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个阶段，武则天运用种种手段，对世家贵族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削弱。但武则天的时代结束以后，帝国经历了短暂的动荡。随后，世家贵族卷土重来，玄宗放弃了武则天对宰相的迫害政策，并让他们能够任职多年——这些宰相主要由世家贵族来担任，而武则天所倚重的、来自东北的科举官员被西北世家的推举官员取代——对世家贵族的笼络让唐玄宗得到文人学士的盛赞。

但是，朝廷内部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随着自然灾害、通货膨胀、以及边疆威胁的发生和加剧，帝国需要更多的税收和人力，而世家贵族为增强自身影响，也需要掌握更多的财富和人力资源，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是一种无法调和的零和博弈。

因此，唐玄宗不得不恢复武则天时期的战略方向——但比起武则天，他的做法相对柔和，从侧面而非直接进行削弱，但大多遗患无穷。最早执行的一个条例是，玄宗任命宇文融等人为监察御史，负责将不入政府户籍的农民重新归入户籍，这些农民为逃避兵役和徭役，托庇于世家大族。

到公元736年，以李林甫就职宰相为标志，皇室与世家贵族开始全面的冲突，李林甫以恶毒的手段打压世家贵族，将其中有能力的人全部清除，留下“口蜜腹剑”的成语典故，这种激进的方略大大削弱了世家贵族的权力，但也影响到政府的效率和朝廷的威望，引发了后来的危机。

增加节度使权力是另一项后患无穷的政策，武则天时期，节度使的权力仅止于军事，但唐玄宗很快就意识到。节度使能够从根本上削弱世家贵族的影响。他们为了应付边疆战争，想方设法减少掣肘，不断接收地方上的财政，扩大其影响和兵源，于是，唐玄宗开始推波助澜，使藩镇成为了实际的自治王国，这种变化使得东汉以来，根深蒂固的世家贵族势力遭逢致命打击，他们势力根基被藩镇破坏。

这种情况在公元7世纪40年代再度得到加强，李林甫被任命为西北节度使，以此削弱世家贵族的领袖——关陇士族，但在关陇士族的影响下，李林甫无法赴任。很快，唐玄宗进行了更为激进的反击，他罢免了几乎所有的汉族节度使（仅保留四川），改由异族首领充任。这使得世家贵族在军事上的影响几乎丧失殆尽，但真正掌握兵权的人却与朝廷并无多大的利益纠葛，他们与朝廷的联系仅在于个人间的联系。

唐玄宗意识到这种现象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削弱世家贵族之后，开始提拔杨国忠以限制藩镇权力——为杨氏兄妹的不幸拉开了序幕。由于杨国忠出身贫寒，无论在朝廷还是地方都没有影响力，他只能效忠于玄宗皇帝，按照皇帝意志办事。唐玄宗则不顾朝臣的压力，宠幸杨贵妃，借由宫廷势力，让杨国忠的升迁如履平地，并对李林甫构成了威胁。

鉴于唐玄宗的策略，杨国忠与藩镇将领势如水火，安禄山控制着帝国在东北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朝廷则有李林甫作为依靠，但随着李林甫的权力向杨国忠转移，他开始担心被皇帝清算，加大了对朝廷进贡力度，并拜杨贵妃做义母。然而，杨国忠只是唐玄宗用来制衡藩镇的一枚棋子，他只能继续加强对藩镇的约束，并将矛头指向最强大的藩镇将领——安禄山。

于是，安禄山开始招兵买马，加强自身实力，这些反常的举动被朝廷安插在东北的眼线向杨国忠一一汇报，杨国忠立即向唐玄宗告发。公元754年，唐玄宗试图将安禄山升为宰相，将其调离东北，在朝廷任职。安禄山欣然允诺，但此时的杨国忠犯下了第一个大错误，他阻止了玄宗皇帝的这一决定。

安禄山生性多疑，害怕被朝廷清算，返回东北后，终于下定决心，以“清君侧”之名，于公元755年起兵反唐，矛头直指杨国忠。宣布效忠皇帝的节度使们立刻派兵增援，但他们各自为战，缺乏协调。此时的杨国忠犯下了第二个大错误，他并未采取“恩赏”的方式进行拉拢，而是从朝廷派遣将军，试图指挥这些军队。节度使们岂会将兵权拱手相让，一番争执后，多数节度使率兵返还，仅有郭子仪等人愿意协助朝廷抗敌。

尚在关陇士族手中的西北军队开始守卫潼关——这是为数不多仍旧忠于皇帝的军队，他们与李唐皇室关系密切。由于安禄山未能完全控制补给线，后方接连失火，藩镇或为扩大自己的地盘，或为向朝廷效忠，开始频繁攻击安禄山缺乏守备的后方，安禄山的叛乱似乎在6个月后就要被平定了。

然而，此时的杨国忠犯下了第三个大错误，他担心关陇士族会重新获得旧有的权力和地位，因此劝说唐玄宗主动出击，唐军遭遇伏击，全军覆没。紧接着，杨国忠犯下了第四个大错误，危难之际，他并未设法团结关陇士族，而是劝说玄宗到远离关陇的四川逃难。

但是，军队仍旧掌控在关陇士族手中，他们忍耐已达到极限，当唐玄宗离开长安后，立刻发动兵变，逼迫唐玄宗处决了杨氏兄妹——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对唐玄宗失望透顶的关陇士族转而支持太子，新皇帝在关中抵御叛军，并为国家的中兴而努力。至此，唐玄宗失去了所有的支持——包括扶持他登上帝位的关陇士族。他只得承认这一即成事实，作为太上皇渡过余生。

杨氏兄妹的悲剧在于，他们处于大唐各种核心矛盾爆发的节骨眼上，以及风暴中心。他们在地方上并无支持，其权威只能依赖于唐玄宗。但由于唐玄宗对世家贵族的削弱政策，朝廷和世家贵族已逐渐疏远，其支持度大不如前。同时，节度使借势崛起，却脱离了朝廷的掌控，最终给大唐帝国灾难性的影响。

这些恶果本是可以得到避免的，但平步青云的杨国忠缺乏逆境煅炼，他习惯于通过内廷权威解决问题，导致在重大决策上屡屡出现本不该出现的问题，使得朝廷陷入被动，反过来削弱了皇室。在这些过程中，我们很难分辨，到底有多少是出于帝国的需要，还有多少是杨国忠保障自身权威的需要。

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帝国兴废的重要关头，他仍然不知变通，继续窝里斗，打压限制关陇士族，使得支撑皇帝的最后一支重要力量转变了态度，也让自家兄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因此，若从帝国的得失而言，杨氏兄妹都必须为大唐帝国的由盛转衰承担相应责任——正是他们不合时宜的举措和政令，才让帝国一步步走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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