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劾官员，原本是极为机密之事，但在当时腐败到极致、官官相卫的官场大环境里，又哪有什么保密可言，当即有一个“县中李大人”向夏提刑泄密，夏提刑还令人抄了个底本，说明连参本的原文都泄露出来了。连巡按御史给朝廷的参本，尚且能够如此轻易拿到内容，甚至送到了被参的官员的面前，如果是老百姓举报官员，那举报材料岂不更容易落到被举报官员手里？细思恐极。

夏提刑带着参本底本来找西门庆，密谋对策。西门庆虽然也惴惴不安，却还是保持了冷静，说道：“常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事到其间，道在人为。少不的你我打点礼物，早差人上东京央及老爷那里去。”于是，夏提刑急作辞，到家拿了二百两银子、两把银壶。西门庆这里是金镶玉宝石闹妆一条、三百两银子。夏家差了家人夏寿，西门庆这里是来保，将礼物打包端正，西门庆写了一封书与翟管家，两个早雇了头口，星夜赶往东京。翟管家，就是宰相蔡京府里的大管家翟谦，西门庆当时走上层关系的主要牵线搭桥人，西门庆不仅经常钱财奉上，还送过一个青春貌美的小女孩儿给翟管家做小老婆，走熟了的门路。

翟谦看了西门庆的书信，说道：“曾御史的参本还未到哩，你且住两日。如今老爷新近条陈了七件事，旨意还未

曾下来。待行下这个本去，曾御史本到，等我对老爷说，交老爷阁中只批与他‘该部知道’。我这里差人再拿帖儿吩咐兵部余尚书，把他的本只不覆上来。交你老爹只顾放心，管情一些事儿没有。”

看似一场泼天大祸，到了翟管家这里，就是小菜一碟，算不得事儿，只消轻描淡写处理一下，就解决了。翟管家的方法，其实最简单，也最有效，那就是将参本压住不报，朝廷根本看不到，又怎能追究呢？曾孝序的参本，便如同泥牛入海一般，简直连个响儿都听不到。

或许有人会问，曾御史的参本在前，西门庆派来保他们走门路在后，为何曾御史的本还没有到，来保他们却先到了，事先安排好了一切？西门庆自己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来保解释道：“俺们一去时，昼夜马上行去，只五日就赶到京中，可知在他头里。俺每回来，见路上一簇响铃驿马，背着黄色袱，插着两根雉尾、两面牙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门进送实封才到了。”那边已经完事了，这边参本还没送到，真是莫大的讽刺。公家办事，效率就是低啊。或许正是由于公家效率低下，才给某些人投机钻营创造了时间和空间。

蔡京对巡按御史的参本，只批一句“知道了”，就压下隐瞒不报了。奸相权势通天把持朝政，欺上瞒下、只手遮天，吏治又怎能不腐败透顶！设立巡按御史制度的目的，当然是监督官员，防止作弊。可是，制度也要由人来执行，如果执行制度的人出了问题，或者干脆成了制度的操控者，那么再好的制度也只能形同虚设，沦为一个千疮百孔的摆设甚至是笑话。

有了翟管家的帮助，西门庆轻易逃脱了责任追究，自然洋洋得意、意气风发。而那位曾孝序曾御史，此时还蒙在鼓里。可毕竟曾御史也是官场中人，对官场弊病了解很深，见参本上去之后没有一点动静，就知道西门庆和夏提刑打点关系了，心中忿怒，却又无可奈何。

恰在此时，蔡太师向朝廷建议了七件事，一曰罢科举，二曰罢讲议财利司，三曰更盐钞法，四曰制钱法等等，均系加强集权、弱法治、强人治、损下益上之事。曾御史激愤之下，即赴京见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对此提出异议。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说他大肆倡言，阻挠国事。将曾御史付吏部考察，黜为陕西庆州知州。

如果将曾御史降级降官、调离监察岗位就算结束了，也未免太小看蔡京的阴险和残酷了。将曾御史搞到陕西去，其实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暗藏阴谋。当时担任陕西巡按御史的宋盘，就是蔡京儿子蔡攸的大舅子，是自家人，可以方便对曾御史进行打击报复。蔡京暗中安排宋盘罗织曾御史的罪名，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锻炼成狱，将孝序开除公职，流放到蛮荒之地，以此报仇泄愤。

一个极是个清廉正气的官员，新中乙未科进士，未曾当得几天官，就这样被逐出了官场，上演了一场劣币驱逐良币的闹剧。类似的闹剧，其实又何止这一起？在那个时代“劣币驱逐良币”、“坏人淘汰好人”的官场“潜规则”之下，清廉正气的官、敢言直谏为民请命的官，往往不会有好下场，其生存空间只能愈来愈逼仄，直至被逆淘汰。官场也就日益成为柏杨先生痛批过的“酱缸”，不断吞噬良知、吞噬好人，也吞噬法治和公平正义。

最后补充一点资料。曾孝序，历史上确有其人，宋代泉州晋江人，字逢原。因为谈论朝政得罪宰相蔡京，被贬斥，蔡京罢相后方才复出。《金瓶梅》中的部分人物，或者历史上有过记载，或者有过原型，穿插这样的人物形象，增添了作品的真实感和生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