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先着手人事安排，后改革政策。他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成化时期，许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李孜省以方术、房中术进献皇帝，得到宠幸。然后，与太监梁芳一起，狼狈为奸，祸乱朝政，打击忠臣，扶植朋党。明孝宗即位之后，立即逮捕了两人，使文武百官皆感高兴。

接着，明孝宗开始整顿吏制，将成化朝通过贿赂，溜须拍马发迹的官员一律撤换，改革首先从内阁开始，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万安遇事除了喊“万岁”，没有半点主张，明孝宗罢免他不久，和他一起混日子的尹直，也黯然离职回乡，只留下了刘吉。明孝宗看得出来，刘吉除了混事，也会干事，接替内阁首辅的刘吉，在弘治年间一反常态，不但时常建言国事，更是对工作极其负责，特别是西北的哈密战事，正是在他的统筹下，得以圆满解决的。

明孝宗还罢免了大批的“传奉官”，在明宪宗时期得宠的诸多僧道门，也都被赶走，少数罪大恶极的，依法惩治。比如，成化年间的和尚继晓，由于仗着明宪宗的宠信，作恶多端，弘治元年被斩首示众。

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使明朝有了中兴的希望。后来，又去掉佞臣李广。

明孝宗对于文臣极其礼敬，特别是对待王恕等老臣以及谢迁、刘健、李东阳几位阁臣，更是体贴备至。

在清洗了诸多混日子的大臣同时，明孝宗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象王恕、怀恩、马文升等，在成化朝由于直言被贬的官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贤臣。为于谦建旌功祠，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宫中都为之一新，时称朝序清宁。

明孝宗登基后，马上召回了王恕，王恕上任后，没有辜负明孝宗的期望，在他的主持下开展了官场考察，考察的标准也极其严格：不但经济有问题的要被追查，就连身体不健康不能胜任工作的，也要一概被罢免。仅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从中央到地方经过吏部考察被罢免的官员，就多达一百多人。和王恕一样，马文升在部队里，也开展了整顿。除了罢免大批不合格的武官外，还清理屯田，整顿地方武备，明军的战斗力，一度焕然振作。

正是在王恕和马文升的强力行动下，基层的一批慵懒官员被清除，诸多的才俊良臣得以提拔。

治水有功的刘大夏，成为明孝宗身边最受倚重之臣。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过度的宠任颇遭诽议，有些大臣不平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也传到皇帝耳中，但是，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刘大夏是正直而传统的官员，他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刘大夏更被认为是“弘治三杰”之一。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像刘大夏一样，更能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端的，恐不多见。明孝宗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了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

当时人称：“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近臣尝造膝，阁老不呼名。’盖实录也。”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明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明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发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明孝宗对个中因非常清楚，也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此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 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