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和匜基本与燕国形制相同。中山与燕都是地处北方的诸侯国，有着共同的北方青铜文化元素，而且两国比邻接壤，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从而形成了这一地域青铜器的独特风貌。到战国中期，中山国铜器已进一步中原化，北方青铜文化元素在铜器上的影响已甚微，青铜容器与中原诸国已无大的差异。中山国的青铜器正处于中国青铜器发展的新式期，形式奇巧多变、内容丰富多彩、技术精湛先进。

装饰工艺

中山国的青铜器制造业不仅有着别致的造型艺术，还运用了许多精美的装饰工艺。青铜器的装饰工艺是随着青铜器发展而发展的。战国青铜器的制作工艺达到空前水平，与此同时，鎏金、金错银、髹漆、线刻等诸多青铜装饰工艺手段也广泛流行，涌现出一批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精品。中山国青铜器便是这诸多精品之一。中山国常见的装饰工艺有以下几种：

(一) 镶嵌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镶嵌工艺空前发展，这一时期镶嵌用的材料主要有金银、红铜，绿松石等。

1、镶嵌绿松石工艺。一般镶嵌在小型器物或容器上。镶嵌在容器上的绿松石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容器纹饰中的动物的目、鼻、口部镶嵌绿松石，另一种情况是以绿松石镶为纹饰，更有把绿松石镶嵌与其他装饰工艺融合使用，构成绚丽纹饰的精品。中山成公墓中出土的牺尊，颈部由金泡镶成项圈，头和身有银丝与绿松石镶错花纹。中山方壶则是把镶嵌红铜、绿松石、填漆等多项工艺集于一身，器身纹饰以红铜和绿松石衬托，显得雍容华贵，大气典雅。

2、错金银工艺。镶嵌金、银于青铜器上作为装饰物，此种工艺统称为“金错银”，也称“错金银”。中山王墓出土了一批错金银铜器，其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在中国考古史上是很少见的。其中最精良的器物当属错金银神兽、虎噬鹿屏座、错金银犀屏座、错金银牛屏座等。错银神兽周身饰有卷云纹，纹饰复杂，精美透亮。虎噬鹿屏风座中虎、鹿全身装饰了精美的嵌错花纹，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纹饰往往配合着动态、结构的表现，虎背上弯曲的脊柱、斑斓的虎毛，虎颊上坚硬的咬肌，肩胯处扭动的关节，都通过不同形状的金银镶嵌线条表现出来，这些花纹已经不单纯是为了美观装饰，而是成为形体塑造的重要手段。这种服务于造型、服务于主题的纹饰已成为刻画形象性格的艺术手段。这也是中山国错金银工艺的一大特色。

(二) 鎏金工艺

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可得知，鎏金的发明和使用大约起源于战国早期。战国时期的鎏金器与后代一些精美的鎏金器相比，无疑是粗糙和幼稚的，但工艺程序大体相同。鎏金，手续繁多，工艺精细，要鎏好一件器物绝非易事，战国时期的鎏金工艺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鎏金器多为一些带钩、铜泡等小饰物，且为数不多。

（三）线刻工艺

线刻工艺是用金属工具在铜器表面刻划出纹饰。现有的考古发现表明，线刻装饰应该起源于春秋晚期，在战国中早期盛行。早期的刀法，就是连点成线，看上去像虚线一样，称为錾凿法。到了技术相对成熟的战国时期，随着工具的升级，已能刻出流畅的线条，形如实线，称为刻画法。线刻工艺所用的工具是以铁或其合金为主的金属，硬度比青铜大，在古人能使用铁器之前，不能通过此法装饰青铜器。这种崭新的工艺在中山国铜器中的运用，反映了中山国在青铜制造和冶铁两方面的成就。

独特美观的青铜器造型，复杂精致的青铜器装饰，共同构成了中山国时期精美的青铜器艺术品，这些造型与装饰工艺均具有较高的水平，是中国艺术文化上不可多得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