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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近百年后，山东地区传唱着一首民歌：

长毛哥！

长毛哥！

一年来三遍！

也不多！

这是一首听起来很奇怪的民谣，如果我们认定人口减少一个亿的罪魁祸首在太平军，进而推断这是一支“兵过如篦”的军队，那么百姓何以对太平军如此的欢迎？

也许是许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一点：太平军是一支对百姓秋毫无犯的军队，在历来农民起义的部队中，其军纪严明程度称得上是数一数二。

我们能看到历史中大量这样的记载：

在太平军占领了永安州之后，太平军公平交易的原则吸引了大量老百姓和地主偷运各种物资，甚至有一些老百姓出于对满族统治的不满给予大量军资。

在太平军占领安徽省府安庆后，百姓箪食壶浆、送来大量的粮饷军资，甚至包括了人口户籍资料。

太平天国的军纪中明确表明严禁滋扰百姓，比如在金田起义前制定的六十二条军规（天令）中，明确规定了人道对待一般平民，包括禁止屠杀、奸淫、掠夺甚至是强买强卖、虐待劳工和纵火等。

因为人人皆为兄弟，自然人人平等。这种基于儒家化了的基督教信仰，使得他们能够保持良好的军事纪律，对百姓秋毫无犯。尤其是从广西里走出的第一批队伍，更是几乎从始至终保持着这样的理想主义色彩。

在庐州城被占领后，太平军公布了严格的命令：“士农工商，各有生业，愿拜降就拜降，愿回家就回家。”亲历者周邦福写了一本亲历记，里面写道部分不愿意投降的百姓竟然在太平军的护送之下，安全地被送回了家。太平军对百姓的财产秋毫无犯，这是实打实的铁证。

清朝官又不得不承认：“贼不杀人，尽人而用之，人不知畏贼。村野之民，盛称贼之义气，遂以为德。”曾国藩等士绅官僚将这种军纪严明，视作是太平军的奸猾计谋，侧面来说也是一种肯定。

但我们也无法忽略，太平军在战争过程中也有过屠城行为。初期的典型案例如全州惨剧，全州惨剧是因为太平军的核心领导人冯云山在攻占期间被火炮轰击受到重伤，全军以复仇的心态屠杀了全州城内的数千人。北伐期间的比如沧州屠杀，这同样也是复仇心态所导致。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老百姓在城破后的自杀行为。武昌城在城破之后约有10万人自杀，大多数史家认为这是太平军屠杀所致，这是不公允的。吊诡的是，太平军在占领武昌城后军纪严明，不允许强奸和劫掠行为，尽管有部分太平军（多没有经过规训的新兵或者投降清军）有零星趁火打劫行为，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受到了武昌百姓的爱戴。

同样，随着最早来自广西的太平军在连续的战争中损耗殆尽，这支队伍的纯洁性和纪律性受到了挑战。在不断的腐化后，长毛和清军的区别，变得相差无几。

“长毛未到，兵勇先劫掠，长毛一到，兵勇先逃，今长毛已还，又思收入余烬”

与太平军初期对百姓的秋毫无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军对过往百姓的屠戮无算。

曾国藩的日记中曾有客观描述，认为清军在驻扎地附近掳掠无算、扰民不已，说“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对于江南大营，曾国藩还算公允地写道：“溃败后之掳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属耳不忍闻，目不忍观，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

而他自己指挥的湘军，则一味地纵容屠杀和掠夺。每破一城，就掳掠一次，百姓何其苦哉！攻破南京城后，他又纵容曾国荃的部队在南京屠杀了10万人，这样的战争罪行比之侵略者日寇何如？至于淮军和洋枪队，所犯罪行也是罄竹难书。

当时的外国传教士有的咒骂屠杀是清军所为，有的则认为是本地土匪，总之：不是太平军。

太平天国史的权威专家简又文说：

“在太平天战役十余年间，全国人民地方所受兵燹之灾，大多数是受害于清军，而少数是由太平军而致者。至于在长江上游两岸诸省作战之清军，几全是湘军，则其间残害人民与蹂躏地方之责任，又须湘军负其极大部分的责任了。”

近现代史专家范文澜说：

“如果将曾国藩的话改为“‘受害于兵者十之七八，受害于革命者亦有二三’那就近乎事实了”。

如果你认为“太平天国是起来造反的，如果他不起来造反，清政府就不会派兵，不会派兵，就不会有流氓土匪化的士兵对百姓的骚扰。”那么我想用留学生之父容闳的观点做反驳：“（太平天国运动）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

这其实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学界共识，是基于客观事实所下的结论，只不过舆论界成了另一幅模样罢了。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破坏会这么大？

太平天国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军队战斗人员的数量也不过十万。而清军所动员的军队数量尽管比这多几倍，但充其量几十万人的军队纵横来去，怎么能够造成一亿人口的减少呢？

历史上任何一场这样规模的战争，都无法达到这种程度，那么答案可能只有一个：人口的大量损失，是在太平天国统治期间发生的。

1871年，来华考察的地质学家冯·李希霍芬（后来指出了罗布泊的位置）进行田野调查后，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在不同地方打听到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所遭受的幸存者的百分比，一般每百人中仅有三人幸存”

“很难现象比这些地区所遭受的更为可怕的生命财产的毁灭，但它们只不过是遭受同样命运的广大的地区的很小一部分”

李鸿章在奏折中报告战后江苏省的情况：

“查苏省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今则一望平芜，荆榛满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有破壁颓垣，孤鹜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

曾国藩也形容战后的江苏“几如荒漠”，有些地方几十里没有人烟。

除了清军所属的江北江南大营的长期破坏之外，我们还要承认太平天国极为糟糕的基层统治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方面，是大量的逃亡情况。这首先是由于太平军的革命理想主义太过彻底，导致他们对儒家思想和其他宗教的破坏太过严重，其次则是太平军和清军不断交战，导致的大量百姓流亡。而这些流亡的人口，大都未能及时地进入人口统计，是而成为了账面上人口的损失。

另外一方面，则是由于太平天国基层吏治的极端腐败。太平天国后期混入了大量清军的投降士兵、土匪等，这些部队都来不及进行整训，太平天国自身的腐化也在加重。这种腐化一方面激化了逃亡，另一方面则在水患、疫情期间变得脆弱不堪，导致灾难瞬间扩展，成为灾荒，导致普遍的饥馑。

第一个方面是无能，第二个方面是腐败。我们常说基层统治是政权的晴雨表，如果这样来观察太平天国，则不难看出这个政权之所以灭亡的理由。诚然，一些外国史学家认为“太平天国占领区的经济 ,无论是商业或农业部门,租税负担一般都比旧政权时要轻。”而且总体来看社会更加稳定和繁荣，但却忽视了基层社会的整体吏治生态。

这一支起初具有革命信仰的军队，最后越来越涣散，成了名副其实的乌合之众，其历史教训，我想是尤其值得当今人们去反思的。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我们得注意否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言论为何会盛行的。太平天国被冠以流氓农民起义军的形象，似乎是近来才特有的现象。（土地革命时期，蒋介石政府曾对太平天国运动持否定态度，其原因昭然若揭）

这种对教科书结论的简单反动，似乎带有一种成年后的叛逆，至今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似乎谁能说出和刻板印象即教科书观点不相符的结论，谁就可以获得更多人的关注。无论反对的理由多么荒唐，似乎都有拥趸的人群，毕竟在毕业以后就没有了老师、没有了有对错判别的考卷。

人们宁可相信自己从胡同口风闻来的街头八卦，也不愿意相信修炼多年史家在白纸黑字上署名负责的公允结论，这真是咄咄怪事、咄咄怪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