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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11月24日傍晚，重走晋商万里茶路采访团结束包头的采访，抵达呼和浩特市。刚下车就受到了内蒙古山西商会的热烈欢迎，虽然天气寒冷，但在异地见到山西老乡，心里还是暖暖的。

▲呼市街头的驼队雕塑。

呼和浩特市是北上草原、西行大漠、南观黄河、东眺京津的重要旅游集散中心之一。有战国赵、秦汉、明朝的古长城；有北魏盛乐古城遗址；有见证胡汉和亲、被誉为民族团结象征金字塔的昭君博物院；有黄教寺庙大召。有清朝管辖漠南、漠北等地的将军衙署；有现存中国和世界唯一的蒙古文标注的天文石刻图的金钢座舍利宝塔；有辽代万部华严经塔（白塔）；有清康熙帝六女儿和硕恪靖公主府；有号称“召城瑰宝”的席力图召。

▲大召寺，汉名“无量寺”。

数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北方最有名气的佛刹之一，

现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内蒙古博物院，和蔼可亲的老院长塔拉，详细介绍了呼和浩特在万里茶路上的历史地位，让采访团观看了馆内珍藏的当年晋商使用的广告宣传单、在茶叶里放置的商标、账本等。

“一个大盛魁，半座归化城”。走访大盛魁、元盛德遗址，文物资料介绍和研究者们的讲述，为我们揭开了尘封的历史记忆。大盛魁是最著名的旅蒙商号，也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股份制企业，由清代山西人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三个普通小贩开办，他们最初都是在草原上走包串户的货郎。晋商称雄数百年，离不开勤劳质朴、诚实守信、创新思变的传统，无论是著名的祁县乔家、榆次常家、灵石王家，还是大盛魁，都离不开这样的品质。

▲在内蒙古博物院发现晋商运货的账本。

呼和浩特好比茶路上的一座灯塔，照亮南来北往的茶商。在万里茶路鼎盛时期，呼和浩特曾经聚集了20万峰骆驼，是一座地地道道的驼城。四通八达的驼道使呼和浩特成为八方通衢之地。无论是中原、南方诸地，还是遥远的欧洲城市莫斯科，人们对归化城（呼和浩特旧称）这个名字都不陌生。这一切充分证明了呼和浩特在万里茶路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万里茶道”上商队使用的

铜印、皮驮箱、铁驼铃等。

山西人的另一种生存

向死而生走口外

谋生立业到归绥

过雁门关，闯杀虎口，从晋北继续北行就到了“口外”。旧时，山西多地连逢大旱，“走口外”便成了一条生路，也是寄托希望的所在。风餐露宿、爬冰卧雪、生死与共，大量山西人陆续抵达呼和浩特、包头等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学手艺、拉骆驼、做买卖……

对老一代呼和浩特人来说，山西从不陌生，更不遥远。走在当地的街上，总能寻找到山西印迹，遇到山西人或者祖籍山西的内蒙古人。

这里的人爽朗、热情、厚道，建筑风貌、民俗习惯、口音、饮食等与山西相近，让采访团成员一下子对这座城市熟稔起来。

▲呼和浩特大召释迦八塔，

此八塔是为了纪念佛祖释迦牟尼一生的八大功德而建造。

历史上的“山西归绥道”

呼和浩特，通称呼市，它是解放后绥蒙合并的名称。旧时，又叫归绥城，即归化城与绥远城合并。

呼和浩特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城市，以呼和浩特为中心，辐射周边，直达草原贸易，搭起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明的桥梁。曾经，贸易往来的客商们，奠定了呼和浩特国际商都的地位。当地人称这些商人为“旅蒙商人”，旅蒙商人顺延内蒙一路向北，将生意做到了蒙、俄以及延伸至欧洲。

在老呼和浩特人心中，有这样的画面：在归化城，骆驼比人多；在绥远城，马比人多。这是因为，很久以前，晋商商号大部分在归化城，而满族八旗兵主要在绥远城。

呼市话和太原话很相似，石头剪子布，读“猜齐齐”。小罐，读“钵钵”。小伙子称之为“后生”，形容人虚伪为“假眉三道”。采访团一行来到呼和浩特，走街串巷，正如回到“家乡”一般熟悉。当地文化名人曹建成和樊肃成介绍，呼市老城也就是大家说的归化城，“山西味儿”更重一些，归绥道在清朝时期属山西管辖范围，道台衙门就在归化城，也是人们说的呼和浩特旧城。

此外，还有冀宁道、雁平道、河东道，呼和浩特很多汉语方言也是山西话演变过来的，除了与太原话相近，还有西口语言带过来的晋语系方言、大包片方言和张呼片方言。呼市话细分，宁武话、大同话等晋语都能寻到遗迹，比如谝（音pie），“作甚”，干得不错叫“真油呢”，角落叫“旮旯旯”，有本事叫“日能”。

樊肃成介绍，呼市话汉语方言也是民族融合，有蒙语、回族语，还有绥远城里与“京腔”接近的满族语。樊肃成是老呼市人，当时就住在繁华的老城区，其实他的祖籍是山西原平。樊肃成表示，晋蒙一家亲，这是血缘之亲，也是文明融合之亲。

▲呼市的得胜街，

在我省大同市有一个堡叫“得胜堡”

归绥城里的“街巷文化”

西口文化在内蒙古的影响很深。曹建成说，不仅呼和浩特历史上曾归属山西管辖，还有“走西口”的山西人带来太多的晋文化。一个城市的文明除了流通的方言外，还有那些老街、官巷、民居的命名。

万里茶路上的归化城，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地方，也被视为晋商崛起的发祥地之一。老呼市人心里，更是将归化城视为“平安之城”，解读为“归化城，归化城，很多灾难归到这里就会化了”。1986年，呼和浩特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老街、老字号、老文物分不开。

▲元盛德的这处四合院，迄今为止保存完好，

多年来未作任何添建改动，维修也很少，

历经百年沧桑，至今还保持了原有的建筑风格，

代表了清代归化城（呼和浩特旧称）居民的建筑特点。

“在呼市，巷，通常读‘hang’，街巷文化成为城市重要的记忆。”樊肃成带领着采访团来到了归化城大召寺西墙往北位置一个路牌旁，只见这个蓝色的路牌上面写着“宁武街”。据说当年这里居住的山西宁武人特别多，便叫为宁武巷，现在又更名为宁武街。此外，还有席力图召东南方向的定襄巷、通顺南街的寿阳巷，萨拉齐有大同巷、忻州巷。而位于呼和浩特周边的代州坟、榆次营子、祁县营子、五台营子、崞县营子等，也是以山西地市区县名城所命名。

呼和浩特街道还有与近邻大同市城区街道完全同名的命名，比如大东街、大西街、大北街、大南街、太平街、大什字、四眼井巷、城隍庙街等街道，街道同名，这些也是地缘近亲。随着归绥城贸易兴盛，许多老街巷名字还会以老字号而来，比如日盛茂街、聚隆昌街等。

老街老巷，还有那些“讨生计”“学手艺”“吆喝叫卖”的山西人身影，长治县剃头匠、定襄县和大同的铁匠、原平杠房匠和水果商贩、平遥粮油商贩、祁县豆腐郎、五台县泥瓦匠等，来自大同的“崔铁炉”更成为呼和浩特老字号代表之一。

如今，呼和浩特早已不是归化城、绥远城之划分，旧城、新城记忆停留在了老一代人们心里，许多新的建筑、新街道、新牌坊，都盖去了“老痕迹”，但那些老街道、老街坊却成为了城市里不可磨灭的记忆。

舌尖上的“晋蒙文化”

呼和浩特，还称“青城”，蒙古语解读为“青色的城市”，四处都是青砖石、天空蓝。后来，当地百姓也会理解为一座“青砖茶之城”。

呼和浩特不生产茶，但是家家户户都饮茶。呼和浩特百姓生活中最常见的茶为青砖茶，以羊楼洞、赵李桥青砖茶最常见，以晋商万里茶路上开拓的“川”字牌茶最为盛，内蒙古奶茶就是以青砖茶为基底，进行熬制。

此外，大部分居民喜爱喝小叶搬砖茶，坊间还传：“小叶搬砖，喝得心宽。”其实，山西很多地区也是以茉莉花茶饮为主，介休、宁武、应县、运城等地都有茉莉花茶饮习惯。现在，呼和浩特人开始从青砖茶逐步到喝红茶，居民家里除奶茶之外，也以现泡红茶为主要待客方式。

一壶奶茶，再配上几笼屉烧麦，开启一天惬意的呼和浩特生活。旧时，烧麦也习惯用“稍美”二字，当地人还称吃烧麦称为“喝茶”“喝稍美”。

曹建成和樊肃成介绍，归化旧城呼市人们心里的味道与醋息息相关，那种醋味儿也是晋味道。吃烧麦、吃莜面配醋料……在玉泉区，当年还有一条不足百米的街道名为晋阳楼巷，就是山西菜馆命名而来；还有祁县人开的呼和浩特老字号“麦香村”饭庄，过油肉、铜锅仔、莜面墩墩、晋中剔鱼子、拿糕、红面擦擦、大同浑源凉粉、焖面……晋商巨贾从外归来或出发前，总会到这样的山西菜馆，来一桌热腾腾的家乡菜。

很多晋菜随着走西口，落户在归化城，成为呼和浩特城市烙印。如今，过油肉仍为老呼市人最爱的传统炒菜之一，西口味道逐步改良，结合当地水土，成为新味觉记忆。

大盛魁账房先生题名的“召院匾额”

说到呼和浩特，必须提及召庙，“召”在藏语里有寺庙之意。“七大召、八大召、七十二个免名召”，有学者将“免名召”称为“绵绵召”，与大同当地盛传的“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个绵绵巷”相呼应。

“大召”和“小召”（已毁）、席力图召、五塔寺等召庙构成了奇特召庙景观。呼和浩特也因召庙多，一度被称为“召城”。如今，召庙所剩不多，但也是代表性建筑，成为万里茶路呼和浩特段A类申遗点。

▲“一个大盛魁，半座归化城”。

大盛魁是内蒙古最著名的旅蒙商号。

该商号由清代山西人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三个普通小贩开办，

最初他们都是在草原上走包串户的货郎。

召庙与晋商渊源至深。当时，盛行一极的晋商们驻扎于此，开着商行、商铺、票号，并乐善好施，为附近召庙集资募捐。呼和浩特召庙盛传的名匾，都与榆次人王用桢相关。

王用桢是名誉天下晋商老字号“大盛魁”的账房先生，也是一名书法家。席力图召菩提过殿门上写着“阴山古刹”的匾额，大召寺“九边第一泉”匾额均出自他手，“九边第一泉”匾额也是当时400多家商户“饮水思源”，感恩玉泉井所集资敬献。

▲大盛魁商号里收藏的各种老物件。

从商道义之一乃感恩，关于“九边第一泉”还有一种说法，当时王用桢用木棍裹着棉花球，蘸着墨汁所提。九边，则指当时榆林、宁夏、甘肃、宣化等九个重镇，不幸的是，当时亲笔书写的匾额早已被拆，现存均为后人复刻仿制留存。

▲漠南第一府“将军衙署”，

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地位等级最高的

清代边疆驻防将军府。

延伸 阅读

明末以来移民与归绥地区

汉族方言演化的关系

文/牛淑贞

方言是语言的一种地方变体，也是反映地方社会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较之以往纯语言学范畴的研究，周振鹤等人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在方言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方面的有益探索，为后学进行相关的个案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

本文的研究就是基于以往归绥方言纯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在周振鹤等人的移民与方言演化理论的指导下，对其移民特征与汉族方言在多民族聚居环境下的演变情况予以探讨。

归绥地区大致相当于 今呼和浩特地区，其汉语方言内部差别较大，有此地话、回民话及满洲话之分。 此地话是指归绥地区的汉族人所讲的汉语； 回民话是指回民所讲的汉语；而 满洲话主要是指绥远城的旗人所讲的汉语。归绥地区汉语方言的演化与其移民特征之间有密切关系。而移民特征是指移民数量的多少、迁徙过程的长短、迁徙距离的远近，以及移民原居地和新居地的情况等。

方言演化既指移民方言的种种变异，也指土著方言所受到的种种影响。归绥地区的移民特征复杂，使其方言演化成不同的形态。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对移民特征与汉族方言演化的关系进行剖析，它与其他汉语方言间的关系将另文探讨。

01

▲席力图召寺前的木牌楼

席力图召（延寿寺）位置在呼市的旧城

明嘉靖年间，“虏中多半汉人，或因饥馑困饿，或因官司剥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 这是汉族人第一次大规模迁入归绥地区。

嘉靖三年(1524)和十二年(1533)，明大同守军两次兵变，“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诸部”。“自癸巳大同叛卒出走虏，寻遣大臣抚之，益北走几千人。”俺答汗在多次请求与明朝通贡互市无果的情况下，有意识地掠夺汉人，以发展经济。如嘉庆二十五年(1546)，“玉林卫百户杨威为零骑所掠，驱之种艺”。不仅掳掠“丁壮有艺能者”，“妇女老丑者亦掳”。他还直接向明朝索取建城所需各业工匠。

三十年(1551)，白莲教徒赵全等“教以攻取之术，多诱华人为彼工作”。这些来自山西的白莲教徒“互相延引，党众到数千，虏割板升地家焉。自是之后，亡命者窟板升，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

三十四年(1555)，俺答“县(悬)书穹庐外”招纳边内汉人。于是，“边民黠知书者，诈称举人诸生，日诣虏帐，趾相错。俺答令富试之，能者使统众骑，否则给瓯脱地，令事锄耨。”白莲教徒李自馨投靠俺答后，“将伊阖户并概堡男妇三百二十余名，及衣物俱用车装载，跟随李自馨到于板升住种”。

三十八年(1559)，山西镇三千名士兵兵变失败后，“其众悉叛入虏中，居板升”。据呼和浩特市东郊万部华严经塔的第514条明人题记记载，嘉靖三十九年(1560)，山西崞县人段清的家乡被蒙古人攻占，“一家近枝六十五口杀死抢去，各散逃生，止(只)遗生一家大小五口，俯念斯文存留性命，路逢叔房二人、妹夫一人，并[向]恩人达耳汉处□，告拿□在此亦同受难。房叔段应期、段茂先、妹夫石枚、妻陈氏、幼男甲午儿官名段守鲁、长女双喜儿、次女赛喜儿后至”。

早在正德年间，“边人告饥，又苦于脧削，往往投入虏中”。由于“颇有苦所司之诛求，思虏中之佚乐”。归绥地区的轻赋政策与明廷的横征暴敛形成鲜明对照，“今闻虏筑板升以居我，推衣食以养我，岁种地，不过粟一囊、草数束，别无差役以忧我。而又旧时虏去人口，有亲戚朋友以看顾我。我与其死于饥饿，作枵腹鬼；死于兵刃，作断头鬼，而无宁随虏去，犹可得一活命也”。嘉靖年间，毗邻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山西等地的贫苦汉民，因“草地自在好过”而不断逃入。

▲归化城的城墙箭楼

呼市（旧称归绥）系归化、绥远二城组成。

那么，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迁入归绥地区的汉人究竟有多少？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山西白莲教徒叛归俺答，“驻边外古丰州地……众至数万”。《明史》也载：俺答“纳叛人赵全等据古丰州地，招亡命数万，屋居佃作”。方逢时称，俺答每年掳掠汉人千万。其中，赵全统三万人，李自馨统六千人，周元晋统三千人。其他头目各统一千人。谭纶称：“边民之陷没敌营，因而为用，即在板升一处且三万人，东自辽蓟，西至陕西，又不知其几矣！”《图书编》也载：“失板升者，其始人数尚少，今则生齿日繁。”以上这些描述性的说法，仅表明 迁往俺答部的汉民不断增多的事实，并不能得知其确数。

俺答封贡后，据赵全供称：“大小板升汉人可五万余人，其间白莲教可一万人，夷二千余人，皆有酋长。分部诸酋，少者六七百，多者八九百。”其中有大板升十二个，小板升三十二个。“既得状，然后知谍称数十万，于是谬矣。”即至隆庆四年(1570)，迁入俺答部的汉民有五万余人。此后，迁入的汉人更多，至万历十年(1582)，“板升夷人，众至十万”。

清沿明制，严格限制蒙汉边民擅自逾越长城，但在执行上就松弛多了。明朝长城是两个对立政权的分界线，而清朝长城只是一个国家里两个地区的分界线。因此， 清代出塞的汉民较明代超出多倍。

雍正九年(1731)，山西巡察励宗万称：“出口旧有禁例，近因我皇上德威远播，中外一家，归化城一带地土丰沃，大同等府居民出口耕种者甚多。”一般认为，清代汉人进入归绥地区始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人数大增。而巴依柯夫的报告显示， 汉人在顺治十三年(1656)已开始进入归绥地区。

实际上， 汉人早在天聪年间已进入归绥地区。天聪六年(1633)，皇太极出征察哈尔，察哈尔“举国惊恐无措”，林丹汗“率部众西奔，遣人赴归化城，尽徙其户口牲畜渡黄河”。因此，土默特部残余人众仅够编30个苏木，小顺义王为补足60个苏木的原额，下令只要有人能召集够150户编成一个苏木，就可担任该苏木佐领，子孙世袭。兵乱杀掠之后，人思团结自保，编入苏木的人不以蒙古族为限，很快就补足了30个苏木的缺额。

这次破例纳丁编佐的做法，使由山、陕等地流入的破产农民入了蒙籍。土默特地区有许多单纯汉姓家族的事实，足证其说。

▲归化城魁星楼

清朝入关后，尽管从总体上对蒙古实行封禁，限制汉民进入蒙地垦住，但是清廷为了保障对准战争的军需，及满足广建召庙、绥远驻防城所需工匠，主动招纳大量的汉人至归化城一带，或垦荒屯田，或随军贸易，或修建工程。

清廷为了保证平准战争所需军粮及时供应，在归化城一带大量屯田。康熙三十二年(1693)，红郡与黑河沿村共设13家庄头，每家垦地70顷，“至买代儿等村约计田二百余顷”。土地开垦的需要，为山、陕等近边汉民迁入该区提供了条件。雍正九年(1731)，大同等地居民出口耕种，甚至定居的人很多。但“向年出口之民，不止单身前去，竟将全家搬移出口，散居土默特各村落……归化城一处于两年前携家口者将及千家，年来已不下二千家。而归化城外尚有五百余村，更不知有几千家矣”。

乾隆初年，为了满足绥远城驻防官兵的粮食需求和归绥地区粮仓积贮，“土默特蒙古地亩俱招内地人民耕种”，由此形成了汉民涌入归绥地区的一次洪峰。乾隆十七至二十七年(1752-1762)，前往归绥地区垦种的内地汉人更多。如忻州人“家有余丁多分赴归化城谋生开垦”。

▲归化慈灯寺，俗称五塔寺。

政府主动招民垦种， “以裕民食而足兵粮”， 这是汉民进入归绥地区的合法途径。同时，随着土默特蒙古族的汉化及其在经济上对地租的深度依赖，他们也主动招纳汉人。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官兵“向不支给俸饷，惟资地亩以为养赡，各安驻牧拱卫边疆。无如蒙古民人不谙耕种。自军兴以来，与归化城民人聚居，鲜衣美食渐染成风，滋生日广，用度日繁，所有地亩典给民人”。

而毗邻的山西省地窄人稠，无地可耕的汉民纷纷前往归化城土默特租种土地。蒙古官兵依靠土地生活，却不习农作，因此他们很欢迎这些汉民。这也是汉民得以在归绥地区立足的原因。

归绥道阿克达春曾称，土默特部靠近边内，“其服食起居，竟与内地民人无异，渐至惰窳成性，有地而不习耕耘，无畜而难为孳牧。惟赖汉人垦种其地，始籍有粮可食，有租可用。故现在该蒙古以耕牧为生者十之二三，籍租课为生者十之七八。至该旗所谓游牧地、户口地者，自康熙年间以来，久已陆续租给民人，以田以宅，二百年子兹矣。该民人等久以长其子孙，成其村落，各厅民户何止烟火万家。此等寄民即不编籍，亦成土著。历年既久，寄民渐多”。

光绪二年(1876)，绥远将军善庆等仍称，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族向以耕牧为生，“国初时各有户口地亩得食屯租，该旗发兵等籍资养赡，迄今二百余年，汉民租垦寄居蒙地”。贻谷也称，该地区“所有官兵各分世产，皆不善自经营，任客民寄居，或建筑田庐，或开设铺户”。

清末，在清廷放垦蒙地政策以及内地自然灾害的推动下，又有大量的汉民涌入归绥地区。1921年平绥铁路通车后，便利的交通更促进了汉民的迁入。这些人开始属于流动人口，经年之后，生活有了根基，便定居下来。

明末以至清康乾年间于归绥地区掀起扩旧增新、大建召庙之风。蒙古王公招徕山、陕等地的大批工匠和农民前来兴修召庙。乾隆初年建绥远城时，内地汉民“因归化城兴此巨工(绥远城)，闻风攒集”。而负责工程事务及修城匠人首先在归化城招选，“不够可在山西招选”。

清准战争开始后，以晋商为主的大量汉商进入塞外开展随军贸易。“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著故也。其筑城驻兵处，则建室集货。行营迭剿，时也尾随前进。”战后，晋商利用在随军贸易中积累的人脉以及长城内外的和平局面，扩大了塞外贸易的规模和范围。

雍正六年(1728)，山西巡抚石磷称：“自我朝定鼎，中外一统，口外归化城即为贸易之所，商民往来，交易日盛。”如山西左云，“土著之民合伙贸易于邑城者甚少，大半皆往归化城，开设生理或寻人之铺以贸易，往往二三年不归……且有以贸易迁居大半，与蒙古人通交结，其利甚厚，故乐于去故乡而适他邑也”。内地其他地方的人，也有迁往归化城经商的。

那么，这些以各种原因迁入归绥地区的汉民究竟有多少？在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关史料中，大多是一些描述性的记录，缺少准确的数字。

如雍正年间，“晋省边外归化城地方，五方杂处，商民辐辏，城外店铺居民烟火万家，且膏腴沃野，地宜忝谷，种田之人不下数万”。

乾隆四年(1739)，绥远城左翼副都统甘国璧称：“绥远城一带为备边重地，兵民商贾不下五六十万。”七年(1742)，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等称：“数十年以来民人聚集归化城贸易，并携眷在各村与蒙古杂处种地者四五十万。”十九年(1754)，归化城一带，“蒙古内地民人错杂居住，不下数十万户”。

光绪十年(1884)，归绥“各厅民户，何止烟火万家”，“士农工商数十万户”。二十二年(1896)，归化城厅“五路除召庙、衙署、公所空房空门蒙古不计人口外”，所有铺户居民人等男女大小共27288口，四乡男女共76575口。

1915年，归化城商埠地有“居民约万余户，商家三千余户”。1923年，归化城一带的人口约有七万至八万名，“山西省人烟稠密之地，殆以此为首”。

山西移民从明嘉靖初年以来不断地迁入归绥地区，其人数累计起来，应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他们构成了当地汉族居民的主体。

“绥远(包括归化地区)汉族约占十分之六，多来自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甘肃等省，多于有清中叶移来，山西人数居各省之首。”可见，包括归绥在内的绥远地区的汉族人最初大都来自山西，而其中“尤以晋北各州县为繁，惟绥西五原、临河、安北各县局，则颇多陕西、河北两省籍者，其他各县，几全为晋民。盖以壤地相接，移垦便利，故人民辐辏云集，俨然成聚”。

归绥地区乃至绥远省的汉族移民以山西移民为多数，是由于“壤地相接”，在直晋秦三边“惟土默特横亘其中”。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在塞外而言社会经济颇为发达的归绥地区成为大量晋民的迁入地。与山西省毗连的其他省份，均为文化较高、人口过剩之区区，只有北邻绥远，“原为一未尽开辟之地……一变为山西人口之倾泻地”。如和林格尔的汉民多为忻州、代州、祁县、太谷、阳曲、大同、左云、平鲁等县的移民。清水河厅的汉民也多来自内地，“而附近边墙偏关、平鲁二县人为尤多”。内地其他省份的人也有迁来归绥地区的，但数量较少。

以上主要考察了明末以来归绥地区的汉族移民特征，其实， 同期迁入该地区的回民也有不少来自山西。乾隆初年绥远城建成后，城中的驻军及其家属以山西右玉迁来的满族占多数。

02

▲清水河附近的村庄

清水河县位置在蒙陕晋三省交界，

1914年（民国三年），设置清水河县；

为绥远特别区的下辖县。

当我们了解明末以来归绥地区的汉族移民特征之后，其汉语方言的语源问题就清楚了。归绥乃至绥远地区从明末以来一直是 晋北移民的迁入地。因晋北移民迁入最早，人数最多，所以其汉语方言即 “由晋北各县融化而成者也”。绥远省各县的汉人，“其始均属寄民，迨后渐变而为土著，所操语言虽历年久远，其音调仍多含有原籍地方之成分。口外旧为五厅，即 归、萨、托、和、清是也。今稽其城乡大户历世较久者，则多为晋北各地人最初占籍之户。故其语言虽略有不同，而大体不出晋北各州县之范围。

清时归化城，即今归绥县治，昔为归绥道驻所，城内居民五方杂处，语言与各厅特异，自成一种土语。而发音轻缓，酷似大同。据故老相传，城内商民最先至者，为大同籍，礼俗亦多相近。理或然欤。乡间则以忻、代两籍为主。盖居城者，其初多以商来；在乡者，则皆以农至焉……绎其语音，殆合绥与左云、右玉之方言而构成者……综论本省之语言，就其大体言之，归绥城内完全以大同为主干”。

20世纪30年代的实地调查也表明，归绥县的汉人多由山西徙来，“在乡村者，普通皆为山西口语。至近年来，因地理关系，渐变为一种本地口语，字音多有转变，声腔亦洪细不清，居然另成一种方言。在县治内，因系省会所在，各方人士居留迁徙不绝，言语随之亦极复杂”。正因为归绥地区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山西移民的迁入有密切关系，所以 在现代方言区划中，把呼和浩特汉语方言归入晋语张呼片。这种源于晋北方言的本地方言，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 “此地话”。

▲清水河附近的民居

为什么这些晋北的移民在迁居新地之后，其语言 “仍多含有原籍地方之成分”呢？周振鹤等人认为如果新地和旧地方言至今仍然面貌相似，那么至少要具备下述条件之： 一是移民的历史不太长；二是移民和旧地的联系未断。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考诸归绥地区的情况，也有这两方面的原因。山西移民进入归绥地区的时间，若从明嘉靖初年算起，至民国时期，有四百余年；若从康熙中期大量汉民移居归化城一带算起，至民国时期，历时二百多年。他们移居归绥的历史不算太长，与原居地也一直有联系。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先前投靠俺答部的山西崞县人石枚，在四十年(1561)又“投过南朝去了”。

而清代迁入归绥地区的内地移民“系春出冬归”，犹如候鸟。如乾隆四年(1739)，内地汉民“每年春深出口播种，秋收后多有尽其所获售卖银钱携归”。至二十二年(1757)，归化城一带垦种蒙古土地的山、陕近边穷民，“向于春夏秋三季，在彼佣工趁食，秋末冬初或散归内地原籍，或分往各处寄食”。山西忻州人赴归绥地区“谋生开垦，春季载耒耜而往，秋收盈橐囊而还”。受清廷对蒙封禁政策的影响，山西汉民长期保持着雁行的特点，这也使他们长期与原居地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康熙年间的大量移民，使归化城“商民辐辏，贸易耕种渐成土著。非设有专员难于周理”。于是，雍正元年(1723)，清廷设立归化城厅管理汉民，但这些汉民的户籍仍在原籍，故而被称为“寄民”或“客民”。直至民国年间，山西移民仍保持其雁行特点。如1924年，他们结伙出口，“恒于赚得钱后，而稍闲时，仍回家居住”。此外，他们在遇到天灾时，往往选择返回原籍。如1929年，山西移民因归绥等地连年大旱，大多返回原籍避难，时称“回关南”，有同名二人台《回关南》传世。

其实，归绥地区的汉语方言带有颇浓的山西话味道，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其他重要原因。 移民远离原居地来到新地后，仍然聚居在一起，如果他们原有的文化传统与迁入地的文化特点格格不入，语言也大相径庭，那么移民就有可能保持原有的语言或方言。

晋民原有的文化传统与迁入地——归绥地区原住民蒙古族的文化反差较大，汉语与蒙语的反差更大，他们保持了原有的语言。同时，随着汉族移民增多，特别是由于同一祖籍地人口的集群移入，在草原上逐渐形成一个个独立于蒙旗组织的汉族小群体、小村庄、小街镇。

如归化城东的白塔村原是蒙古人的户口地，该村的汉民多是寿阳，宁武和忻县的山西移民，内聚性很强。他们在内部可自由地使用汉语，保持传统的文化礼仪，在塞外重建其原有的社会秩序。这样，汉族移民完全可以在本族内部进行各种经济社会交换，学习蒙古语言文化的迫切性、必要性弱化。同时，由于汉民人数不断上升，使这种弱化趋势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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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格尔附近的旅馆庭院

和林格尔县位置在内蒙古中部，隶属于呼和浩特。

移民特征与方言演化二者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为 移民的原方言在新居地演变成新方言。确实，归绥方言与晋北方言并不完全相同，它 “自成一种土语”。

这是因为，大批山西汉族移民固然对归绥地区方言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回族、满族移民以及原住民蒙古族，也对其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与原居地分离的山西移民的方言在新的语言环境中的自然演化，受到蒙语、满语及回民话的影响，在其原有语言中融入了这些民族的大量语汇，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方言——此地话，呈现出与晋方言不同的面貌，也就是说， 此地话与山西方言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对蒙语、满语、回民话词语的吸收。

早在乾隆六年(1741)，归绥地区“蒙古民人杂处，错居者不下数十余万户”。二十六年(1761)，山西布政使宋邦绥也称，“归化绥远二城地居边疆，汉夷杂处”。同年，山西巡抚鄂弼称，归绥地区“内地民人逐渐居住耕种，今与蒙古错杂而处、历年既久，村落遂与内地郡县无异”。

光绪元年(1875)，绥远将军善庆等仍称，归化城“蒙汉回民杂处，商贾云屯”。蒙、汉、满、回等民族杂居，使各民族间有了全面而深刻的接触，为归绥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空间条件。

多借用蒙语词是呼和浩特汉语方言词汇的一个主要特点。“绥地蒙汉杂处，汉语中亦有羼入蒙言的。”如谓人之忠实者为恼木汉，窃盗为忽拉盖，等等。 此地话中也有许多满语借词。如噶杀，满语原指“敏捷”，后来指“把一切吃的东西统统拾掇干净”，有“包圆”之意。 此地话借用的回语词也不少。如在归绥城内由中部而北，汉语中夹杂有近一半的回族语汇，“而南部则带乡音为多。同城之语，南北各殊”。如谓好心为好辇田，施舍为出散。“又回语呼月音如原、故归绥县城内汉民亦呼月亮、月饼、坐月子概为去声。

此外如某月、月报、月食一切用语，则均用本字矣。此则因习染而来者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归绥县城北部多为回民所居，相习年深，汉人语言亦往往以回语代之，久之遂成惯语”。

移民史可用来解释方言的部分成因，反过来方言现象也可为移民史提供佐证，两者的关系极其密切。受移民数量的多寡、迁徙过程的长短、迁徙距离的远近、新居地和原居地联络的疏密、移民和土著文化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二者的关系还要复杂得多。

周振鹤等人称移民的原方言在新居地演变成新方言，这种情形的产生是因为移民带来的方言在新地扎根，与原居地的方言隔离，演变较慢，留在原居地的方言反而发展较快，久而久之成为两种差异较大的方言。受其多民族聚居环境的影响发展较快，而成一种新方言。

以晋北人为主的汉族移民，在明末、清康雍乾以及光绪时期较大规模地迁入归绥地区，由于他们在新居地的寄民身份以及归绥与晋北在地理上之毗邻关系，使他们与原居地的联络较为密切。如晋籍商人把原居地的货物贩运至归绥城、考生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新居地遇到灾难后返回原籍等等。受其移民特征影响， 归绥汉语方言仍属于晋语，但又区别于山西本部的晋语，具有民族特点、地区特点。绥远“省境与晋地相接，住民亦多晋籍，所列方言间有与晋语从同者。要以省民承用已久，亦或言是而意非，字同而音异”。

通过以上对归绥此地话形成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 归绥汉族移民以晋方言为其语源，在多民族杂居的环境中，对蒙语、满语以及回族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多有借用融合，发展较快，“居然另成一种方言”。这是一种以晋方言为基本特征，并具有多民族语言融合特点的新方言。其演化情况表明，在边疆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环境中，汉族移民的语言受其他民族语言化的影响，不断融合与构建的特征。

▲和林格尔地区，正在劳动的当地农民。

文｜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佳森

论文｜牛淑贞

原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11.15

重走图｜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马立明 寇宁

其它图｜旧影阁

视频拍摄、制作｜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马立明

审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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