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武昌起义引发剪辫潮，不剪受罚自愿剪送一碗大肉面
上世纪20世纪初，伴随着反清革命的高涨，出现了批判辫子的高潮。很多青年厌恶地把辫子称为“烦恼丝”，1903年的一篇文章中特意提到，辫子“如绳索、如锁链、如兽尾”。邹容在《革命军》中把辫子列为反清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斥责清廷强迫男人留辫子是“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
武昌起义一经发动，顺理成章地引发了一场剪辫风潮，但这次远非清朝入关时强迫留辫那样血腥。
1911年10月10日，凡是参加武昌起义的所有将士和民众都剪掉了辫子。湖北军政府和各地宣布反清的新政府还将新军士兵和学堂学生组成宣讲团，到大街小巷宣讲。一些城门口和重要的街道口，都有士兵或执勤人员把守，没有剪辫者不得通行。并且配有剪辫队，深入千家万户义务剪辫。新政府甚至规定，机关工作人员不剪辫，收工作证；军人不剪，不发军饷；学生不剪，不许进学堂。上海一位名叫徐志棠的富商自掏腰包：凡是自愿剪去辫子的，奉送大肉面一碗。
沪上报纸在1911年11月10日都刊登了沪军都督陈其美的《都督府告喻》：“结发为辫，乃胡虏之殊俗，固地球五大洲所无之怪状，亦历史数千年来未有之先例……今幸天福中国，汉土重光，凡有血气者，莫不争先恐后，剪去发辫，除去数寸之胡尾，还我大好之头颅。”
见大清大势已去，一些清朝的官僚政客也开始借剪辫跟上形势。袁世凯在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的那天晚上才剪掉了辫子，也由此一举成为了“革命同志”。
画家王军余留下的一段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剪辫风潮中的市井百态。
1911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王军余当时在南京，参与接管造币厂，听说临时政府要下令强迫剪发，以肃清余孽。他乘坐造币厂的黄包车，想沿途看看热闹。一出厂门就有警察拉住他的车夫，要剪去辩子，车夫当即跪在地上，恳求他代为说情保留。王军余反而对警察说：“不管他，剪了再说。”
一路上，只见剪辫队络绎不绝，街道上、火车中、江岸边，遇有垂辫者，无不立予剪去。其间有不愿割爱的，多是跪地求免。被剪掉辫子的人表现各不相同，有手提断发垂泪而归的，有摩顶长叹的，有大笑的。王军余觉得煞是好看，大快人心。等他下关返回时，一路上望去，街上已尽是光头。
毕竟留了几百年的辫发，一些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留恋之情，反对剪辫。有成立“保辫会”、“复古会”相对抗的，有将辫子盘在头上蒙上头巾，假装已剪辫的，有被剪掉辫子后跳河寻死的，还有人剪了辫子不舍得扔掉，偷偷捡回来收好，说等下葬的时候一块搁进去保存一个全尸。
辫子除了给个人生活带来不便外，还激化了人们对清廷统治的不满，因为辫子是异族统治者强迫留的。当代学者傅国涌认为，剪辫是大势所趋，封闭的中国需要开放，需要融入到全球化中去。
傅国涌说，因为派出了留学生、驻外使节，国际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在这种接触当中，辫子就成了累赘甚至耻辱，负面影响很多，都跟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冲突，所以辫子不能不剪。
值得一提的是，与满清入关残酷的留辫运动不同，辛亥之后，剪辫子虽然在全国以运动的形式强制推行，留辫子属于违法，但民国并没有因为留辫子而被判刑或枪毙的实例，这表明国人在辛亥之后，民主自由的观念确实有所提高。而且随着风潮的过去，留辫与否基本与政治无涉，渐渐还原为民众自由选择的风俗习惯。这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的功绩和历史的进步。
剪辫子无疑成为革命的一个象征，时代转换的一个标志。它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可以说，民国就是从剪辫子开始的。（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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