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高度,决定大湾区的高度

原标题:人的高度,决定大湾区的高度

编者按:

今年,是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在这场城市嬗变运动中,有些改变是可见的,如建筑空间、如道路规划;有些改变则是无形的,如生活氛围,如价值观念。从城市化迈向国际化,本质上都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活。

我们生活于斯时斯地,却难言何种生活才属于深圳。我们需要一个样板,这个样板很可能就在深圳湾。 藉此,深圳客与深圳湾公馆联合发起“从深圳湾看世界”专题栏目,邀约不同行业的知名观察者,以自身视角解构深圳湾价值,寻找定义深圳的国际化生活样板。

第一期,资深媒体人贾葭将从国际都市的天际线,解读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的塑造。

文/贾葭

我六岁生日的时候,父亲带我在路边的小照相馆拍了一幅生日写真,布景是喷绘的一排排鳞次栉比、璀璨辉煌的高楼大厦。

过了二十多年,我在新泽西威霍肯(Weehawken)的汉密尔顿公园,专门爬到山顶去看曼哈顿,总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那是我第一次亲身看到曼哈顿的天际线。我激动地给父亲打电话说,我终于看到了那张照片里的摩天大厦了。

曼哈顿的天际线非常独特,任何没有去过纽约的人,也能够在照片或者电影里立刻认出来那是曼哈顿,是宇宙中心纽约的中心。《人猿泰山》里那只大猩猩爬到帝国大厦的顶端,导演暗喻的是,这只大猩猩其实想要挑战人类文明的顶端。三十年代的帝国大厦,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最高的建筑。

纽约的摩天大楼随后成为全球城市化的一个模版,连地面上华尔街那头牛也被各地复制。1938年,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学者、现代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认为 城市的异质性、规模及人口密度互相作用,这些要素形成城市特有的生活方式,他称为“城市主义”。此后城市研究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门显学。

在经过四十年的快速城市化之后,中国的城市化不论从规模还是方式上,都非常需要描述、阐释和研究,当然也需要从具体的城市入手,去讨论属于中国人的城市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个城市是深圳。因为,深圳这座城市,并不像多数西方城市那样,在与乡土的对比框架里被描述和阐释,或者是在一种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话语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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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深圳就是深圳,平地而起的一座现代化城市。

在全球视野中,姑且不论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单是与北京、上海、广州相比,阐释深圳的城市生活方式在当下也显得尤为必要。这是因为我们对人类的文明抱有好奇之感,更因为我们住在此处。我们如何看待四十年来的城市化奇迹?以及我们站在今日如何想象一个四十年后的深圳?

每次从沙河西路去深圳湾口岸,我都会凝视深圳湾的天际线,这一组线条,时常会让人有一种面对人类文明的心灵震撼。 深圳湾天际线无疑是大湾区的标志性影像,这些影像会变成文本,体现在文化符号建构之中,并最终表达出深圳之于全球的意义。

1.

孚日广场的新贵

全球现代城市的母本,无疑是巴黎。

从1600年亨利四世对巴黎雄心勃勃的计划开始之后,这个城市在短短的十余年内成为早期全球化的第一城市。宽阔平直的石板马路,不断更换火种的雕饰路灯,蜿蜒密布的下水道,开放热闹的公民广场,巴黎为世界文学史贡献了好多夸张的词汇。

很多作家都写道,那时候的巴黎是“繁华世界的缩影”,“全体人类的故乡”、“无与伦比的城市”、“宇宙之都”等等。在这个星球之上,巴黎之外的地方都是郊区。夸张当然夸张,但可见当时 巴黎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城市化,起了不可估量的摹本作用。

如果从细节入手,我认为当时的巴黎有很多新鲜的发明,才能够让全欧洲的作家们拜服。比如建于1605年的皇家广场(即今日之孚日广场),在广场周围建有一圈低层住宅楼,底层全部出售给商家,二层以上供那些从外省来巴黎的商业新贵居住。孚日广场中间有草坪和喷泉,经常举办盛大的露天舞会和商业典礼,或者马术比赛,戏院、咖啡馆、酒吧、饭店应有尽有。

今天,我们隔着玻璃看到深圳商场对外一侧的陈列台,被强光照射得熠熠生辉,这一商品展示模式就是在孚日广场被发明的。不论从商业还是娱乐、休闲的角度,这里都是当时巴黎的商业、文化和时尚中心,乃至很多皇亲国戚都不愿意住在原来的封邑或者城堡内,要和那些商业大佬一起住在孚日广场,连雨果都来凑热闹,并在这里写出来我们熟悉的那些伟大作品。

雨果故居的红色客厅

我想说的是,孚日广场确立了一种早期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购物、休闲、文娱、体育活动、社交等等,这里的生活和广场外的巴黎是截然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居民,在很短的时间内,确立了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 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巴黎乃至整个法国、整个世界中,最有钱、最有文化、最有品位、最懂得享受生活乐趣的人。

这些人当然应该聚集起来,不然怎么会有后来巴黎的那些璀璨夺目的文化产品呢?他们从巴黎的乡村的熟人社会中被解放出来,进入到城市里的陌生人社会,但彼此又以地位和价值为纽带,从而完成了自我的身份确认以及构建了群体的文化特质、身份特质。

2.

六本木新城的Hill族

六本木新城是东京都市更新的一个样板。

1980年代作为东京的新开发地带进入港区的更新规划。历经十年,六本木地区成为东京都最繁华的城市区域,并且与老东京的特征可以做出明显区隔。很多东京富人们放弃了过去居住的一层两层的独立一户建,搬到这个在东京距离天空最近的社区。

六本木新城之中,有森美术馆,新城俱乐部,六本木学术中心,各种商场,几乎所有人的物质及精神需求可以被完全满足。起先只是IT新贵们迁入,随后几年,明星、政要、外交人员也纷纷以迁入六本木为荣。日本的词典里诞生了Hill 族(ヒルズ族)这个流行语,即“住在六本木之丘的人”。

Hill族的共同特征是, 他们相信在全球化之下的这个亚洲最大城市里,作为个体的努力必将得到回报,他们信赖科技与知识,希望与天际线无限接近。与传统的一户建和式住宅相比,六本木新城均是玻璃钢结构的高层豪宅,住户可以在客厅端着咖啡看到一望无际的东京繁华夜景,天空塔、彩虹桥尽收眼底。住在此处,可以拥有更多的天空、花园以及海面,可以随时偶遇到蜚声国际的艺术家、企业家、明星以及作家。这是一个狭窄但极其有文化承载意义的圈子,住户们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取向,让他们彼此觉得亲近,是“自己人”。他们的生活不仅仅是生活,也代表了千禧年以后新时代的东京和日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全球化之下的美学实践。

每一个个体成员,在这样的区域,可以完全放纵自己独立的个性,同时又能与他人建立强烈的情感纽带。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说:城市是一台分拣机器,可以准确无误地从整个人口中挑选出来那些最适合于居住于某个特定区域的人。我想也可以这样表达: 特定社区依然是一台机器,它将挑选出那些最适于居住于此的人。

六本木新城带动包括麻布、白金台、青山的整个港区,成为东京的高尚住宅扎堆的区域,也因此吸引高端人士不断迁入。此外,大量的企业总部纷纷迁入港区,使得东京港区成为东京湾区的领头羊和经济支点,整个东京湾区的GDP几乎超过日本全国GDP的三分之一。

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GDP就是人创造出来的,越是高端的人才,越是能创造高额的GDP。当然,我们不能惟GDP主义,只是经济数据比较直观。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社区,对整个东京乃至日本这个国家的社会以及文化生活,都在施加着无比重要的影响。

3.

深圳湾天际线的高度

说回中国,说回深圳。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的城市景观与城市想象仍在不断丰富之中,深圳湾的天际线也在不断被改变。

最近的一例改变,来自耸立于深圳湾畔的深圳湾公馆。 它被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CTBUH)授予了「深圳最高纯复式住宅」的认证。CTBUH是一个专注于高层建筑和未来城市的概念、设计、建设与运营的机构,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高层建筑数据库。该机构通过摩天大楼中心数据库,筛选出了深圳150米以上或30层以上含复式单元的住宅建筑。

建筑本身的高度,只是构成大湾区天际线的指标之一。更重要的是,在深圳逐渐成为全球化之下一座节点性的中国城市,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深圳将以怎样的城市文本、城市想象来塑造属于深圳和大湾区的形态与象征?

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机遇,也有压力。全球化的压力就是同质化,就是千城一面。假如我们期待深圳的风貌能与别的全球大城市区隔开来,那最重要的乃是本土化。只有不断地进行本土化的表达,不断进行自身历史的阐释,才能够在全球化中保持自身特色。年轻的深圳奠基于最有本土精神的南粤,具备这种表达的文化基因。

我们关注深圳天际线, 更应该关注天际线下的人可能达到的高度

在深圳湾,有很多人的元素,能够让这里达到世界级的湾区高度。这里有互联网新贵,有不被注意的大型民企领袖,有大型国企的总部人员,也有埋头于公益和艺术的不缺钱花的深二代,也有私立学校的教师,外企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可以共同为深圳湾带来某种形式的改变,比如整个区域的文化氛围,价值观念、艺术情怀以及身份体认。

我们都知道生活品质是不断提升的,生活方式亦然, 就像深圳湾的天际线一样,一直都有一种向上的、不断接近天空的精神内核。

但是深圳的天际线里,需要像深圳湾公馆这样的繁华区域的高层品质住宅,不能都是写字楼。 深圳湾不能只是拿来上班的,而是要真正的停下来,住下来,让整个区域都向上伸展,去接近更辽阔的天空,去欣赏更宽广的海面。去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有充足的可能,去实践未来。

因为,他们的高度,决定了大湾区的高度。在这个空间之内,能够不断强化对大湾区负有责任的身份意义,构建明确的文化精神符号,才能型塑整个城市的精神特质和新的生活形态,共同迎来下一个四十年。

这也是构成深圳湾恢宏天际线的那些卓越建筑,带来城市未来的使命与可能。

作者

贾葭

贾葭

资深媒体人、青年学者,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曾供职于光明日报、新华社、凤凰卫视,是GQ中文版的创刊人之一,腾讯《大家》创刊主编。十余年来,为内地、香港、台湾多家报刊撰写历史文化专栏。对港台问题、民国史、城市史、移民史等领域略有研究。著有《我的双城记》、《摩登中华》等,编有《大家文集》若干。现任外邦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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