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汪春源:甲午战争中公车上书第一人,也是清朝最后一名台湾籍进士

原标题:汪春源:甲午战争中公车上书第一人,也是清朝最后一名台湾籍进士

光绪二十年也就是1894年,清王朝遭遇了一次痛彻心扉的惨败。直到100多年后的今天,世人们仍然铭记着甲午中日战争的教训。

在甲午海战失败的次年,中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这份条约不仅让中国赔偿巨额军费,更可恨的是强迫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等地。这份条约像千千万万根毒刺扎进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心中。从那以后,大清国最后的高傲和尊严就如同海面上的战舰一样,永远地沉入了漆黑的海底。

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世代耕耘,世代生活的宝岛台湾,一夜之间就要成为倭寇的掌中之物。所以天下人无不愤怒而起,知识分子们更是“先天下人之忧而忧”,率先发起了“公车上书”,而参与其中并且充当着先锋大将的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台湾文人汪春源。

汪春源祖籍在厦门,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他从小便表现出惊人的才学,年仅13岁就考中了秀才,这在当年较为落后的台湾可是不得了的事情,他立马就得到了当时担任县令的祁征祥的栽培。年纪轻轻,就受到了如此重视,汪春源也可谓是少年得意。后来,他也不负众望,在光绪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903年考取了进士,而且是台湾最后一位进士。

在有关祁征祥的史料记载中也提到了汪春源,如是说“光绪八年, 作宰台湾, 得汪春源、陈润黄二茂才, 即选入衙署, 聘幕友李占五教之, 后陈不寿, 汪终成进士。”

是金子总会发光,汪春源平步青云的路上还有一位贵人,他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台湾巡抚唐景崧。唐景崧为了更好地开发台湾,就准备大力培养一批俊杰士子,而其中青史留名的人就包括有汪春源。和当时汪春源一起在唐景崧门下,寒窗苦读准备为国效力的还有丘逢甲和许南英,他们一起加入了海东吟社,并且常常聚在一起把酒赋诗,颇有几分竹林贤者之意。

如果,历史仅仅是选择了汪春源做一个过着闲云野鹤般生活的诗人,那么可能很多历史就会重写。但是命运的阴差阳错,把汪春源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1895年,25岁的汪春源赴京赶考。这个年轻的读书人在去京城的路上,欣赏着大好河山,如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也带着几分迷茫。他当时肯定也不会想到,仅仅在数天之后,他就会成为历史中的大英雄,实现自己真正的宏图伟业。

“乙未割台”深深地伤害了每一个中国人。各个阶层,不分老幼,不念贫富,平日里人间不相通的情感,此时都汇成了一种愤怒。其中反映最为强烈的当属台湾同胞,台湾同胞中最先义愤填膺,誓死捍卫家园的当属年轻人。

汪春源就是年轻的台湾人,他一听到清政府竟然同意了割台条约,悲痛至极。于是在4月28日,他联合嘉义县举人罗秀慧、淡水县举人黄宗鼎还有台湾进士叶题雁等人一同向督查院上书。

他们慷慨陈词,强调台湾是大清东南门户,台湾若失,则东南则陷入险境。“无台地则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 即京畿亦不能高枕”他们还讲述了割让台湾对台湾同胞的巨大伤害“如赤子之失慈母, 悲惨曷及……台民终不免一死, 然死有隐痛”

他们还向朝廷传达了400万台湾同胞誓死捍卫家园的一腔爱国热血,他们说“与其生为降虏, 不如死为义民”。汪春源和他的朋友们这般的悲壮让不少朝廷官员为之动容,康有为就是深受影响的一个。汪春源几个人的努力为后来影响深远的“公车上书”拉开了序幕。

在康有为的《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中也有关于此次事件的记载:1895年割台祸起,举国震惊。京师内“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台湾举人汪春源、黄宗鼎等人到督查院上谏,场面一度十分悲壮,举人们“垂泣而请命”,力陈要保护台湾,守卫疆土……

汪春源等台湾学子的泪水极大的激发了在京举人的爱国热情,才有了之后的公车上书,所以人们称汪春源为“公车上书第一人”。

在保卫台湾这场伟大的民族自救运动中,汪春源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在国土家园危难时刻,率先发出了一个中国人,一个台湾子民的抗争呐喊。所以说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可能就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事业有一分光,发一分热。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个人命运,在历史的动荡中,显得那么脆弱和无助。故土沦落,原本扎根台湾的百万民众,第一次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

人们渴望英雄,但是英雄们也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汪春源为保卫台湾四方奔走,处处发声,但是最终也没能改变台湾的命运。那种失去家园的感觉,让汪春源刻骨铭心。他思前想后,决不能忍受在日本人占领的土地下生活,即使那是哺育自己成长的故土。所以,他选择了内渡,回到他祖先一直生活的大陆。

当时和汪春源一样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内渡文人有很多,比较著名的包括丘逢甲、许南英等人。这一“遗民”群体经历过沧桑巨变,具有着独特的悲壮心理,他们的创作普遍带有一种苍凉之感。

但来到大陆的台湾内渡文人,并不是一直感伤时事,无所作为。相反,他们虽然带着悲壮,但是也是充满着进取的悲壮。据史料记载,当时这些文人群体对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起到了一定作用,他们参与了并且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变迁。

1901年清廷下令实行新政,这其中就包括对科举考试的变革。同时,科举制的改革也意味着新学的兴起。所以在当时能担任考官的人都是一些具备新学基础的人。

漳州 汪春源故居

在社会变革中,机遇就这么来了。汪春源和他的台湾朋友许南英分别担任了江西、广州乡试的同考官。对于他们兄弟俩来说,这是一次为国家教育事业进步奉献的机会。汪春源也不辱使命,在那一年的江西出题中,西国学术、国际贸易、兵制、外交政策、海权等多种现代理论被提及,这对于科举制脱虚向实具有一定意义。

作为台湾进士,汪春源自称“是岁江右秋闱分校,荐拔半多寒峻”。他当年校阅的墨卷、荐拔的考生亦当半多精于新学。

汪春源和一众台湾内渡文人还为诬讼、迷信、烟赌、教案、械斗和“银贵钱贱”等各种问题,贡献了各自的一份力量。汪春源自己在担任江西安义知县时,“禁绝烟赌”,颇有成效”他自己说:“每下乡,轻车 减从,自备火食,禁绝烟赌及采茶淫戏。”

动荡不安的晚清政治舞台并没有给汪春源很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在为清末新政奋斗了几年之后,大清就轰然倒塌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汪春源就去官归于福建漳州,平日里以教书谋生,不再过问政事。

1923年这个老人,在病痛中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54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是平凡的普通人,没有一官半职,留下的史料也寥寥无多。

但是回想起他的一幕幕出场,又总能感受到他的不平凡。生他养他的故土未经启用就被割让,这是何等的屈辱和不甘,我们每次设身处地的想到他当时的情绪,不免心恸。

总而言之,汪春源和他的台湾文人朋友们在保卫台湾无果后,又积极投身到了国家社会的改良中去,他们顺应天下大势,敢为天下先,追求科学进步,总是为历史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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