦；其立志亦多以五洲第一等人自居，而有傲睨全球之势，则知黄白合种之必大聪强无疑也。

该文充分说明，唐氏之所以关注人种学，是因为他试图通过“合种”这一优生学方法来实现黄种人的“进化”。根据当时的理解，各人种之间的差别是先天性的，而白种人是各人种之中最优秀者；因此，从“天演公理”上讲，黄种人改进的唯一出路不外乎与白种人“合种”“通种”。正如鲍勒（P. J. Bowler）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相信进化论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接受了有关人类起源的单线发展模式，并为了使普遍存在的种族偏见正当化而利用了这一模式。”只要承认了当时西方的人类学则不管愿意与否，唐才常也摆脱不了这一人种发展模式。可以说，当时维新派的“保种”主张也在某种意义上立足于这种肤浅的认识。

论述维新派的人类学研究，也不能忽视梁启超的贡献。梁启超自1890年读《瀛环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以后通过阅读《格致汇编》等科普刊物，加深了对世界人种的理解。到日本以前，他论及人种的早期著作有《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论中国之将强》《论湖南应办之事》等。在《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中，他除了提到黄种和白种以外，还提到“非洲之黑奴、墨洲之红人、巫来由[马来]之棕色人”。值得一提的是，他用“脑之角度”“血管中之微生物”等“科学”指标来说明人种的区别。显而易见，前者指“头骨指数”之类的指标，而后者则相当于血型。可以说，他在利用刚刚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方面是相当敏锐的。

1898年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到日本，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基地，运用在日本获取的新知识进行了旺盛的著述活动。此前，人种和种族观念是梁启超观察和分析当时世界形势的一种工具，此后就进一步发展为把握人类全史的重要武器。其代表著作是发表在《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年）的《新史学》中的一节《历史与人种之关系》。梁启超将该节放在《中国之旧史》与《史学之界说》两节之后，可见他对人种在历史上的作用极其重视。文中，他开宗明义地说：

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呜呼，后乎此者，其有种界尽破、万国大同之郅治乎？吾不敢知。若在今日，则虽谓人种问题为全世界独一无二之问题，非过言也。……故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

就世界人种的分类法而言，他在坚持戊戌变法时期以来的五大类型的同时，也介绍了四种分类法（康德[I. Kant]）以至六十三种分类法（巴喀[巴克尔，Henry T. Buckle） 等各种学说。此外，他还利用参考了语言因素的人种分类表，详述世界各族的系统关系。可见，到日本后，他的人种知识明显丰富了。在这方面，他大量利用了日本学者的成果。例如，《新史学》中的《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节是依据日本人浮田和民（1859—1946）著《史学通论》《西洋上古史》以及高山林次郎（高山樗牛，1871—1902） 著《世界文明史》写成的，梁所介绍的西方学者的各种人种分类法以及人种分类表等，在浮田的著作里都可以找到。此外，梁启超《中国史叙论》中有关人类史前史分期理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介绍，也是参照《西洋上古史》写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并未全盘接受浮田等人的看法。浮田和梁启超的最大不同表现在对“历史的人种”这一词语内涵的理解上。浮田认为，“历史的人种”是历史上形成的人种，即受语言、文化等后天因素而派生出的人种；而梁氏则认为，“历史的人种”是“能自结排人者”，也就是“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而“使全世界之人种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的人种。基于对“历史的人种”的不同解释，进而产生了历史观本身的差异：浮田认为，“实则历史上之人种乃历史之结果，而非历史之原因也。故据历史解释人种则极恰当，不得据人种解释历史也” ；梁启超则认为，“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出”。这样，梁氏的“新史学”就成为以“历史的人种”的兴亡为基调的种族斗争史。梁启超之所以产生这种人种史观，其原因还是在于当时盛行的社会进化论。同一个时期，梁本人又说道：

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通贯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这种对进化论的天真崇拜不仅发生在梁启超身上，也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在那个时期，传入中国的人种学、人类学知识与社会进化论互相结合容易产生人种史观，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梁氏当时的文章经常详述雅利安族（Aryan）、条顿族（Teuton）兴起的历史，称之为“世界史之主人翁”，但梁并不承认他们在人种上的先天优势。他认为，条顿族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他们在与他族的切磋琢磨中努力养成了独立自由的气概。他说：“条顿人今遂优于天下，非天幸也。其民族之优胜使然也。”就是说，根据他的逻辑，只要专心自强，黄种人（中国人）也可以像条顿人那样雄飞于世界，耸立于民族之林。

从梁启超的例子可见，当时的人种论、人类学确实有增强民族信心的一面。19 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类学理论之所以被引入中国并受到欢迎，有其特定的背景：当时的人类学包含“社会进化论”内容，它分析国际上的先进民族落后民族，企图说明某些民族或优胜、或被淘汰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无外平“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教科书；但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维新人士却将它视作一门启发民智的学问加以引进，希望帮助人们面对现实，并思考中国的问题。

尽管如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未能运用此类人种史观来说明中国国内的问题。高唱人种史观易产生排满观念，自不待言。早在戊戌之前，梁启超已显露出反满思想的萌芽，在主讲湖南时务学堂时期，他曾窃印《扬州十日记》等书，并“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1902年，在致康有为的信中，他甚至力主讨满，声称“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的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但是，在革命派高唱“排满革命论”以后，梁启超等却再也不敢公开提倡“排满”。

三、“排满革命论”与中国人类学

革命派的早期宣传材料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这此记述清初满族肆行屠杀的小册子本身就能充分激发强烈的民族复仇心，唤起“排满”意识。但是，革命派很快就发现，包含社会进化论的西方人类学理论与知识可以为“排满革命论”提供“科学”根据。这样一来，论坛上就出现了革命、改良两派都应用人类学、人种学分别主张“排满”“拥满”的局面。

革命派认为，汉族与满族是完全不同的“种族”。邹容在《革命军》中呼吁“革命必剖清人种”。他认为，亚洲黄种人可分为两种：中国人种（汉族、西藏族、交趾支那族）和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通古斯族、土耳其族），汉族属于前者，而通古斯族系统的满族则属于后者）他介绍的人种分类法是当时人类学的普遍说法，对“排满”主张十分有利。在邹容看来，既然种族不同，汉族“驱逐居住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自然就是合理的。

面对革命派的主张，改良派陷入了困境。梁启超早在1901—1902年就说，黄种人可分为三种：（1）亚洲东部的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遇罗人：（2）亚洲北部中部的蒙古人、鞑靼人、鲜卑人（西伯利亚人）：（3）欧洲，近东的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当时，梁启超认为所谓中国人包含满族。但是，革命派根据人类学将满族定性为“异族”以后，改良派就不能再重复以往的论点，因为只要依据人类学的一般说法，就很难否定汉族与满族的不同。为此，梁启超也只好含糊地承认满族属于异族。他在《中国史叙论》中先分中国人种为六种（苗种、汉种、图伯特种[西藏种]、蒙古种、匈奴种、通古斯种[“今清朝亦自此兴者也”]），接着说：

种界者本难定者也。于难定之中而强定之，则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

但是，全面赞同人类学的分类法，在逻辑上就意味着对“种族革命论”的降服；因此，改良派不得不另外提出人种分类指标，用以主张“满汉不分论”。他们提出的人种分类是以文化、语言、习俗等后天因素为指标的。例如，康有为认为，“所谓汉满者，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其教化文义，皆从周公孔子；其礼乐典章，皆用汉唐宋明，与元时不用中国之教化文字迥异，盖化为一国，无复有几微之别，久矣”。梁启超也针对汪精卫提出的六种民族分类因素反驳道，“以严格论之，满洲与我却不能谓为纯称的异民族。……论者谓民族之六大要素，满洲人之纯然同化于我者，既有四观。其他之二，则彼此皆不能奋下武断，……故以吾所主张，则谓依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

可是，在革命派推动潜在感情的“种族革命论”面前，以满族同化为前提的改良派的种族论始终形势不妙。针对改良派的“满汉不分论”“满族同化论”，革命派在《民报》上纷纷刊文驳斥。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旁征博引近百种史料，呼应汪精卫“建州卫” （满族故地）非中国领土之说，证明建州不独非明之领土，且非明朝保护地，而只是中国统治权范围以外之土。陶成章则进一步声援刘师培，干脆宣称满洲在明末已经是中国的敌国。在《民报》上，这种援用历史材料证明满族异族性质的文章不胜枚举。《民报》中有太多的文章可以证明，以人种学为理论根据的种族主义是“排满革命论”的核心。

其实，《民报》诸人虽然比较详细地探讨了满族的源流，但对“汉族”的实质内容为何，却似乎没有做过详细探究。他们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历史性、心理性的“汉族”观念。众所周知，当时的“汉族”，一般都被认为是“黄帝子孙”。那么，这个“黄帝”是哪来的?为了确定“汉族”或者“黄种”的实质内容及其与他族的关系，不论是对革命派还是对改良派，汉族的来源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关于“汉族”来源的探讨，不但是早期中国人类学的课题，而且也是革命派改良派急需解决的政治问题。

中国人之起源，或曰汉族之起源和形成问题一直是人类学、考古学及古人类学研究的课题。早在20世纪初，就有一些知识分子，或出于政治主张的需要，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开始探讨中国民族的历史。其代表人物有章炳麟、宋教仁、刘师培、蒋智由（蒋观云）等。这些人都是“排满论”或者“满汉不分论”的有力宣传家。可见，中国人种的来源问题，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就是“种族革命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换言之，虽然名义上是学术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论者都直接、间接地受“汉族西来说”的影响。此说发源于法国东方学学者（伦敦大学教授）拉库伯里在1894年发表的《中国古文明西来论》。拉库伯里以巴比伦古史与中国古史相比附，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来自古代巴比伦的迦勒底。此说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1903年，蒋智由在其长篇论文《中国人种考》，刘师培在其《攘书》中，都对此说有所介绍。蒋氏的《中国人种考》一文可视为中国第一部有分量、高水平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著作，意义很大。该文在详述拉库伯里的学说后呼吁道：

我种人于上古四千年前，世界草昧，舟车未兴而超越千万里高山、崱屴、沙漠出没之长道，以开东方大国，是则我祖若宗志气之伟大、性质之勇敢为何如？而其事业之雄奇又直为他人种之所无，足以鼓舞我后人之气概者，抑又何如也。

这段文字显示，“汉族西来说”对蒋氏增强民族信心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稍后，章炳麟对“西来说”也一度表示赞同。他在1904年发表的《序种姓》一文汲取近代人类学和人种学的观点，通过爬梳古文献获得大量资料，通过对姓氏的研究，考证中国古代人种的由来、各族的渊源、华夏族的形成。关于华夏族的由来，他说：“方夏之族，自科派利［Lacoupérie]考见石刻，订其出于加尔特亚［Chaldea]，东逾葱岭，与九黎、三苗战，始自大皞［伏羲氏］，至禹然后得其志。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其后人文盛，自为一族，与加尔特亚渐别。”这里也同样可以看出《中国古文明西来论》的影响。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至1910年章炳麟就否定了“汉族西来说”。他说：“法国人有句话，说中国人种原是从巴比伦来。又说中国地方，本来都是苗人，后来被汉人驱逐了。以前我也颇信这句话，近来细细考证，晓得实在不然。”显而易见，对于提倡建立“国粹”、发扬汉族文明优越性的章氏来说，汉族来源自遥远的西亚之说并不符合他的要求。

如上所述，尽管蒋智由和章炳麟对“汉族西来说”的看法不同，但都参考了拉库伯里的学说。当时，英文著作《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不仅没有汉译本，也还未有日译本，清末人士是如何了解该书的内容的呢？揭开这个谜底的关键也在于日本的“中介”作用。20世纪初年，关于日本人种渊源问题的讨论盛极一时，很多学者致力于比较东西民族的“科学研究”。虽然拉库伯里的著作没有日文版全译本，但部分日本学者已有断章取义的引用。其中，对介绍拉库伯里学说做出巨大贡献的是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博文馆，1900年出版）。该书在第三章“支那民族西亚来源论”中，详细介绍了拉库伯里的《中国古文明西来论》的内容。如将《支那文明论》第三章和蒋智由的文章加以比较则很容易发现，后者是前者的改写。关于当时蒋氏如何关注日本的人类学研究，从该文的另一个部分也可以得到证实：蒋氏在介绍拉库伯里学说之后，接着评述法国种族主义宣传家戈比诺（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1816—1882）的《人种哲学》，这实际上是参照日人森鸥外（森林太郎，1862—1922）所著《人类哲学梗概》（春阳堂，1903年出版）写成的。

日本人著作的中介作用，在章炳麟的《序种姓》一文中同样可以看到。该文认为世界人类“其小别六十有三（西人巴尔科［巴克尔］所分）”，其根据很可能出于上述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1904年章氏发表《序种姓》以前，不但确实读过浮田的书，而且对其评价很高。另一方面，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史学通论》早已介绍过巴克尔的六十三种分类法。因此，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序种姓》中的“汉族西来说”，也是经过日本人介绍，才为章炳麟所接受。

清末中国人对日文著作的涉猎、研读实在令人惊讶。在这里，我们还须谈到宋教仁对日本人类学的关注。他的日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末知识分子如何及为何吸收“汉族西来说”的具体情况。从中可以得知，留日期间，宋教仁已多方寻找内外刊物，发表大量的政论、学术研究而著名。他在东京时，每天都抽出一定时间读书看报、从事写作、进行翻译。

根据日记记载，宋教仁抵达日本后不久就购买了《人类学杂志》，表现出对人类学的关心。稍后，他在日本报纸上发现一则有趣信息，就是“汉族西来说”。1906年9月3日，宋教仁兴奋地记载，“有一新闻广告中，言佛国东洋学者拉库伯里氏论定支那人之民族，实自小亚细亚卡耳迪亚之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中迁徙而东来者。其论非徒臆断，乃自各学术方面研究之结果而断定者也”。他当天读到的“新闻广告”就是日人佐佐木安五郎在《读卖新闻》发表的《读高楠博士〈文珠所说宿曜录所见之二十八宿十二宫七曜之名目论〉》。该文是对日本佛教学家高楠顺次郎的文章的读后感，正如宋氏所介绍的那样，是对拉库伯里“汉族西来说”的简介。佐佐木的文章似乎引起宋教仁的极大关注，宋氏以后每周日都读佐佐木在《读卖新闻》发表的续篇，并在当天的日记里记述佐佐木和高楠两篇文章的详细内容，表示对“西来说”的赞同。

佐佐木安五郎（1872—1934）是当时著名的“蒙古通”，经常提倡“日蒙同祖论”以及“日本人种源流希伯来人说”，用以提倡日本在大陆的扩张政策。很明显，他积极介绍拉库伯里的“汉族西来说”是为进一步加强这一主张。宋教仁对其用意恐怕没有充分认识。对于以打倒满族、恢复汉族为已任的宋教仁而言，“西来说”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满足汉族的自尊心。换言之，当时标榜“殆不可动之定说”的“西来说”，分别被不同论者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西来说”，而且人类学、人种学本身起初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政治性质。

总之，要理解革命派“排满”主张的内容，须将之置于人类学在晚清中国的传入史中加以考察；与此同时，要理解中国人类学的兴起，也须将之置于晚清政治格局中加以考察。革命派人士既是“排满”宣传家，又是西方近代人类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作为“排满”宣传家，他们擅长于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反满革命酿造激情；作为西方近代人类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他们不断吸收外来学说，通过与改良派的论战，推进了对中国民族历史的学术探讨。这无疑是不容忽视的贡献。但也必须指出，当初就肩负着“排满”这一政治课题而问世的中国人类学，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长期流露出浓厚的汉族优越感，鄙视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民国成立后，虽然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不止一次地主张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但始终难以消除当初就烙下的印记。有西方人类学家批评现代中国人类学称：“汉族学者的应用人类学首先是应用于帮助‘原始人’——少数民族——接受汉族文明的同化，这与西方殖民人类学家想对愚昧的‘野蛮人’所做的显然有同样的目的。”如果这一批评能够成立的话，就不得不说，促进中国人类学兴起的时代思潮留给后世的影响极为沉重和深远。

原文载自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