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全文

说起晚明的历史，有几个绕不开的著名人物：李自成、张献忠。

崇祯十三年，鄂陕川边区成为了李自成的活动范围。自古以来，四川由于险恶的地理环境成为了军事要塞，兵家必争之地，而据守四川的农民起义也极多。虽然起义军不多，但四川、陕西、湖北的农民韧性和血性极强，对明朝统治者构成极大威胁。

鄂陕川边区农民集结抵抗军官

起义早些时候，崇祯皇帝对李自成的围剿是非常有效的。崇祯十一年，李自成被打掉头盔，只能丢盔弃甲，逃之夭夭。他只能带着几个人躲在陕西商洛山打游击战。

后世传闻，粗略估计，李自成的军队人数应该不会超过1000人。

另一位巨头张献忠则活跃在湖北和四川的边境地区。他的起义道路类似 《水浒传》的梁山好汉，但更为曲折。

崇祯11年，张献忠接受了明朝的招安，但仅仅过一年，便再次造反。后来，他看到李自成的起义变大了，就接受了李自成的嘉奖，筹划一起合伙创业，然后再次反抗李自成，自立门户。

当然，除明末最大的两支农民势力外，还有盘踞河南东南、安徽北部的小园营和南直里的各座武营等。

农民起义

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军看似不多，而且以游击兵形式散落在中西部地区，没有经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军中也没有诸葛亮、周瑜一样的神算子，他们大部分大字不识，但对明朝构成了直接且毁灭性的威胁。

他们究竟用了怎样的战略？这个战略，在今天看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之作。

李自成 画像

论天时，就是系统或者说制度本身僵化到不可逆转的境地。明朝的财政出了大问题，与此相关的则是明朝期初定下的藩王制度。藩王制度有点像分封制，其出发点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统治系统内部的威胁。

当时，仅河南就有7个藩国，全国依附于国家财政的藩王以万计。同年，河南大饥荒到了底层百姓相互交换孩子，喝人血吃人肉的地步。明朝政府虽然意识到了，但为了自身的统治，得镇压西北农民起义、满清的来势汹汹以及官僚机构的运行。

有了财政危机怎么办？那就从民间搜刮呗。于是他们继续加大了向人民收钱的力度：辽饷、练饷、镇饷。这个“天时”，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说，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崇祯画像

而地利，农民军一路高歌，竭尽所能地向权力中心进军。崇祯13年，李自成东山再起，从湖北一路北上打到河南，短短三个月，数万人加入讨伐的队伍，李打出“不平民，只杀官”的大旗，这个口号很快席卷河南，一路有底层农民集结加入。

起义军已经包围了洛阳，而此时，北方的藩王仍然沉浸在王室给予的恩泽中，继续算计着每月朝廷拨发的银钱赏赐。当时，兵部尚书吕维其知道事情严重程度，建议当地的藩王——福王用一些钱补贴军队，却遭到了这个被圈养过久而失去危机的既得利益者的拒绝。

修复后的洛阳城墙

无粮无酬，明军守城无战意，稍作抵抗后就向农民军投降了。城破，福王被杀，大儿子朱由崧逃了出来，而李自成夺走了福王府的所有财产，用这些财物博取人心，扩大军队实力。

同样是在河南，但洛阳的周王搬出所有的财物，赏赐守城的军民，军民为之浴血奋战，乱战中，李自成被士兵击中左眼，洛阳久攻不下只好先做暂时的撤兵。

明末电视剧剧照

撤兵后李自成重新开始了游击路线，攻城、平城、弃城。

这个战术，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先攻下一座城池，然后捣毁城池，拆掉城墙。这样即使明军夺回了城池，也没法像先前一样守住城池，起义军击垮了明军的防御体系。对于没有防御优势的农民军队来说，这个战术无奈但是有所效果。

此时的李自成一边攻城，一边拉拢当地的农民，壮大己军的力量。

李自成率领部队气势汹汹沿着枣阳、随州南下，到了承天。陕西三巡抚傅宗龙见这个情形后大骇，怕承天祖陵遭到捣毁。

项城之战 傅宗龙画像

于是傅宗龙率兵追击。此时，李自成驻守到了项城，将精锐部队埋伏在密林中，并派出一队人马，假装向汝宁移动。明军以为这是李自成的残兵在节节败退，于是降低了警惕，开始在附近村中搜刮农民的粮草。

此时时机成熟，李自成突然发动了攻势。明军败走，何仁龙逃走，傅宗龙被俘杀。

项城之战，是李自成军力的转折点，也促成了“人和”的产生。

正规军武器装束

在此战之前，李自成的部落主要是流民。即使在河南经过大大小小的战役之后，也只有几千名精锐士兵。但在项城之战后，农民军收编了傅宗龙的军队，缴获了许多正规军队的武器装备，李自成的部队实力增强，走上了正规军的道路。

项城之战不仅是李自成部下的转折点，也反映了明军围剿农民军的大环境。农民军利用灵活的游击战战术、集结人心，以弱胜强、以蛇吞象，一步步吞掉了明朝的广袤江山。

这也说明了为了镇压农民，明朝统治者只能继续出兵出钱，而越镇压财政越紧张，越紧张越剥削底层农民，导致农民军奋起反抗得越多，越镇压农民军就越强，最后形成失控的态势。苟延残喘的明朝终于在短短几年内彻底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