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全文

公元3世纪波斯的萨珊王朝横跨欧亚大陆。公元7世纪初，伴随着阿拉伯半岛穆斯林势力的崛起，波斯帝国逐渐衰落。608年阿拉伯穆斯林与波斯爆发朱卡尔之战，穆斯林获胜，此后大食不断发起对于萨珊王朝的战争。638年、639年波斯国王伊嗣侯两次遣使来唐求援，唐朝受西突厥战事纷扰，没有给予援助。647年波斯第三次遣使求援，仍未得到援助，651年波斯国王伊嗣侯被杀，波斯灭亡。其子卑路斯在吐火罗的支持下积极复国，仍遭受大食的打击，654年遣使来唐求援，唐因正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未给予援助。

2.唐对波斯的扶持

661年的唐朝结束了与西突厥的战争，平定了叛乱，开始着手巩固自己在中亚的势力范围积极介入波斯事务。据史书记载：“是时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县，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即卑路斯为都督”。[4]662年，唐又将卑路斯册封为波斯王，全力支持波斯复国，作为其与大食对抗的前沿阵地。大食仍未停止对与波斯的进攻，679年卑路斯之子客居吐火罗20年，波斯复国大业一蹶不振。

通过梳理唐扶持波斯制衡大食的史实不难看出中亚在唐朝的安全防御中居次要地位。 “以夷制夷”“扶弱制强”的均势思想也在其平定突厥之后的中亚政策中得到体现。大食利用波斯为突破进行扩张，唐朝以波斯为前沿进行防御，二者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虽然波斯复国最终失败了，但是对于唐朝来说，这种扶弱制强的均势策略无疑损失最小。

（二）唐扶持突骑施汗抑制大食

719年，唐玄宗册封拜苏禄为忠顺可汗，苏禄成为整个西突厥十姓之地的可汗。而突骑施汗国便可打着唐朝的旗号在中亚地区活动，包括抗击大食军队。突骑施汗利用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的十年间，竭力与大食争夺中亚粟特地区，参与粟特地区的叛乱反抗大食。724年,穆斯林.本.赛义德进攻拔汗那。当他到达时,苏禄可汗统兵对他发动突然袭击,将他击败。其结果对大食是灾难性的。穆斯林史学家称此役为“干渴战役”。731年初，呼罗珊总督从史国向撒马尔罕进军，受到突骑施汗的阻击。突厥军中有康国等国军队。突厥人采用火攻，大食军饥渴交加，一败涂地，居纳德仅率千余人逃脱，阿拉伯历史学家塔巴里称之为“关隘之战”。[5]

这一系列战役便是突骑施汗与大食之间存在矛盾的体现，也能作为解释唐朝扶持突骑施汗的一个重要原因。从719-734年唐通过扶持突骑施汗国维持其在中亚地区的势力范围，在唐与大食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间接遏制了大食的东侵，历史证明，大唐的这一做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均势思想的特点之一便是抑制强者，对于大唐来说，强者意味着强大到威胁其边境安全。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后来唐朝会有歼灭突骑施汗的意图。突骑施汗是否有逆反心理学界尚存争议，但唐朝觉得它有逆反心理，应将它即时扼杀。

（三）唐联合大食歼灭突骑施汗国

1.唐对突骑施汗国定位之改变

在突骑施汗崛起后，它开始谋求与吐蕃共同进攻唐朝，唐玄宗得知后，对安西节度使说：“苏禄忘我大惠，敢作寇仇，屡犯边境，……卿可与盖嘉运计会，取夜道便，随事进讨，使此贼救首救尾，形势分离；本即乌合，劳则自溃。若以计取，可不战而擒，若守而不攻，益为后患。”[6] 734年发生了北庭节度使刘焕的叛乱事件，唐玄宗处决了刘焕也未能改变苏禄侵犯唐的决心。736年春，正月，北庭都护盖嘉运“击突骑施，大破之”。突骑施自此不敢侵犯安西和北庭。736年底，突骑施重返粟特，苏禄可汗与呼罗珊总督阿萨德.本.阿布达拉在此进行决战。苏禄可汗为了自身的利益，遣其大首领胡禄达干来求和，唐玄宗准其所请，并于宫中欢宴来使，授以苏禄右金吾将军称号，赐锦衣一付，帛及彩一百匹。这种和平是表面性的。苏禄虽已求和，但仍未撤军，唐朝仍需防范，并相机出击。正如唐玄宗在给盖嘉运的信中说:“今贼虽请和，恃我张势，以防大食之下，以镇杂虏之心，岂是真情，此其奸数”要他“同其动静，因利乘便”，认为“取乱悔亡，不以此时，如待何日”。[7]在唐朝看来，突骑施苏禄向唐朝求和仅仅是对付大食的权宜之计。

2.突骑施汗国的覆灭

在737年在朱尔占战役中突骑施军队被大食军队歼灭。此后，突骑施内乱频发，最终走向灭亡。杨文笔认为大唐自毁长城的错误决策，给大食创造了进军中亚的好机会，随着突骑施这一战略屏障的失去，740年前后昭武九姓事实上已经被大食征服；李方则认为歼灭突骑施对于唐朝稳定葱岭以东的安全同样重要。“葱岭以东”是“车”，“葱岭以西以南”是“卒”，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唐朝宁愿“丢卒保车”。唐朝的这一举措也表明了其对外政策的重点是葱岭以东，为了维护葱岭东地区的安全，唐朝在葱岭以西愿意做出让步。[8]

唐朝的整体西域战略重点在决定其在中亚试图维持现状的同时也决定了御敌的先后顺序，唐朝均势体系中的“强者”并非仅仅是指实力强大的国家，而是对其边界领土构成威胁的国家。也正是这种战略判断间接地使大食减少了一个对手，加速了其在中亚地区的渗透，进一步压缩唐朝的势力范围，为遏制大食的东进，唐对实现双方均势状态的手段作了调整。

3怛罗斯之战——唐朝均势战略调整的结果

（一）均势思想导致的怛罗斯之战

公元751年，镇守西域的大将高仙芝觊觎西域石国财富，诱骗石国国王并将其杀之，石国王子联合西域诸国求助黑衣大食，高仙芝先发制人，率兵前往，内部叛变，唐最终失败。这是对此战役浅层次的描述，然而对于战役的原因和影响以及战争失利的原因学界存在诸多争议。薛宗正和杨文笔认为这绝非一场偶然的遭遇战，而是两国政治冲突发展的必然结局；王三义则认为怛罗斯战役是唐帝国边疆守将错误策略和行动造成重大损失的一次耻辱印记。

本文认为怛罗斯之战有其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前面提到唐朝试图通过间接的“以夷制夷”的方式遏制大食的扩张，但是均遭到了失败，为了继续维持它在中亚的地位，唐朝将目标指向已经成为大食属国的石国。此时恰逢天宝六载五月，木鹿人并.波悉林率先倡乱呼罗珊，反对倭玛雅家族的统治，大食国内大乱，随着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呼罗珊新主麾军西进，呼罗珊地区力量薄弱。大唐抓住时机讨伐石国。薛宗正认为这一期大唐的举动与唐朝宰相李林甫遥控安西大都护有关。高仙芝的破格擢拔，与他有关，选择天宝九载 (649)伐石国，也是他所作出的决策。[9]这便说明唐朝中央与打击石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就是唐朝讨伐石国背后的均势因素考量，讨伐石国并不仅仅是高仙芝一人之决定。

（二）怛罗斯之战后中亚的均势趋势

唐朝攻打石国是有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打的是石国，但是隐含着对大食的一种对抗，但仍然不是正面对抗。唐朝的目的在于宣示它在中亚的存在，而不是要和大食打一仗，出乎意料的是高仙芝过分的行动招致了和大食间爆发的这场边界战争。战争对双方并没有太大影响，在之后的安史之乱中大食还帮助唐朝镇压叛军。这场战争之后大食没有乘胜追击，唐朝也没有继续发动战争来一雪前耻，中亚诸国依旧处在两大势力之间。但是这场战争使双方感知到了对方的兵力，也不会再动辄打仗了。唐朝对于中亚势力范围的宣示被大食得知，这场战争也让大食感知到了唐朝的力量，间接推动了均势趋势的发展，不能说均势局面在此之后形成了，但是双方在中亚地区维持了一种力量上动态平衡的局面。

总之，利用大食内乱攻打石国，恢复其在中亚的部分势力，防止大食过于强大是唐真正的目的。若高仙芝收敛其行为，在石国投降之后便收手，结局也许便会不同。这个问题涉及到的是一国对外政策的意图性影响和非意图性影响，让大食感知自己的存在，遏制大食东进是唐打击石国的意图性影响，而怛罗斯之战的爆发则是非意图性的影响。怛罗斯之战只是唐朝均势策略调整后的非意图性产物，并不意味着唐朝放弃了均势思想，也正是因为唐朝受均势思想的影响，这场战争的规模仅仅限于边界地区。

结 语

从帮助波斯复国开始到怛罗斯之战后唐与大食“不打不相识”，均势理论的思想贯穿唐朝中亚政策之中，唐朝致力于维持均势而不是排挤大食的政策也为后来的“安史之乱”中大食予以援助留了一条后路。总体看来，唐朝的均势政策是成功的，如果没有怛罗斯之战，那么唐与大食之间是存在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的。研究公元7-8世纪唐朝的均势政策对于当下中国的对外政策有着深远影响。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国家，在国际社会尚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国家至上的权力机构的前提下，伴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相互依存的增强，强调国际合作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忽视国与国之间的实力对比情况，在个别大国不愿配合的情况下，合理的维持均势状态对于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维持世界秩序的稳定有着极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80.

[2] 倪世雄;王国明.均势理论纵横谈[J].政治学研究,1986(3):1-3.

[3]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87.

[4] 赵永伦.公元8世纪上半叶突骑施与唐朝和大食争夺中亚的斗争[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79-82.

[5]赵永伦.公元8世纪上半叶突骑施与唐朝和大食争夺中亚的斗争[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80.

[6] 张辉.均势战略刍议[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8(1):57-58.

[7]郭平梁.突骑施苏禄传补阙[J].新疆社会科学,1988(4):55.

[8] 李方.怛罗斯之战与唐朝西域政策[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1):65.

[9]薛宗正.论高仙芝伐石国与怛罗斯之战[J].新大学报，1999（3）：3.

●【国关青年说】2020年“国关青年说”专栏征稿启事

文章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专栏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