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人旧影 | 李祖桓: 《仇池国志》自序(附缪钺:《〈仇池国志〉审查报告》及胡志佳书评)

作者: 李祖桓
出版社: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1986
页数: 263
《仇池国志》自序
文 | 李祖恒

氐族的来源。据《魏书》说,是所谓“西夷之别种”。又《魏略》也将氐族列入所谓《西戎传》内。因此我们可以说,氐族是古代西部少数民族之一。至于“氐”这一名称,虽见于《诗经》“自彼氐羌”一语,但该族崛起的时期,实在汉晋之间。
我国历史自春秋至汉末晋初这一阶段中,是汉族奴隶主或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时期。到了晋初,汉族地主阶级由于内部斗争,其政权开始削弱,而其他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趁此不断兴起,于是有了所谓“五胡十六国”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氐族统治者露其头角、建国自雄的,计有三国,即(一)前秦苻氏;(二)后凉吕氏;(三)仇池杨氏。他们同源于武都。《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的“白马氐”,即此三氏的祖先。至于当时还有另一建国的“成汉”李氏,其种族属于《晋书·载记》中所谓的“廩君之苗裔”。这一族最初迁至巴西,后来才移至略阳与氐族同化,遂称“巴氐”。与苻、吕、杨三氏均非同种,故不在此例。
氐族最盛时,它的分布地域较广。最初由武都一地渐渐地扩及陕西、甘肃一带,至前秦苻坚时,由于疆域过大,就把部落分别安置在前秦所属的各地。这就是氐族的极盛时代,但在淝水一战受到挫折。又当十六国分立时,后凉吕光举行西征,于是氐族的势力还曾及于西域地带。而成汉李雄更据有巴蜀四十多年。由于前秦苻氏、后凉吕氏、成汉李氏这三者的史事,已比较详细的载于各史籍中,这里我们不再论及;但仇池杨氏这一氐族建立的国家,其史事散见于群书,而又缺乏专门的记载,即使有记述这一史实的文献,也是简略和分散的。历代史书,如崔鸿撰《十六国春秋》一书,对仇池就没有记载,他认为仇池是臣服各国的附庸,所以不记载它。唐时撰写《晋书》也据此理由,对仇池从略,因此无《仇池载记》。故后来的史书均未载入,如《晋略》一书就说:“杨氏地鲜,少兵事,不足为记。”《读史方舆纪要》也说,“仇池常称臣于南北间,故不谓之国。”
据以上的说法,我们要问:仇池史事果真是如上 所说,是不足道的吗?这里我可以肯定地答复说:不然。由于它的史事散略杂乱,因此过去的学者认为仇池不值得一谈。其实,假如我们不惮烦地条录其事,并广泛地搜罗群书,按时间排比编年,加以系统化,那么得到的结果,可知仇池实际上是崔鸿所记十六国之外的,另一个延年甚久、举足重轻于南北朝之间的国家。何以我要如此下结论呢?下面列举我的理由有三。
为了说明仇池是十六国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国家,可以从 建国时间的长短,领土的广狭和独立不屈、坚强立国的精神这三个方面来与十六国比较,就可证明我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以立国时间、享年长短而论,据《历代帝王年表》一书所载,则崔鸿所记的十六国历年久暂有如下表:
| 《历代帝王年表》 | 二部子集《辞海》《五胡十六国表》 | ||||
| 01 | 前凉 | 张氏 | 77 年 | 76 | |
| 02 | 成汉 | 李氏 | 44 年 | 46 | |
| 03 | 前秦 | 苻氏 | 44 年 | 44 | |
| 04 | 西秦 | 乞伏氏 | 44 年 | 47 | |
| 05 | 北凉 | 沮渠氏 | 43 年 | 39 | |
| 06 | 后秦 | 姚氏 | 34年 | 34 | |
| 07 | 后赵 | 石氏 | 33 年 | 33 | |
| 08 | 北燕 | 冯氏 | 28 年 | 28 | |
| 09 | 前燕 | 慕容氏 | 27 年 | 64 | |
| 10 | 前赵 | 刘氏 | 27 年 | 26 | |
| 11 | 夏 | 赫连氏 | 25 年 | 25 | |
| 12 | 后燕 | 慕容氏 | 23 年 | 26 | |
| 13 | 西凉 | 李氏 | 22 年 | 22 | |
| 14 | 南凉 | 秃发氏 | 18 年 | 18 | |
| 15 | 后凉 | 吕氏 | 17 年 | 18 | |
| 16 | 西燕 | 慕容氏 | 10 年 | 南燕 | 13 |
| 仇池 | 杨氏 | 333 年(自公元196年[汉建安元年]—552年[梁承圣元年]) |
查上表,可知崔鸿所记《十六国春秋》及唐代所写《晋书•载记》中所记的十六国无一个延年之久可与仇池相比的。
计仇池杨氏,有国之时极为长久。如细别之,可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期,自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至晋元康五年(公元295年)共一百年。此期中的仇池首领为杨腾、杨驹、杨千万、杨飞龙四人。
第二期,自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起,至晋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共七十六年。此期中的仇池首领为杨茂搜、杨难敌、杨毅、杨初、杨国、杨俊、杨世、杨纂八人。
第三期,自晋太元十年(公元385年)至宋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共五十八年。此期的仇池首领为杨定、杨盛、杨玄、杨难当四人。
第四期,自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至梁天监五年(公元506年)共六十四年。此期的仇池首领为杨文德以下诸人。
第五期,自梁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至梁承圣元年(公元552年)共三十五年。此期中的仇池首领为杨绍先以下诸人。
故如总计仇池的年代,前后共有333年之久,就只以晋代而论,仇池自杨飞龙至杨盛,也有123年以上(自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至元熙二年〔公元420年〕)。至于仇池杨氏的远族,他们绵延传代的时间,还没有计算在内。故如以历年久暂而论,以十六国较之,实以仇池居首位。但仇池确未写入《十六国春秋》与《晋书·载记》内,这是二书作者的疏漏,也是我认为仇池应与十六国并列的理由之一。
其次,或许有人会说,仇池历年诚然很久,但是它的领土太窄小,而人口也太少了,所以不能叫做一个国家。这里我也可以说,持这种理由是不对的。为什么呢?我可以举出另外的理由来论证:我们根据《读史方舆纪要》一书所载《历代州域形势》论述的十六国疆域说:
前赵:“二刘盛时,其地东不过太行,南不越嵩洛,西不逾陇坻,北不出汾酉。”(以今地言之,约当今日陕西全部,及山西、甘肃,河南的一部)
成汉:“成李盛时,东守三峡,南兼僰爨,西尽岷邛、北据南郑。”(约当今日的四川大部及陕南全部)
后赵:“石赵盛时,其地南逾淮汉,东滨于海,西至河北,北尽燕代。”(约当今日河北、山东全部及江苏、安徽河南的一部)
前燕:“慕容燕盛时,南至汝颍,东尽青齐,西抵崤渑,北守云中。”(约当今日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全部)
前凉:“张氏盛时,尝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包葱岭,北暨居延。”(约当今日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的大部)
前秦:“苻坚盛时,南至邛僰,东抵淮泗,西极西域,北尽大碛。”(约当今日的华北全部及四川大部,为十六国中版图最大的)
后燕:“后燕盛时,南至琅玡,东迄辽海,西届河汾,北暨燕代。”(约当今日河北全部及辽东、山东、山西的一部)
西燕:“有上党、太原、平阳、河东、乐平、新兴、西河、武乡,八郡地。”(约当今日的山西大部,及河南一部)
后秦:“姚秦盛时,其地南至汉川,东逾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约当今日的河南大部、陕西全部、甘肃一部)
西秦:“乞伏盛时,其地西逾浩亶,东抵陇坻,北距河南,略吐谷浑。”(约当今日的甘肃大部及青海一部)
后凉:“吕光初据姑臧,前凉旧壤,宛然如昨也。”(其地与前凉同)
南凉:“南凉盛时,东自金城,西至西海,南有河湟,北据广武。”(约当今日的甘肃、青海各一部)
北凉:“蒙逊盛时,西控西域,东尽河湟。”(约当今日甘肃的一部)
西凉:“西凉有郡凡七。”(约当今日甘肃一部)
南燕:“南燕之地,东至海,南滨泗上,西带鉅野,北薄河。”(约当今日的山东、江苏、河南各一部)
夏:“勃勃盛时,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约当今日陕西、甘肃的各一部)
北燕:“冯氏袭燕旧壤,与燕地相同其大小。”
以上是《读史方舆纪要〉〉一书所记十六国疆域的大概,再以《十六国疆域志》一书较之,则洪亮吉与顾祖禹的说法是相同的。如再用杨守敬的《历代疆域图》较之,也是相同的。更用《通鉴》及晋魏等书零星散见所记的仇池疆域相较,就可以见到仇池也不是领土狭小的国家,它的疆土,大约如下:
仇池:杨氏最盛的时期有二。
①为初兴立国的时期,即杨茂搜、杨难敌在位时代;
②为中兴时期,即杨盛、杨难当在位时代。

仇池初期的疆域,据有武都、阴平,杨难敌伐张光而据有汉中之地。这时仇池的疆域,已兼有陇南、川西北边区及陕南诸地,后来被苻坚打败而人徙地空。仇池第二时期之初,杨盛据有武都、阴平旧地,后又以兄子杨倦乘谯纵起事的时机,得到汉中。到杨难当继位,更据有宕昌、上邽等地,并以赵温为秦梁二州刺史。当时仇池的领土,约当今日四川西北部、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为仇池版图最大时期。故《华阳国志》对仇池第一期强盛之时说它是“种众强盛,东破梁州,南连李雄,威服羌戎,并氐傁如一国。”这就是仇池疆域的大概情况。根据上面的叙述可知以仇池疆域的广狭与十六国相较,也并不下于西凉、北凉等国,但是仇池有比较大的领土,而不得与十六国并列,这就是《十六国春秋》与《晋书·载记》特别疏漏的地方。
至于仇池的人口,这在史料中没有多少统计的资料。但从《晋书•载记十三•苻坚上》这一条史料来看,它说:”(杨)纂率众五万拒雅(苻坚大将)。”又《晋书·载记二十五·乞伏乾归》条史料内说:“杨定率步骑四万伐之(乞伏乾归)”。就此二条史料看来,仇池出动军队可多到四、五万人,那么它全国的人口决不会很少。这是确然无疑的。
还有就是在仇池衰微时,宋雍州刺史王玄漠还上奏说,“如臣愚见,蕃悍汉川,使无虏患,头(杨头)实有力,四千户荒州,殆不足吝。”可见这时仇池人口也还是不少的。
这是十六国应和仇池并列的理由之二。
其三,或许还会有人说,仇池历年诚然很久,疆土也比较广大,但坚强立国的精神就太不够了!原因是它经常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属国。我也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如果认为曾经作过其他国家的附属国的,就不得列入十六国内,那么,如西凉李氏、前凉张氏都始终称臣于晋,而西秦乞伏氏就称臣纳贡于后赵很久,其他与此相类似的事,也史不绝书,那么仇池曾为他国附属就不得称为国家,而西凉、前凉、西秦等又可以称为国家,这是什么道理呢?又如私谥王号及改元等事,十六国如此,而仇池也曾如此:如杨盛私谥杨定为“武王”,杨玄私谥杨盛为“惠文王”。至于杨难当改元“建义”并置百官,同于宋魏。杨绍先还自称皇帝。它的制度与十六国又有何不同,或不及呢?故仇池坚强立国的精神,也是不比十六国差的。独谓仇池不得叫做国家,这实在是错误的认识。
何况以十六国而论,它们割据自雄,但一遭挫败就很少能有再起的。只有仇池,一灭于苻秦而杨定兴之,再灭于刘宋而杨文德复兴之,三灭于元魏而杨绍先更复兴之,屡败屡起。这种坚强不屈的立国精神,在十六国中是从未见的。以此而论,十六国确不及仇池。因此,又怎能说仇池不是一个国家,不足与十六国并列呢?这是仇池应与十六国并列的理由之三。
根据以上三项理由,以仇池与十六国比较,仇池无一项不可不称为国家,也无一项不足以与十六国并列。但是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却不列仇池,《晋书•载记》也独缺仇池。这岂不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史上的一缺憾吗?故仇池史事,急应补志。
对于这一课题,我当年攻读四川大学时,课余偶读《资治通鉴》发现仇池史事历年很久,因此检录积累,对仇池史事梗概有了初步了解。后又继续读魏晋各书,凡仇池史事都逐句抄录,由于史料繁而不聚,用力很勤,又一年之久,已积稿盈尺。时逢毕业论文的写作,遂求教于徐中舒教授,承蒙指导,写成《补晋书仇池载记》一文。后又续作晋以后各卷,又二年余始成,名之为《仇池国志》。
此书初成时,不敢示人,遂搁置数年。会顾颉刚、陈寅恪两教授来成都,复持书请教,又承指示若干点,加以修正。但当时战争不断,国家未宁,无力出版,又复搁置。解放后,工作学习较忙,也未继续修改整理,至1962年始重加修改,到1964年凡数易稿,初步写成,但1966年此稿遂毁。1978年春始再理旧业,利用残稿,再度搜集、排比、考订写成此书。敝帚自珍,以为研究南北朝民族史者提供方便。但由于水平有限,时间短暂,而精力也不及昔日,因此缺点必多,还希海内鸿博有以正之。
1948年草稿,1962年初稿,1980年重写定稿
李祖桓于成都
《仇池国志》审查报告
文 | 缪钺
钺承命审查李祖桓君所著之《仇池国志》。谨按此书,搜辑撰次,用力勤劬,比勘异同,考辨详密,允宜公诸当世,嘉惠士林。书中优点,胪陈如下。
白马氐杨氏,自汉建安时据仇池建国,中间屡蹶屡兴,至梁元帝承圣二年,为西魏所灭,年逾三百,事更数朝,界居陇蜀,关涉南北,十六国中胡人所建诸国,历时既无如杨氏之久,而西徼夷邦,如吐谷浑、宕昌、邓至,与中国相关,亦未有如杨氏之密者。顾杨氏三百余年之事迹,自古无专书记载。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叙西晋以降偏霸诸邦,既未列仇池,而检《隋书·经籍志》霸史类,亦无专记杨氏之书。其事之散见诸正史者,如宋、齐、梁、魏、周诸书,均有《氐传》,然限于断代,事多缺漏;《北史·氐传》虽综述杨氏始末,亦嫌简略。
李君生千载之后,就现存文献中,广搜杨氏事迹,断章零句,摭拾无遗,排比纂次,注明出处,成《仇池史》四卷、《传》三卷,又作表六、疆域图四,总名曰《仇池国志》,于是仇池杨氏之事,粲然明备。于治魏晋南北朝史者,颇有裨益,而其精力所注,尤在“考异”。盖晋、宋、齐、梁、魏、周诸书,及南北史记杨氏事,人名、地理、年月、事迹,常多违戾,即一书之内,本纪、志传亦或不同。李君仿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之法,撰“考异”一百一十六则,于诸书违异之处,详加辨订,说明取此舍彼之意。观李君“考异”从《通鉴》者独多,盖《通鉴》对于史料,审订精密,故最可信据,异日治仇池史事者,亦将以李君之书为最可信据也。
抑余犹有进者,凡治历史,以审订史料为基本而重要之工作,所根据史料之真确性如有问题,则其阐发之意义,亦将徒劳,甚至谬误。《廿四史》为治国史者主要之资料,尤须精密之审订。前四史及《晋书》昔人用力较多,其荟萃众说、参附己见撰为一书者,如泷川龟太郎之《史记会注考证》,王先谦之《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吴士鉴之《晋书斠注》,虽未尽详核,亦颇便学者。《三国志》则有近人卢慎之君所撰之《三国志集解》,尚未刊行(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第十五期卢君文中曾述及,言已积稿数十巨册)。
惟《宋书》以次研讨者尚寡,李君此书,虽意在网罗仇池史迹,使成统贯,而自另一方面观之,亦即晋、宋、齐、梁、魏、周诸书一部分史事精核之审订。曩与友人谭季龙(其骧)君论学,拟集合同志数人,仿清人刘宝楠、陈立等相约撰《诸经新疏》之例,于南北朝诸正史,各任一部,为作详密之校注,庶几治中古史者,可省精力。而离乱栖遑,役于衣食,为己者少,为人者多,岁月空移,所志难遂。今读李君书,深服其审订史料之谨严密栗,因附陈曩怀以贡诸世之有同好者。
原载《仇池国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此据《冰茧庵随笔》(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整理
李祖桓编著《仇池国志》
文 | 胡志佳(台湾文化大学史学硏究所研究生)
《仇池国志》是李祖桓编著魏晋南北朝时期位居仇池山(今嘉陵江上游甘肃成县)一带氐族杨氏历史的著作。全书除“前言”、“自序”外,共分八卷及一附录。在“前言”、“自序”中,李氏充分表达其关怀点,并说明为杨氏立志之使命。
在首卷与卷二中,李氏引用诸多史料,总叙氐族由来及仇池的兴起与建国,包括氐族的分类、风俗习惯、语系、地理形势,及自杨千万归附曹魏封百顷王,至杨僧嗣死(刘宋元徽元年,473)仇池分裂为二的历史发展,在此时期中仇池依违南北政权之间以扩张势力,以史料排比陈述为主。
第三、四卷则记载仇池自分裂迄灭亡之历史。其中武兴国为杨文度所建,为仇池之续,至西魏废帝初年(552)为叱罗协所灭,仇池国历史乃告结束。阴平国则为杨难当族弟杨广香所建之势力,为仇池旁支,与武兴并为仇池二大支,自北魏太和元年(477)以杨广香为阴平公、茄芦镇主为其建国之始,迄南北朝末期不知其所终。
卷五至卷七为仇池人物列传,专载仇池杨氏同族之王侯、部帅及杨氏子孙、宗族仕宦于南北朝廷之人。皆为正史中有专传或附传者。
卷八共有六个附表,便利读者了解仇池历史的发展,并提供许多硏究方向,如“年表”、“人名表”、“世系表”,掌握了杨氏之世系行辈:而由“封号表”、“爵位职官表”中诸王受封或自称名号,可进而分析仇池对南北政权之态度及各政权对仇池的政策。此外,“地理表”则将诸卷中最能确定之数十城戍、山水、地名列为一表,并加以考证,以见仇池疆域之变迁,史料罗列相当完全。
最后之附录名为“仇池杂录”,可说是李氏读仇池志之心得笔记,以条列方式引史料说明其个人观点。
本书可说是李氏硏究的结晶,排比仇池史料,并加以考证,所收资料之多,考异之细,功力不可谓不深。但因李氏欲为仇池杨氏正名的强烈使命,使本书在论述及解释上有所偏颇。卷一至卷八为史料的铺陈,大致无误。本文仅就李氏在“前言”、“自序”及“附录”中的几个观点提出个人之看法。
首先在“前言”及“自序”中,李氏为仇池正名,故批评未载仇池史事之《十六国春秋》一书为“不完备的一本历史记载”。(页1)。笔者认为这或是作者未能全盘掌握杨氏发展脉络所致。仇池杨氏受制于僻远的地理形势、氏族部落的组织形态、未成形的国家组织等本质,使杨氏在两晋时期未能显现重要性,亦不符崔鸿《十六国春秋》“晋永宁以后,虽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的选裁标准(《魏书》鼎文书局点校本,民国72年12月,卷六十七;“崔光附崔鸿传”,页1503),此为崔氏未录仇池国事之一因。
另者,李氏以“杨难当改元建义,并置百官,应视其具有国家形态”(页13)来与十六国史事相较。观崔鸿所撰十六国者,皆为东晋时期兴盛于中国北方的各个势力,刘宋以后崔氏则专述拓跋史事,而杨难当之大胜是在刘宋以后(430~441,宋文帝元嘉中叶),时间上的差距,或为崔氏未录仇池事之另一原因。
“自序”中记载杨氏疆域,李氏为凸显其势力范围,而将杨盛(394~424)至杨难当(430~442)所占之地区相加而成其领域,如此并不妥当,尤其杨氏除仇池山一带及阴平、武都二郡为较长期占有的地域外,大多是趁战争中南北政权无暇自顾之际,出兵占领的,为时皆不长,如将这些地区也并入其疆域,似未公允。
李氏又称杨氏具有“屡战屡起,坚强不屈的立国精神,为十六国中从所未见”(页13),或亦有夸大之嫌,严耕望先生即曾明白指出,杨氏实乃因“道路艰险,且远距两朝之国都,故得首鼠两端,获取政治经济之权益达两百数十年之久。”(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三“秦岭仇池区”,中央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专刊83,民国75年5月,页811。)
此外,“附录”中亦有几点值得讨论:
在第九条中,李氏以“杨氏子孙杂有他族血统”来说明此为氐族至隋唐以后逐渐华化的原因。此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氐族与本族或其他少数民族通婚,是当时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风俗之一,如氐羌之通婚即甚为普遍,并不能说明为华化的原因:而李氏以出仕魏廷的杨集始与杨大眼“取元氏、汉女”的特例来说明杨氏华化的过程,亦不甚妥当(页247~248)。
另在“附录”第二十条中,李氏点出“杨盛不使用刘宋年号,始终用东晋义熙年号”(页251),但并未加以解释。从杨盛在位三十余年的历史来看,除桓玄之乱一度中断关系外,为仇池与南方政权最为和平的时期,杨盛以藩属自居,晋廷自以礼相待(参见拙著《两晋时期仇池国的发展》,《东海学报》30卷,民国78年6月:页53—68),此或为杨盛始终使用东晋年号之因,也可能亦为崔鸿不载仇池事的考虑之一。
除此外,本书尚有几点技术上的缺失,如插图(疆域图)的绘制即很值得商榷,作者以杨守敬《历代疆域图》为底本,本无问题,但因极力突显仇池地位,反而容易产生假象,如一、不加经纬线,将仇池地区比例放大,而其四周区域缩小,易生混淆。二、插图皆名“某时仇池疆域图”,而将杨氏统治者“兵力所曾达之地”亦列入图中,使杨氏之疆域在“占有”或“曾侵扰”之间,产生很大误差。若将诸图名称改为“某时仇池地区形势图”,似更为恰当。
另一缺失是本书未能将曾服务于仇池王国的汉人或其他族人罗列出来。李氏仅着眼于杨氏族人,殊不知从其他族人对杨氏的影响,或更能了解杨氏汉化及历史发展的过程及结果。
仇池杨氏在两晋时期,因其发展未有显著特色,是以史书未有专篇述之,但又因依凭特殊风俗、地理形势及复杂的南北政治局势,使杨氏在南北朝时期,较其他坞堡式政权常出现于史册,李氏若能比较《宋书》、《北史》、《魏书》、《南齐书》中仇池与其他割据政权的记载,即可知仇池杨氏并未为史家所遗忘。
本文原载《新史学》(台湾)一卷三期,一九九零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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