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西晋，重新设置了刺字之刑，沈家本以《晋令》“奴婢亡，加铜青若墨，黥两眼后。再亡，黥两颊上。三亡，横黥目下。皆长一寸五分，广五分”为证，并指出《酉阳杂俎》卷八（《酉阳杂俎》唐代段成式创作的笔记小说集）、《御览》卷六百四十八（《御览》即《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类书,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是北宋四大部书之一）都有同样的记载。

所谓《晋令》，就是西晋法令。晋武帝司马炎于泰始三年（267年）修成《晋律》，又将因时之需设置的临时法令、条款，作为“令”编纂颁布为《晋令》，得共四十卷。《晋令》规定的黥墨之行刑，如上文所说，有了很具体的规定。

中国古时的各个朝代对黥刑的实施各有不同，时轻时重，皆由统治者据其统治思维和维持秩序的需要而定。朝廷恶法，黥者必多；朝廷慎法，黥者自少。

从沈家本考录《南史·宋·明帝纪》的一段记载来看，南朝宋明帝时期，刑罚尤为严酷：“泰始四年（458年），诏定黥刖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窃执官仗、拒战逻司、攻剽亭寺及伤害吏人，并监司将吏自为劫，皆不限人数，悉依旧制斩刑。若遇赦，黥及两颊‘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交梁宁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夺者，亦依黥作‘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远州。若遇赦，原断徒犹黥面，依旧补冶士。家口应及坐，悉依旧结谪。及帝崩，其例乃寝。”明帝驾崩以后，这些规定就搁置停用了。

沈家本对五代以后的宋、辽、金、元、明历朝的黥制，都十分重视，且都有考察。

在《宋史·刑法志》中，有关黥墨的记载，沈家本节选了十三条之多。如“凡犯盗，刺环于耳后。徒、流，方；杖，圆。三犯杖，移于面。径不过五分。”说明宋时刺字之刑分为方、圆、面三等，而且规定了刺字面积的大小。

“端拱二年（公元989年，端拱为宋太宗的第三个年号），旧制僮仆有犯，得私黥其面。帝谓：‘僮使受佣，本良民也。’诏：‘盗主财者，杖脊，黥面配牢城，勿私黥之。’”旧制规定，富人家的童仆，只要犯了家规，主人家可以“私黥其面”。端拱二年，太宗皇帝得知这个规定，说：这些童仆，本来就是良民，不能因为犯点错误，就私自对其实施黥面之刑，今后除盗窃主人财物者外，不得再“私黥之”。“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年号），青州民王赟父为人殴死，赟幼，未能复雠。几冠，刺雠，断支首祭父墓，自首。论当斩。帝以杀雠祭父，又自归罪，其情可矜，诏贷死，刺配邻州。”这时，刺字又成了死罪减刑的替代之刑。

“淳熙八年（1181年，南宋孝宗年号）诏：自今强盗抵死特贷命之人，并于额上刺‘强盗’二字。余字分刺两颊。”沈家本指出：“今刺‘强盗’当自此始。”即清代强盗面刺“强盗”，是沿袭南宋孝宗淳熙八年这份诏书的规定。

沈家本还节选了淳熙十一年，校书郎罗点的长篇议论，概述了南

宋黥刺之刑由简至繁的历史过程，以及他对消减黥刺的建议和理由。罗点认为：“使刺面之法专处情犯凶蠹，而其他偶丽于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有所顾藉，可以自新”，即可“省黥徒，锁奸党，诚天下之切务”。就是说：刺面之法，专门用于那些屡教不改、穷凶极恶的罪犯。让那些偶尔犯罪的人，得以保存他们原来的面目，使心中有所顾忌，给他们自新的机会 。就可以达到减少需要实行刺面之刑的罪犯，警戒百官减少奸党，诚信天下的目的。

显然，沈家本先生认为罗点的议论，是值得赞赏的。

作者简介

沈厚铎，退休于中国政法大学，沈家本四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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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编辑 | 王硕 马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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