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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的马车等级，除了马的多少外，车子本身也有不同的特征。当时马车的车厢两旁有用来遮蔽尘土的屏障，称为“车轓”，六百石以上下官员车轓是黑色的，六百石至一千石的官员，可以将左车轓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两侧车轓都漆成红色。还有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平民只许用青布盖，两百石以下官吏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皂布盖，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盖。车盖连同冠服合称“冠盖” ，是官吏阶层的代称。

汉代乘车的规矩很多，最重要的一条是必须遵守礼制，不能逾越。东汉孔询曾任刺史手下的别驾从事，按规定别驾从事的乘车要配备一种叫“屏星”的装饰，这东西安装的时候非常复杂，很费时间。有一次孔洵随刺史出行，刺史赶时间，要孔洵的车夫别装“屏星”了。孔询当即不干了，说这是制度，“别驾可去，屏星不可去“，当即辞职。这件事说起来是刺史理亏，所以刺史虽然官大，但也没办法，只得好言好语安慰孔洵，并等孔洵车上的屏星安装好后，再一同出发。

乘车者的资格也是有讲究的。汉朝就曾规定，商贾不许乘马车。不过到了魏晋时，制度废驰，只要有钱，不管什么身份都可以乘坐马车。魏晋时的士族们为了和商人们区别开来，又以乘牛车为时髦和彰显身份的手段，牛车也成为“魏晋风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汉代有没有五马拉的车

宋人阴时夫的《韵府群玉》记载：“汉制，太守驷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骖，故以五马为贵。”但据考证，这种所谓太守驷马、加秩为中二千石者则另外加騑马一匹，凑成“五马”之说，其实是宋代文人的错误传述。

根据《续汉书·舆服志》记载，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的官员，“郊庙、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车，立乘，驾驷。他出，乘安车。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盖，朱两轓 。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 。中二千石以上右騑 ，三百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騑驾云”。

这里面的“法出”指的是法定的最高出行车驾规格，特指郊庙、明堂、祠陵三种皇帝出行、官员随从的场合。在这些大典之外，官员只能乘“安车”。根据上面记载，只有中二千石以上才有“右騑 ”，二千石的官员是没有“右騑”的。二千石的官员只能在若干大典上乘驷马高车，郡守的日常车驾则是“驾二，右騑“，而不是驷马。所以《陌上桑》之“五马”是郡守车驾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汉代“使君”这个称谓特指使者，郡守另称“府君”而不称“使君”。当然，刺史是皇帝派出的使者，可以称”使君“。西汉刺史秩六百石，县令也是六百石。若是这样，则罗敷口中的丈夫官居县令，就跟“使君”平起平坐了。

汉代刺史的车驾是不是“五马”呢？汉代刺史通用驷马。其在巡视辖区所乘的官车是”驷马传车“，为驷马的“四封乘传”一级。《续汉书·舆服志》有“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騑驾 云”的 记载，把“右騑”说成是驷马之外另加的一匹騑马。也就是说，刺史若用了“右騑”，就不可能是驷马；若用了驷马，就不可能是“右騑”。

为什么看到“五马立踟蹰”？

在《陌上桑》出现之前，关于罗敷的诗歌就已出现。但是无独有偶，西晋傅玄的《艳歌行》中，说的 不是“五马立踟蹰”，而是“驷马立踟蹰”；北魏高允的《罗敷行》也同样如此。因为刺史或者郡守根本没有使用五马的，所以《艳歌行》中用的是“驷马”。

既然“五马”不可能是郡守或者刺史的车驾，那么《陌上桑》为什么会写“五马立踟蹰”呢？让我们还原到当时的情景吧。

普通人在正常情况下，看到远处有一队车马行驶而来，他观察的重点，是每辆马车由几匹马拉，还是这个车队有多少马呢？应该说，是后者的可能性大。远处有一群车马驶来，观者一般是先看到马的数量，再随着马队的临近，意识到其大致的车数、马数和人数，最后才会注意到其中某一辆车的驾马之数。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一下，“五马”未必只指一车之马，很可能是”使君“车队的总共马数。

也就是说，罗敷和周围吃瓜群众首先看到的，应是南来的一列马车队。车队路过桑园，“使君”为罗敷的美丽而吸引，下令止步，马和车都停了下来。然后侍卫走向人群，替“使君”向罗敷传情致意。从这个方面上理解，“五马”可以是“使君”车队的总马数，也就是说使君的车总共有五匹马，这些马在使君下达停止的命令后，全都“立踟蹰”，而不是说只有为使君拉车的五匹马“立踟蹰”，而车队其他的马继续前行。

这种说法虽然诡异，但还是有可能的。《陌上桑》并未明言“五马”是一车之马还是一队之马，最重要的是，.汉代根本没有五马这个车驾等级。当时法定最高车驾只是驷马，连太后的法驾也只用驷马。

若把“五马”视为一个车队的总马数，那么就很能说得通了。这位使君出行时，应该是轻车简从的，他只带了个别侍卫随从，乘坐的是驷马拉的马车，随从骑一匹马跟随在侧，这个车队并不庞大。

“使君”的车队规模有多大？

依东汉制度，食秩三百石的县令车队由贼曹车、督盗贼车、功曹车等 3 辆导车，主簿车、主记车等 2 辆从车，加上县令本人的主车组成，合计六车。每车配备一马，车队还有2 名骑吏，整个车队是八匹马。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骑吏增至 4 人，车队由十匹马组成；三公的的车队使用“骈马”，马数比二千石翻了一倍。

”使君“不是行政长官，而是属于“使者”，他的车驾应该是什么规制呢？东汉规定，使者之车可以分 3 等：大使车之持节者，大使车之不持节者，以及小使车。

大使车之持节者，除了主车“驾 驷”之外，还有 8 辆导车、4 辆从车，共 12 辆，加上驷马主车，共 16 匹马，远不止“五马”。大使车之“无节”者，“单导从，减半”，导车4 辆，从车2 辆，加上主车驾驷，共计有10 马，也不止“五马”。大使车无论是否持”节“，身上一般都负有重大使命，绝对不可能有时间停下来调戏良家女子。

小使车没有导车，从车也只有2 辆，主车“有騑”，一个小使车队，刚好符合“五马”之数。在汉朝刚开始设置刺史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刺史只是一位中央派员，并无下属，那么他在没有郡县官员陪同、独自出巡时的车队，正好是五匹马，符合诗中的“五马立踟蹰”。

如果《陌上桑》的故事说的是西汉武帝、宣帝时的事，则刺史的车队很有可能会发生“五马立踟蹰”的事；如果这个故事形成于东汉，“五马”与此时刺史车队就不相符了。

《陌上桑》中使君的真实身份

还有一种最大的可能，那就是《陌上桑》中使君的真实身份并非刺史，也非郡守，而是一位低级使者。

《陌上桑》的故事形成于东汉，这个目前已得到公认。而东汉时刺史的权力很大，远非西汉可比。所以东汉刺史的车队排场通常很大，虽然制度上规定了他们出行的卤簿，但绝大多数刺史的排场要远超规定的规模。因此，《陌上桑》中“使君”是“刺史”的可能性非常小。

汉代凡是奉命任事的人，都称“使者”。包括东汉在内，政府有大量随机、临时事宜，是采用“遣使”方式来处理的。东汉帝国为特定使命而出差办事的使者众多， 经 出现“使者相望于道”的景象，几乎什么官都可以当使者，甚至没官的人也能当使者。

大官出巡

当然，使者的主要人选还是谒者和郎官。这类人没有日常行政职事，承担随机事务，也被称为“散官”。他们的级别也不高，只有比三百石，与县令相近，出使正是其主要职责之一。另外，使者中还有很多是东汉的三公掾属，秩级也不过三百石左右，是有可能被罗敷口中“专城居”的三百石品秩的县令镇住的。

这些谒者和郎官构成的“使者”，使用的传车也会根据任务的不同而不同。低级使者在执行不太重要的出巡任务时，甚至还有一车一马的，这一点已被汉代保存下来的砖画多次证实。所以一位使者和随从出巡，总共有五匹马，是极有可能的，而且也是常见的，说明这位使者执行的，还不是那种无关痛痒的任务。

小使者马车队

使者传车的驾马之数，有驷马、二马、一马三种，以有关部门发放的“传信”为凭。所以，在全国刺史只十三人，每年只行部一次的情况下，遇到罗敷的可能性比时时奔忙着的那些低级使者遇到罗敷的可能性哪个更大？当然是低级使者的大。而且，东汉时的地方大员、一方诸侯的刺史，也不太可能会被罗敷口中小小的“专城居”的县令吓倒，毕竟县令和刺史的级别、权力相差太大了。

罗敷夸耀丈夫在外当县令，以此来震慑较低级的“使君”，才是合理的。县令秩六百石，比三百石的“使君”高很多，所以罗敷才有信心让“使君”不要痴心妄想。以罗敷的聪明，面对的如果是一位刺史，她也绝对不会用这种吹牛的蠢办法来胡弄这样一位大员，也胡弄不过去。

一句话的结论

《陌上桑》中的“使君”，只是一位东汉的低级使者，并非刺史更非太守。“五马立踟蹰”的原因也很好解释，因为他的队伍总共就五匹马。罗敷正是识破了这位使君狐假虎威的假象，才编造了一个当县令的未婚夫，便轻易的将使君吓退，为我们留下了一段东汉美丽的聪明的采桑少女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