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唐代皖江明珠：宣州的崛起与进步（二）
周怀宇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095期
二、宣州钱监：国家钱币制造基地
宣州钱监，是国家在宣州建置的冶铜和铸造钱币机构。它关系到国家的金融和财政的发展，其建置的时间、建置的规模、建置后的管理和发展如何，凡此等等，值得研究清楚。
1 玄宗建置宣州钱监
唐代宣州钱监建置于玄宗开元时期。《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玄宗“二十六年（738），宣（今安徽宣州）、润（今江苏镇江）等州初置钱监，两京用钱稍善。” 这则资料标志了宣州钱监建置的两个重要问题：
其一，唐代建置宣州钱监的确切年代为开元二十六年（738）。早在唐初高祖武德年间（618—627），北方已经建置“铸钱炉”铸钱，为什么以产铜著称的宣州相隔一个世纪才建置钱监，开炉铸钱？这与唐代前期江南的社会局势有关。唐初至玄宗时期，东南地区社会局势尚有一些动荡，隋末杜伏威、辅公祏起义，直到唐太宗即位初年平息；武则天时期，东南扬州又爆发徐敬业、骆宾王起义，事件波及到宣歙境内，当时歙州黟县（今天属于黄山市）令的杜求仁参与了这次事变。这些具体的事件暴露了宣州地区的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新建的唐王朝需要时间来调节中央与地方上的矛盾关系。随着社会矛盾的逐渐缓和，宣州的社会经济在唐代前期有了较快的发展，唐玄宗时期，宣州已经发展成为东南地区农业大州，社会经济有了很大提高，社会相对稳定，这时建置宣州钱监的条件成熟。
其二，宣州钱监钱币制造的质量优良。宣、润两州铸造的钱币投放两京，迅速改善了长安、洛阳两京钱币的流通状况，表明了宣州钱币的市场效应。钱币是特殊的商品，宣州铸造的钱币优良，取得京城货币市场的信誉，从而改善国家的金融秩序，这是金融市场给予宣州钱币制造质量的定格，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两京之地的货币流通得到改善，这也说明了宣州钱监的钱币制造有一定的规模，有一定的产量。按照成书于玄宗时期《唐六典》的记载，当时全国铸造钱币：“绛州三十炉，杨、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可见，宣州钱监有“十炉”的生产规模。依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玄宗时期，全国铸钱99炉，宣州有10炉。“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缗，1千钱，即1贯钱）”，当时，“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宣州钱监10炉，每年铸钱总数为3万3千缗，占全国十分之一。《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宣州钱监“岁出五万贯”，说明唐代后期，宣州钱币制造量在增长，涨幅达到50%以上。
2 宣州钱监的管理
宣州钱监的管理体制具有双重性质，即中央和地方共同管辖。行政上属于中央垂直管理，经营管理上授权地方郡县协助。按照唐代国家机构的构成，宣州“钱监”归属国家“少府监”管辖。《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少府总管8个部门：即“五署”“三监”，具体包括“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宣州钱监归属于“三监”中“铸钱监”管辖。
中央和地方对于钱监的管辖亦有分工。事关钱监建置的规模、停废时间，由国家少府铸钱监决策；而具体的经营管理、原料产品的储存、安全保卫等，由所在地方官员负责。《唐六典》卷22“铸钱监”条目记载钱监官员的编制，设置大小官员17人：“监各一人，副监各一人，丞各一人，监事各一人，录事各一人，府各三人，史各四人，典事各五人。”同卷又记载了钱监官员任命、选拔的制度，规定其对象为：“诸铸钱监以所在州府都督、刺史判之；副监一人，上佐判之；丞一人，判司判之；监事一人，参军及县尉知之；录事、府、史，土人为之。”《旧唐书•职官三》记载：“诸铸钱监，以所在州府都督刺史判之。副监一人，上佐判之。丞一人，判司判之。监事一人，或参军或县尉知之。录事、府、史，士人为之。”这样的管理制度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钱监涉及到开采、冶炼、铸造，需要大量的劳力和技术人员，一系列配套的经营、管理事务以及原料和产品的储存、转运、安全措施等，需要地方上的支持。诗人孟郊在《和宣州钱判官使院厅前石楠树》诗中的“宣州钱判官”，即是宣州钱监的官员。从唐代钱监官员任命制度看，钱监在国家与地方双重管理中，地方官员承担了钱监管辖的主要方面。但是宣州钱监属于唐代国家主要的钱监之一，举足轻重，具有重要地位。随着唐代商品经济的繁荣，钱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越来越重要。国家为了货币市场的统一和社会金融的稳定，不断采取措施，严格控制铸币权。
尤其是唐代后期，在铸币、金融方面，常常采取特殊方式加强钱监的控制，任命专职的铸钱使加强钱监管辖。《唐会要•铸钱使》记载：“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监察御史罗文信，充诸道铸钱使。天宝三载（744）九月，杨慎矜除御史中丞，充铸钱使。四载十一月，度支郎中杨钊，充诸道铸钱使。（肃宗）上元元年（760）五月，刘晏除户部侍郎，充句当铸钱使。其年五月二十五日，殿中监李辅国，加京畿铸钱使。（代宗）宝应元年（762）六月二十八日，刘晏又除户部侍郎，充句当铸钱使。广德二年（764）正月，第五琦除户部侍郎，充诸道铸钱使。其年六月三日，礼部尚书除兼御史大夫李岘，充江南西道句当铸钱使。永泰元年（765）正月十三日，刘晏充东都淮南浙东西湖南山南东道铸钱使。第五琦充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铸钱使。大历四年（769）三月，刘晏除吏部尚书，充东都河东淮南山南东道铸钱使。”国家不间断的任命铸钱使，在加强钱监管辖和严密控制的同时，也促进了钱监和金融的发展。
3 宣州钱监的发展：梅根监和宛陵监
宣州钱监建置以后，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两个实体机构：“梅根监”和“宛陵监”，标志了宣州钱监的兴盛与规模的扩大。这两监位于南陵县，依据《元和郡县图志•宣州南陵县》记载：“梅根监，在县西南一百三十五里。梅根监并宛陵监，每岁共铸钱五万贯。”这两监每年铸钱5万贯，显示了国家规定的生产定额，加上损耗和报废的部分，实际年产量应该超过这个数额。这也显示了两监的铸造钱币的能力和水平。
同一文献又记载，距离两监不远处，有两座矿山，出产铜矿，满足两监的原料，一是“利国山，在县西一百一十里。出铜，供梅根监。”一是“铜井山，县西南八十五里，出铜。”这是铜矿勘探的记录，也是唐代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勘探的成果，为宣州梅根监和宛陵监的冶铸和金属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铜矿资源。这两座矿山皆位于南陵县西部，濒临长江，又提供了优越的水运资源，这样，宣州钱监因为具有勘察、开采、冶铸、制造、运输各个环节的优越条件，形成了良好的钱币制造基地，倍受朝廷重视，所以后期增加了官员编制。
《新唐书》卷48《百官》中，关于“铸钱监”官员的编制的记载云：铸钱监的“副监各二人”，这一记载与《唐六典》相比较，副监官员增加了一人编制。唐史文献中，《新唐书》成书相对较晚，校之《唐六典》，这不是疏漏，而是反映了唐代官员建置的前后变化。说明朝廷加强了这方面官员建置。
依据《新唐书》卷48《百官》中又记载，唐代“凡铸钱冇七监，会昌中（841-846）増至八监。”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宣州建置了梅根监和宛陵监，在全国金融铸造方面，占有较大的比重。
（作者系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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