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十世班禅：在人间，才是真正的修行
据十世班禅事后回忆，他能在”文革”中能够活下来，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在他被抓到中央民族学院之后，周总理再次派人劝阻制止，并通过卫戍区、中央统战部和他的联络员，给各派组织做工作。周总理明确指出：班禅现在不能控制在群众组织手里，必须由北京卫戍区负责监护。经过反复协商、调解，达成三条协议：一、各级组织联合召开批判会，不能轮流批斗；二、要文斗，不能武斗，不能捆绑，不能”坐飞机”；三、只能联合批判一次，批判会结束后，必须把班禅交回卫戍区，押送工作由卫戍区全权负责。
由于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达成了这三条协议，首都红卫兵才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了一次规模最大的批判会，虽然按协议批判会结束后要把十世班禅送回卫戍区监护，但当场仍有成群的红卫兵围攻、谩骂，不让解放军把十世班禅带走。
批判大会结束之后，卫戍区的解放军坚决把班禅送到了北京政法学院，由卫戍区监护起来。
此时，北京航空学院的”北航红旗”的红卫兵把彭德怀元帅也从四川揪回了北京，在航院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周总理知道后，严令他们交出彭德怀，也送到了政法学院，由卫戍区监护。
一个是因上”万言书”而被罢官的国防部长；一个是因上”七万言书”而被撤职的副委员长，竟然在同一时间被关在了同一个地方。因为当时看管严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左邻右舍。
不幸的是，刚正不阿的开国元勋年迈体衰，冤死狱中，而年轻体壮的十世班禅大师则经受住了炼狱之火。
在监狱里，十世班禅被关在了一个单人牢房，四面是灰暗的高墙和一扇冰冷的铁门，几乎与世隔绝。他生性好动不好静，喜欢热闹、健谈、好客，但如今没人理会，没人说话，看守每天送三次饭放一次风，就再不管不问了。他像一头被关进牢笼的雄狮，感到无聊、烦闷、恐惧、愤懑。他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昔日备受尊崇，今日竟成了众人唾骂的”罪人”，被宣布为”祖国的叛徒”、”各族人民的敌人”，他想不通、不服，要抗争、要申诉，但毫无用处。
十世班禅毕竟是一个信念坚定、意志坚强的人，经过一段磨难和剧烈的思想斗争，他逐渐静下心来。他相信历史是公正的，总有一天会弄个水落石出的。
在关押的日子里，班禅以顽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利用各种机会学习汉语，他在能够认识一些汉字，能够查字典后，就攻读杂志和报纸。不认识的字，就通过查《新华字典》解决，他经常使用的那本《新华字典》被他那双大手翻旧了，翻破了，四周磨掉了棱角，快变成圆形了。他满怀深情地说，这本字典是我的老师，我要好好保存。经过了几年的学习，他的汉语水平大提高，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理论修养和社会历史知识也有了显着提高，为以后做好工作打下了基础。
1973年3月，被打倒了的邓小平复出，协助周恩来总理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1974年夏天，周总理因病情恶化住进医院，其后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就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1975年夏天，在监狱里度过了９年又８个月的班禅大师终于出狱了。
出狱后的班禅仍被安排在了政协当常委，当时一些人”左”的思想十分严重，还坚持过去的那一套，说什么”平反不平罪”，没有认真给他落实政策，但中央在生活上却给了他很好的照顾。他在北京东总布胡同的寓所，在周总理的关照下还给他保留着，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出狱后的班禅，过着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每天清晨要沿着长安街跑步晨练，他将自己汇入了北京晨练的人流中，体验着自由后的轻松。
他有时在天安门广场，久久凝视看天安门城楼，犹如在佛教修行中面对本尊佛像的观想。他在观想中体现到的不是那种不可思议的悠远世界的回声，不是那种层层浮现的西方净土世界的幻景，不是那种时空界限不复存在的终极真理。他所体验、感受到的是他对中国的未来，民族的团结，人民的幸福。这时候，虽然不泛宗教式的虔诚，但更多的是一个爱国者的品格和真诚。
班禅被关进监狱时才28岁，出狱时也不过38岁，粉碎”四人帮”后，他要求工作，要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1979年7月2日，在政协五届全委会二次会议上，班禅大师被增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0年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又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尽管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尽管他曾一度身陷囹圄，失去自由，但他胸怀坦荡，不计较个人得失。
十世班禅恢复工作后，第一次去藏区前，邓小平约他到家里，亲切地对他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你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事情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
十世班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工作当中，大师在工作上是一个正直求实，一丝不苟，十分严肃的人，但在信教群众面前，则是一个笑容可掬和善慈祥的大活佛。
班禅是无量光佛的化身，他所到之处，总是把吉祥、欢乐带到那里，他作为有很高宗教修养的大活佛，进行各种宗教仪式、祈祷活动，为祖国繁荣昌盛，百姓的幸福生活祝福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为信众模顶，他认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宗教活动使信教群众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也即佛教上讲的”利乐有情”。
1986年1月，他为五万日夜等待的群众摸顶。看不见首尾的群众，排成队缓缓从大师面前走过。胳膊肿了，几乎抬不起来，但他坚持了两天，摸遍了五万人的头，满足了五万人的心愿。
一位老人从青海赶到西藏朝拜大师，老人来到大师面前请求说：大师我有病，又老了，请大师为我祛病除灾。
大师望着老人，和气地说：”您的病一定要找医生看，但您将来死后的事，我一定祈祷佛祖，尽我一臂之力。”
最后来到大师面前接受摸顶也是一位老人，是由儿子和女婿用担架抬来的，当大师给他摸顶后，老人艰难地从被窝里伸出手，用平时积赞的三百元钱供养大师，并叮嘱说：”大师，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您无论如何收下。”
大师怕拒绝后让老人失望、伤心，便高声对老人说：”好，我收下了。”
然后，大师又悄悄把钱塞到了担架的被角下。
大师连续摸顶，虽然很劳累，但为了照顾信教群众的愿望和需要，他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摸顶活动要尽可能地多安排几次，要使群众的愿望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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