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明代文人的那些茶与诗，你知道多少？ | 茶道
明代的制茶工艺和饮茶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使我国的茶文化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当时的文人雅士，继承了唐宋以来注重饮茶的传统，普遍具有浓郁而深沉的嗜茶情结，他们组织茶会，编写茶书，积极参与茶事活动，推动茶文化向着更深的层次发展，并为之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时代风尚。
明代文人茶事，充满传奇佳话，俯仰皆拾；明代茶艺技法，一改前代的奢华富丽，开始趋于自然简约，走上返璞归真之路；明代茶文化的品质，随着茶人审美追求的提升而越发精致高雅，更甚于前代。自然率真而又精深雅致，这是明代茶文化的精神之所在，亦是明代文人的精神之所在。
《茶道雅集——明代文人与茶》，与你细说。
01
以茶喻人生
明代著名的才子唐寅，其生平屡被后人戏说，当年科场案究竟孰是孰非，我们不得而知，但此次事件对这位仕途本一片光明的才子之影响却不言自明。绝意致仕的唐寅，常饮酒花下、品若南窗，一种不羁与孤傲、冲淡与闲适的杂糅，为唐寅的茶诗作着注脚。明人王稚登这样形容归隐后的唐寅：太守风流嗜酪奴，行春常带煮茶图。图中傲吏依稀似，纱帽鬼头对竹炉。
唐寅纱帽笼头烹茶的“傲吏”形象，遂成为后世的佳话，茶再一次承载了文人心中、理想和现实间交织冲突的复杂情感。烹茶成了归隐后的无事之事，希冀茶性之温和可以调和现世的矛盾、化解心中的不平。
此外还有另一种隐，即“隐于朝者”。明代社会的政治环境很难使文人可以清净地作个“小隐”，既然要在朝市之中“闹中求静”，就必然要有使心境淡薄的方法，因此煮茶品茗便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
与“大隐”相比，“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的“中隐”似乎更受到青睐。做个不大不小的官，过一种不忙不闲的曰子，享受一种不喜不忧的心情。他们虽在朝为官，但茶诗中读到的却是那份好与释者共饮、闲聊的意趣。
茶诗中文人多喜好谈“隐”，但这“隐”并非真隐，终生不仕、以山林茶亭为伴者毕竟是庞大文人群体中的一隅，更多的文人倾向于借茶事放松身心，陶冶性情。在物境、艺境、人境之后，追求的是心境。林语堂对此有一句精辟的论述：“捧着一把茶壶，中国人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
02
功夫在诗外
明代文人喜欢“烹茶避林樾”，他们认为喧闹嘈杂的地方，品不出茶的真味。只有在花间野外、清轩幽亭这样寂静的环境下，才能体悟茶道玄思。古人喜欢挑选傍山临水的竹阴下或松林间，在烹煮茶汤的等待中，让愤激的心慢慢静下来。耳中只有茶喷涌的飕飕声，心中只剩茶汤涤除尘烦后的劲爽。徐渭在《徐文长秘集》中曰：
“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下花鸟间，清白石，绿鲜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
“堂中无事长煮茶”看似简单，但想修好品若这一“清课”，也并非易事。自古以来只有文人方能得其真味，文人与茶，自从有了千丝万缕的缠绕，便基本融为一体了。
正所谓“功夫在诗外”，品茶之精髓，往往不在茶之本身，博识、精鉴之能力，闲暇、高雅之情趣，缺一而不得。或许正因为这份不受拘束的性情，才创造性的将本属于生物两端的诗人与茶联系了起来，更用文人特有的诗思妙笔叙述了一段茶后赋诗的佳话。
茶、诗、文人在很早之前便结缘，如果说在唐代之前这种结合是偶尔为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在唐代之后，经宋、元至明、清，这种结合显得更加主动和自觉。茶、诗、文人，这具有典型东方色彩的文化符号在文人的茶诗中汇集，共同来表达一种文化情感。茶性淡雅平和，啜之使人顿觉清爽，发人内省；诗性端庄典雅，温柔敦厚，又自古兼有言志载道之传统；而文人，既是林下品若和茶诗创作的主体，其自身亦是这东方文化的一种表现符号，外化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文人多爱茶、善言诗，不得不说这与他们彼此之间内质的契合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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