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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化辽东地区的安全环境及开发建设，从而使中朝两国的使行往来得以顺利成行，明朝方面大体上作了四个方面的努力。

其一，开通辽东贡路，并在贡路沿线设置大小驿站，为使行人员提供基本的食宿保障。辽东贡路作为中朝两国使行往来的最佳路线，全长约1300华里，其中比较大的驿站就有25个之多，[8]而且辽东官员为了表现明朝对属国使臣的优礼，在辽东境内的两个镇城（辽阳、广宁）分别建有专门接待朝鲜贡使的馆舍，[9]并派专人负责安全保卫。由于朝鲜使臣的饮食习惯与冀辽地区人民的口味差异较大，故而很多人是从本国自备食物而来，但辽东驿路上各堡站还是需要向朝鲜使团的其他随从人员提供饮食的。[10]

其二，明朝在辽东地区修建了西起山海关、东到鸭绿江边全长两千余里的辽东边墙。明朝大规模地修建辽东边墙始于正统年间，也就是始于辽东周边的蒙古及女真部落对辽东地方寇掠加剧的时代。而辽东边墙的修筑，在使得辽东地方防御边外的蒙古和女真部落时多了一层防御的屏障之外，同时也大大地提高了中朝两国使行往来的安全系数。关于明朝修筑辽东东段边墙的战略意图，辽东都司官员曾向朝鲜方面透露，此举亦有“兼护贵国赴朝使臣之行”的目的。[11]

其三，明朝加大对于辽东“东八站”地区的防御建设及开发力度，使得辽东贡路这一链条中最为薄弱的一环获得实质性的改善。明朝初年为了避免边民与外国私相交往，将整个“东八站”地区几乎废弃为“瓯脱”之地，因而造成这一地区在较长时间内得不到开发建设。[12]此举致使两国使行人员途经该地时除了要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之外，还不时遭遇邻近的建州女真部落抢掠的威胁，故而明朝方面不得不在“东八站”地方修筑城堡、墩台，加强对双方使行人员的安全保护。天顺三年（1459）朝鲜擅杀毛怜卫酋长浪孛儿罕，企图以高压态势迫使女真各部屈服，结果却引发了毛怜卫部众一系列的报复行动，[13]浪孛儿罕之子阿比车更是扬言要在“东八站”路上邀截朝鲜使团以报杀父之仇。朝鲜方面甚感畏惧，请求明朝同意将贡路南移至剌榆寨一线，明朝方面虽对此请求予以了否决，却命令辽东都司在“连山关外来凤分中去处……筑城堡一座，差发军官守把，防送往来使臣”[14]。成化年间，朝鲜曾两次助兵明朝攻打建州三卫，为防止女真人报复朝鲜，明宪宗命辽东地方新筑凤凰城、镇东堡、镇夷堡等城堡，从而确保朝鲜使团的安全。[15]与此同时，明朝方面还逐渐弛缓了对“东八站”地区的“封禁”政策，辽东军民开始大量地进入这一地区，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到明中后期时“东八站”地区不但农田密布，而且定居人口的数量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16]

其四，辽东方面还长期出动军队，负责保护两国使行人员在途经边疆地带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有明一代，除了朝鲜使团渡江后至辽阳城的“东八站”一段主要是由朝鲜平安道军队负责护送之外，在辽东境内的其余路段则长期由辽东军队执行护送任务，甚至不乏辽东军队护送朝鲜使团一直到京师的案例，如永乐五年（1407）朝鲜王世子李褆来明朝朝贡，辽东地方即奉明成祖之命一路将使团护送至南京。[17]明朝出使朝鲜的使团同样面临使行途中的各种安全隐患，因此辽东地方对使团的护送也就不可或缺了。尤其是使团到达辽阳之后，辽东都司官员有时还会亲自率军队护送明使通过“东八站”这段路程，甚至渡过鸭绿江直送至朝鲜义州城。据朝鲜方面的文献记载，景泰元年（1450）时任辽东都司崔源以及景泰三年时任辽东都指挥使耿和就曾率军把明朝使团护送至义州，朝鲜方面还因都司官员亲自参与护送，而特意派遣官员赴义州表示宣慰。[18]

（二）朝鲜边疆地带之情形

朝鲜边疆地带的平安道与咸吉（镜）道地区在朝鲜王朝初期分别被称之为“西北面”和“东北面”，均尚未正式成为朝鲜的八道之一，同样是地瘠民贫、发展滞后的地区。但是平安道作为朝鲜的国之西门，是明朝使团进入朝鲜的第一站；咸吉道是朝鲜同女真各部开展交涉的“联结枢纽”，故而大力开发平安道和咸吉道等边疆地带，并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边疆环境，对于朝鲜方面而言无疑是极为迫切的需要。朝鲜为了强化本国边疆地区的安全环境及开发建设，从而为中朝两国的交往提供更多的安全与物质上的保障，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其针对边疆地区要么无城可守、要么城矮残破这一情形，朝鲜王朝初期即开始大力在边疆地带修筑城墙。早在洪武三十年（1397）九月，朝鲜太祖国王就“以兵曹典书全伯英为西北面宣慰使，历观诸郡可城之地以闻”[19]，次年正月又“命西北面都巡问察理使崔永沚，城宣州、平壤”[20]，二月再令“东北面都宣抚使郑道传，城庆源府”[21]。永乐元年（1403）七月，朝鲜太宗国王继承其父的志向，继续营筑“东北面镜城、甲州等城”[22]。至永乐八年，据西北面都巡问使朴訔启曰：

今春新筑成州屹骨山城，修筑慈州山城、德州金城、朔州城、阳德县城、江界府城、古云州白壁山城、古随州香山城。又仍前岁之役，作义州城三门及置弓家短墙，功已讫。[23]

可见，经过朝鲜太祖、太宗父子两代国王的积极营建，西北面及东北面的筑城工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4]不但增高加固了一些原有的城墙，而且还新筑了许多城墙，特别是筑就了一批极具防御价值的山城。

太宗国王之子世宗国王在位时期，有感于中国历代修筑长城防御外族入侵的经验，[25]极为认同“筑长城于东西两界，则贼不得侵突，边民自安矣”这一防御理念，故而于正统五年（1440）二月派遣皇甫仁“为平安、咸吉道都体察使，托以检沿边防戍城堡增减为名，其实盖欲筑长城计也”[26]。另据《朝鲜世宗实录》载：

（正统五年九月）始筑平安道闾延赵明干口子长城，长五万六千七百五十五尺，役本道丁夫七千四百四十人、黄海道二千八百六十人。又始筑碧潼、碧团口子石堡及长城，石堡周回六千二百九十七尺五寸，长城长三万六千十四尺，役本道丁夫七千三百三十人、黄海道一千二百九十六人。[27]

众所周知，长城筑造之役历来工程浩繁，人力物力投入巨大，朝鲜内部的反对声浪也此起彼伏，但是世宗国王仍旧顶住压力，长城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28]朝鲜方面在边疆地带修筑城墙对于防御女真人等外族的入侵具有不可低估的军事价值，更为边地军民从事农业生产，开发建设边疆营造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进而也为中朝两国的使行往来提供了稳定的安全与物质保障。

其二，朝鲜方面在边疆地带大力发展农业以及其他生产活动，从而增强边疆地区在物质层面上的实力。平安道和咸吉道地区在朝鲜王朝立国以前即已存在着一定的农业生产，但是随着半岛南部移民的迁入，现有的土地规模并不能够满足种植需求，因此广泛开垦进而拓展种植区域就势在必行了。

首先，朝鲜方面遣人在咸吉、平安两道积极寻找适宜耕垦的“新地”。如正统十年七月，咸吉道民人朴丁言曰“捕鹰甲山郡中江之地，误入一境，别有山川，自成一局，土地沃饶，人居可百余户”，故而世宗国王“遣礼曹佐郞李善老于平安、咸吉道求新地”。[29]次年九月，世宗国王又谕令平安道都观察使曰：“江界民金连来言，江界有新地……但遣司正崔讷体探之……其道路远近、居民多少，窥度以来。”[30]类似的史料记载还有很多，在此恕不一一赘列，但朝鲜方面在边疆地带开垦新地的努力于此可见一斑。

其次，朝鲜还屡屡有解禁措施，允许义州边民进入鸭绿江中的诸岛屿，从事农业生产。朝鲜出于阻断本国边民与辽东边民私相往来的目的，故而曾多次下令，禁止义州边民前往鸭绿江中的岛屿耕种，但是为了解决“粮荒”问题，又不得不多次给予解禁。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户曹据平安道敬差官的报告，启于世宗国王曰：

义州于赤岛，自壬寅年以鸭绿江外禁耕，然此岛之外，更有四江隔之，未可以彼地论，且义州城内居民，皆于此岛耕种以资其生，乞仍旧许民入耕收租。[31]

世宗国王鉴于时下的形势，只好赞同了户曹的建议。又如正统十年（1445）三月，平安道都观察使赵克宽启曰：“义州可耕之地本少，民皆耕威化、黔同及于赤岛之田以生。自禁耕三岛以来，民生艰苦，请依旧耕作”，对此议政府合议后启曰：“《六典》誊录越耕禁止条，义州狄江内于赤岛勿并禁止，审检收租，且威化、黔同岛在于赤岛之下，贼路尤为遥隔，宜从观察使所启。”[32]这一建议同样得到了世宗国王的首肯。

最后，朝鲜方面还允许本国边民越过鸭绿江，在国境之外从事种植活动。但毕竟是越境生产，故而在实际行动时还是较为审慎的。如永乐七年（1409）正月，太宗国王听从都巡问使的建议，下令“自义州至江界并江居民，欲于彼岸朝往夕来之地耕种者，听”[33]。又如宣德七年（1432）正月，户曹启曰：“义州、昌城、碧潼、理山、江界、朔州等处居民，越江耕田便否及越耕田收租可否，议于政府诸曹，或言可，或言不可”，世宗国王则答复曰：“上项诸郡居民，因越耕之禁，生理为难，可限十里，毋禁越耕，其收租，减常式之半”。[34]

其三，为了确保两国使行往来的顺利成行，平安道还需为两国使团提供诸多支应以及安全保护。如朝鲜使团一行所需用的干粮（粳米），按朝鲜王朝的制度规定是由平安道地方负责供应的，当然平安道地方不仅仅是只向使行人员供应干粮而已，实际上其供给的对象以及物资是非常复杂多样的。[35]每当明朝使团来朝鲜，朝鲜方面还要在义州、安州、平壤、黄州、留后司等五处设宴迎慰与饯慰，[36]平安道各级官员也要“各具朝服出迎，执事者具仪仗……乐工具鼓乐，前导至馆门”，极尽逢迎之意。[37]

平安道地方对于朝鲜赴明使团的又一重要任务即是负责于辽东“东八站”护送与逢迎使团，从而确保使行往来的安全。特别是宣德朝以降，女真各部与朝鲜以及明朝的矛盾日益加深，女真人侵扰边境的事件亦不时发生，尤其是当朝鲜几度对女真施以军事强力手段之后，女真人愤而扬言欲在“东八站”邀截朝鲜使团给予报复，由此朝鲜派遣军队于“东八站”地方护送本国使团便显得尤为必要，并最终成为一项制度得以固定下来。

二、中朝关系的发展强化了边疆安全及开发

明代中朝两国边疆地带的安全及开发建设，无疑为两国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安全以及物质上的保障。随着两国关系的日益融洽，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两国边疆地带的安全环境与开发建设。

（一）辽东边疆安全及开发的强化

首先，随着明代中朝宗藩关系的日益密切，双方在边疆安全这一问题上逐渐加强了合作，即双方建立起了军事情报的交流机制。朝鲜方面在得到倭寇或是女真人即将进犯辽东的情报后，会第一时间将情报告知辽东地方，这便使得辽东方面可以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并最终战胜来犯之敌。如永乐十七年（1419），朝鲜事先得到大股倭寇将侵犯辽东沿海的情报，世宗国王遂命令千秋使成揜到辽东后将此“倭情”报与辽东总兵官知道。[38]辽东总兵官刘江在得到朝鲜使臣的情报后，抢在倭寇到来之前于望海埚地方布置好伏兵以逸待劳，最终斩首一千余级、生擒数百人，此役倭寇几乎全军覆没，无一得脱，史称“望海埚大捷”。[39]朝鲜还多次向辽东地方通报女真人将要入寇辽东的情报，这些举措无疑都为辽东边疆的安全环境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协助。

为了惩戒建州女真对辽东地方的频繁寇掠，成化年间明朝曾两度派兵征伐以李满住为首的建州三卫。而在这两次军事行动中，朝鲜军队都被明朝征调以参与到联合作战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建州女真中最具有实力和声望的首领李满住也是被朝鲜军队袭杀的。[40]此外，万历末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后，在明朝征剿努尔哈赤的“萨尔浒之役”中，朝鲜也曾派出一万余军队参与到东路军的战斗序列。朝鲜方面直接出兵协助明朝军队对女真人联合作战，这对于辽东边疆的安全有着不容低估的积极意义。

其次，中朝两国关系的发展也促进了辽东地方的进一步开发。因为朝鲜使团频繁途经辽东地方，使行贸易盛行，特别是以“中江开市”为代表的边境公、私贸易的发展，[41]极大地提升了“东八站”等辽东地方的商业活跃程度。同样以“东八站”地方为例，明初时此地人烟断绝，草木丛生，而且野兽潜伏出没，完全是一副未经过开发的原生态景象，但是为了确保两国使行往来的安全与便利，明朝在“东八站”地区广修城堡，随之迁移人口来此定居，并大力开辟农田、发展生产。据朝鲜使臣的《朝天录》所载：“（东八站）山原平广，土脉膏润，辟田野坦道路，鸡犬相闻，牛羊布牧，居民疏密”,“里落相望，民皆乐业，颇有田园之趣，不比边塞之地”。[42]相比于明初时的荒芜景象，其农业开发之状况甚为可观。

（二）朝鲜边疆地带安全及开发的强化

首先，由于双方建立起了关于军事情报的相互交流机制，明朝方面在事先得到女真人或其他军事集团将要寇掠朝鲜边境的情报之后，也会在第一时间令辽东都司向朝鲜方面通告相关情况，[43]这便使得朝鲜平安道及咸吉道驻防军队可以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并最终挫败女真人等外部势力的入寇行动。如宣德九年（1434）十一月，世宗国王传旨咸吉道监司曰：

都节（制）使通事韩德生回自辽东曰，镇抚王永言，海西罗郎哈使人言曰，吾等率近处蛇笼哈三百余名，令十一月十二月间，欲向朝鲜国掳掠。王永之言，未委虚实，然谨慎固守，以应其变。[44]

辽东方面此次向朝鲜通报的女真人的寇掠情报，其真实性是否最后得到验证，因史料记载阙如，笔者无从考实。但辽东方面通常是以辽东都司的名义直接移咨朝鲜国王，或是辽东总兵官及都司官员要求途经辽东地方的朝鲜使臣向本国转达“虏情”。[45]如弘治九年（1496）八月，辽东都司移咨曰：

辽东都指挥使为夷情事……有建州左卫女真答哈前来抚顺买卖说称，有我们地方上寄住毛邻（怜）夷人王撒路男卜良（阿），这月里，带领四十只船往朝鲜地方偷抢，未曾回还，我来报说知道……为此除外合咨前去，烦助批文内事，遵依隄备施行，具由咨报，须至咨者。[46]

两国交往自不能以儿戏视之，辽东都司官员以移咨的方式向朝鲜方面通报“虏情”，自然是对情报的真实性有着一定的把握，才会以正式公文的形式通报给朝鲜。朝鲜方面在得到辽东都司的“虏情”通报咨文后，也往往会给予重视，下令边将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力度。尤其是此次辽东都司通报的消息与之前朝鲜平安道地方获得的“虏情”情报极为吻合，因此朝鲜方面更是格外注意。议政府大臣及知边事官员合议后向国王燕山君建议：

今观满浦所报之言，辽东移咨之语，彼贼常图作耗无疑矣。今防戍不可不谨，当速倍前措置，军官量宜下送，令节度使于孤单之处，分遣防戍，使不疎虞。贼若犯边，乘机应变，不损国威。且辽东都司处，斯速回咨，兼致喜谢之情。[47]

由此可见，辽东地方送朝鲜的“虏情”通报对于朝鲜边疆地带安全环境的建设有着相当重要的积极意义。

其次，两国关系的融洽也促进了朝鲜边疆地方的进一步开发。如平安道作为朝鲜的国之西门，是明朝使团进入朝鲜的第一站，故而大力开发，以示美于明朝使团，此亦是朝鲜君臣的迫切期望。朝鲜方面曾将义州邻近的定宁郡罢撤，而归并于义州，从而增加义州的人口，使其成为西方巨镇。[48]可见，平安道地方因是明朝使团的必经之地，所以得到了朝鲜方面的政策性倾斜，使其获得较大程度的发展。

朝鲜还通过从南方诸道迁徙人口的举措，充实平安道等边疆地带。[49]此外，又在边地实行屯田等措施，[50]使得平安、咸吉两道的农业发展水平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为了对明外交的顺利开展，朝鲜还在边疆地带兴起文化建设，如提倡儒学、创办学校，等等。永乐四年（1406）三月，太宗国王听从西北面都巡问使赵璞的建议，在“义州、泥城、江界等处，置儒学教授官”。[51]宣德三年（1428）十二月，礼曹启曰：

义州，朝廷使臣往来之所，而无训导译语之法，通译语者甚少，请依平壤府例，置译学训导，聚本州及邻近各官自愿生徒，教以汉文汉语，择其成材者，量授平壤土官。[52]

世宗国王对礼曹的建议表示赞同，正统二年（1437）七月，他又听从议政府的建议，在咸吉道新设的会宁、钟城、孔城等邑开设学校,“钟城、孔城，姑择道内之人，差学长，会宁府乃大邑，宜依庆源例差教导”[53]。

明朝前期，按照中朝两国宗藩关系的制度规定，朝鲜每年需要向明朝进贡金银器若干，即“白银七百两、黄金一百五十两”[54]。然而当时朝鲜本国由于金银勘探及开采技术较为落后，常常为金银器的进贡事宜感到捉襟见肘。太宗国王曾言于其臣下曰：“事大之国，金银不可无也……本国不产金银，而岁贡上国共七百余两，深为可虑。”[55]但是随着朝鲜国勘探和开采矿产技术的日益成熟，又逐渐探明咸吉、平安两道是朝鲜国内金银储量较为丰富的区域，尤其是咸吉道的端川地方，不仅出产量较大，而且所产之银纯度高，品质上乘。[56]虽然朝鲜后来被明朝免去每岁金银之贡，但是端川等地的采银产业却得以持续发展，[57]中宗国王在位时期还一度下令允许开采以补“咸镜道军需不敷”[5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端川之银由于被朝鲜使团私自携带而大量流入明朝，“通事辈，端川银两冒禁挟去，故中国人皆云，非端川银不可”，[59]端川银矿开采的繁荣情形于此亦可见一斑。

三、余论

边疆地带安全环境的建立及维护、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同明代中朝两国之间的交往存在着显著的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边疆地带的安全及开发建设，为两国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安全以及物质上的保障，而随着两国关系的日益融洽，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两国边疆地带的安全环境与开发建设。那么，在此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边疆地带的安全及开发同邻国之间交往的互动关系，到底是仅存在于明代中朝两国之间的一个特例，还是古代东亚地区邻国之间交往过程中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笔者结合其他学界前辈的相关研究成果，认为答案是后者。

关于边疆地区安全与开发同中外关系的良性互动，从横向上来看，有明代的福建地区之于明朝同其属国琉球的交往，也有两广和云南地区之于明朝同属国安南之间的交往；再从纵向上来看，有元代的辽阳行省之于元朝与高丽的外交，又有清代的盛京将军辖区之于清朝与朝鲜的交涉。这些边疆区域虽然在重要程度上不一定都可以与辽东都司和平安道地方对于明代中朝两国间外交的作用上同日而语，但它们的安全与开发建设，也都无一例外地同相关邻国之间的交往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60]

据南炳文先生的研究，明初为维护南部边疆地带的安宁，明朝同南海邻国之间就进行过富有成效的合作，如洪武十七年（1384）云南驻守军士出现粮饷困难，安南国紧急助粮五千石；又如洪武六年（1373）南海海寇活动日益猖獗，占城国则协助明朝进行弹压。[61]另据李莉女士的研究，明清时期福建地方官在福州建有专门供琉球国使团寓住的“琉球馆’，“琉球馆”在为使团提供食宿服务的同时，还是福建地方和琉球使团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场所。[62]此外，根据张杰先生的研究，清代中朝两国通过在边境地带的“中江”开展互市贸易，不仅促进了边疆地带贸易活动的繁荣，两国之间也在互通有无的商品交换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政治经济联系。[63]诚然，以上还仅仅是中外学人对于这一议题的一些分散的、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因此对其所蕴含的普遍性意义值得我们去更深层次地挖掘，笔者亦将会在日后的研究中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边疆地带的开发与建设，有时也不免会引发邻国方面的某些担忧。如未定边界的最终划定问题、人员跨境流动和边民犯罪问题等，这些担忧并非都是杞人忧天，而是稍有不慎即可能引起摩擦，甚至对两国的关系造成更大的损害。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毕竟是发展的支流，是完全可以凭借政治智慧给予妥善处理的。例如朝鲜方面起初对于明朝开发“东八站”地区、修建辽东边墙也有着一定的顾虑和担忧，好在双方始终保持着有效的沟通渠道，及时化解了误会。其结果是，有明一代，朝鲜“入贡尤谨恪，为诸国最”[64]，“天朝（明朝）亦厚礼之，异于他蕃”[65]，这是明代中朝关系和谐发展的生动写照。

总之，边疆地带安全环境的建立及维护、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同邻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而且这一特征在古代东亚地区还具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即使是在21世纪的当下，其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性意义，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作者王桂东（1985-),男，吉林长春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北边疆民族史。原文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2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