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席卷魏晋的玄学思潮，有什么隐喻？
魏晋之世的玄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魏晋玄学产生于乱世，可追溯到东汉末年的党锢。东汉末年，士儒惨遭宦官专权的迫害，致使社会动荡不堪。可以说，东汉朝政先亡于党锢，而后亡于黄巾之乱；而汉代经学之衰落也是始于党锢之祸。
东汉末期的儒家经学大师，如郑玄、何休等士儒都受到过党锢的牵连。其后东汉灭亡，魏蜀吴三足鼎立，进入三国时代。然而，社会依旧动荡，战争频仍，权力斗争也更加惨烈。
当时，各士族大家都受困于这种乱世的危难。何晏、夏侯玄和王弼，共同开创了魏晋的玄学时代。由于魏晋玄学发始于曹魏的正始年间（「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故而学界称之为「正始玄学」。正始玄学也是魏晋玄学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思想主张源于老庄的「贵无论」。之后则是魏晋玄学的第二个阶段「崇有论」。
△宋刻本《周易注疏》
正始玄学缘起于老子的《道德经》：「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注曰：「玄，谓之深者也。」亦即「玄」有深远之义。而所谓玄学，汤用彤先生解释说：「夫玄学者，谓玄远之学。」所谓玄远，就是远別于人事，而以道家思想为旨归，对形而上的哲学进行探讨。
士族对儒家经学有意回避，其实是对政治斗争有意回避。于是，士族论学日渐倾心于道家，崇尚自然。何晏、王弼、夏侯玄等士人崇尚老庄之学，又不忘《周易》义理。至此，玄学之论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中心，构成所谓的「三玄」。
这种玄学之论，是汉代经学衰落之后的解放，也是对曹魏法家治政的逃避。道家学说因正始玄学的发端，而成为魏晋时代的主流思潮。尤其以王弼为代表，他对「三玄」的注疏和解释富有新意，引领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对士人崇尚自然产生了极大影响。
△明刻本《道德经》
嵇康、阮籍的「政治玄学」
汤用彤先生提出这样的观点，即魏晋玄学为「本体论」，汉代哲学为「宇宙论」。魏晋知识分子对「有」与「无」的探讨，并不限于哲学层面，而是与现实密切相关： 从宇宙本原的问题，通达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统统涉及。
在《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陈寅恪先生认为，魏晋玄学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内在的联系，探讨「有无」问题的玄学可以说是政治的玄学。
何晏、王弼等士人重在阐释道家学说，使魏晋开启了玄学思潮。而阮籍、嵇康等士人则更倾向于道家思想的实践，使玄学彰显于生活日常，从而远离政治。阮籍曾经有志于经学，但因为政治斗争，转而崇尚自然。在存世的阮籍《咏怀》中，他不仅表述了「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的抱负，同时也存有「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的无奈。
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直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当时，司马氏摄政曹魏，主张儒家经学，以名教治理朝政。而嵇康以老、庄为师，表明拒绝顺从司马氏摄政的政治态度。嵇康大言「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实也是一种消极反抗的隐士态度。
△东晋·王羲之·小楷·道德经
隠士，旨在隐去政治，约束言行；而玄学，则意在释放身心，融入自然。嵇康在《养生论》中明言：「无为自得，体妙心玄。」自得之义，是求身体依归于宇宙八荒之气；心玄之义，是心思感召自然天地之理。
面对乱世局面，嵇康等士人将身体与政治截然两分，以养生的态度彰显玄学的思想，也因身体亲近自然而隐去了政治的名分。对嵇康、阮籍而言，玄之又玄的玄学，其微言大义也许就在于远政治而近自然的微妙之间。
尽管嵇康试图远离政治，但仍不见容于当权的司马氏。《晋书》中记载，钟会对司马昭说：「（嵇）康、（吕）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这段话活脱脱地阐明了处死嵇康其实是出于政治考虑。
△清刻本《老子八十ー化图》
嵇康死后，正始玄学的「贵无论」逐渐淡出，裴頠的「崇有论」玄学呈兴起之势。裴頠在《崇有论》中直斥「贵无论」是对老子学说的歪曲，他主张「故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于是乎在，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
意思是：建立最高的治国大略，安抚治理天下的百姓，遵循事物的规则示范和教导人民，这才是圣人统治天下的根本之道。这与主张「无为而治」的「贵无论」大相径庭。
裴頠的「崇有论」玄学同样也具有政治色彩，他是皇后贾南风专权时朝廷的高级官员，这种身份就决定了他要维护所在政治集团的地位，维护名教的道德统治地位与此一脉相承。
到了东晋，谈玄论道仍有名士辈出。如僧肇的著作《肇论》，把玄学和佛学结合起来。他所提出的不少命题，成为后世佛教哲学经常讨论的问题。这也是魏晋玄学的尾音。
005特集 《竹林七贤》
撰文 | 杜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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