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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晚报：《奶妈》这篇文章看了让人动容。

苏丹：是真情实感，再次感谢她对我的哺育之恩。我的生母把我生下来两个月以后，我就被带到原平的一个农村里，在那个炕头，是奶妈把我带到两岁。对奶妈的感情，这个东西在心理学上、在医学上是有依据的，从小听到的声音，她的爱抚，都会生成心里面情感的积淀。我记得有一次，奶妈的小女儿发给我老房子的照片，那棵枣树、那片瓦房，发过来以后，我当时正在成都机场等飞机，看到那张照片我当时就哭了，好在机场的人不认识我，反正就是情不自禁。

山西晚报：从这篇文章开始，您就没停下笔。

苏丹：从意识的角度是一种自觉，觉得从个人的视角去叙述一个我们经历过的时代、经历过的空间、经历过跟我们共同生活的对象，我认为这个描述对我们将来重新回顾历史非常重要。

山西晚报：之后的内容主题越来越鲜明，就是“工业文明”，为何会想到写这种少见的题材？

苏丹：我做工业遗产研究，做了接近二十年。我觉得工业社会是人类文明无法逾越的一个环节，中国的工业起始是洋务运动，但是真正大幅度工业化是从1949年才开始的，也就是说我的成长和工业化的过程是有关系的，这也是《闹城》里面隐藏的一套言说，讲到了工业化早期我们生存的环境，工业和农耕文明在对抗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以各种方式生成的情感记忆。

对工业这个事情的理解，你要走到全世界，到英国、到德国、意大利，甚至美国，你会重新理解工业这个事情，在鲁尔区看到高大的烟囱，庞大的炼焦生产厂区，那样的工厂在山西很多，但是你再回首看这些烟囱，觉得它像一个神殿，像纪念碑，这就是工业文明，人类应该感激这个阶段。的确，工业文明在建立过程中是会蚕食农耕文明的，因为农耕文明已经不再是具有强大生产力的母体，但是它又孕育了工业文明，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让人揪心的东西。

我选择用“闹城”亲切地称呼故乡

山西晚报：书名为《闹城》，谈谈您对“闹”的理解？“闹”和太原的关系？

苏丹：“闹”在山西方言之中是个宠儿，它的含义几乎涵盖了人类的一切行为，就像我们今天口语中已上位的“干”“抓”一般。但若是表述和三晋大地有关的记忆，描述曾经发生在我视野中的各种人和事件，渲染早已逝去的时空氛围，还非“闹”不可。

除了其动词的词性，“闹”字还有形容词的词性，来比喻环境的热烈、喧嚣等感官刺激。记忆是一部压缩机、一套筛子，留下的都是大事、趣事、怪事，“闹”都是这些事的表象，要么惊世骇俗，要么震耳欲聋。

在龙城的现当代历史中，“闹”的景象此起彼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烟尘滚滚的工业建设，六十年代汹涌的红色波涛，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流变不息的时尚大潮。“闹”既是一个城市发展变化的动因，还是一个城市生命的迹象，它形象、生动，深入人心。而且太原人又喜欢用“闹”来表达一切，所以我选择用“闹城”亲切地称呼故乡。

山西晚报：书中有一篇《一方之言》，说到了太原方言。您是会说太原话的，但不知道您有没有觉得越来越多的太原人尤其是年轻人，都说普通话，而且太原方言也从未被广泛关注过。

苏丹：在普通话大行其道的时代，也有一些地方的方言让人们熟识，比如东北话、天津话、广东话、上海话等。方言的逆袭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但总体上来说是文化属性的，需要依靠经典的文艺叙事。相声、小品和戏剧、电影是语言传播的重要载体。比如小品中出现的大量东北方言，客观上推进了东北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也对东北文化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太原方言从未被广泛关注过，这和其借用的文艺载体形式有关。说到这儿，要感谢贾樟柯，他导演的作品中有山西方言包括太原话的体现，对山西方言、山西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我在写《闹城》的时候，有意识地把画面感写得很强，其实是有心思把“工业文明”拍成电影，我也和贾樟柯、宁浩探讨过怎么拍这部电影。另外，我还想把书中的插图拿到意大利、法国去做展览，我很想为推荐山西、推荐太原出力。

山西晚报：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对生活过的家乡的这份眷恋。现在我国好像还没有工业题材方面的电影？

苏丹：对，讲工业的电影没有，但我身边拍工业厂房的摄影师很多。有一次，在我家楼下的画廊有个展览，是中央美院白晓刚老师的油画作品展。我一看，许多作品画的是工业厂房，而且是太原的厂房，我就问画廊老板白晓刚是不是山西人，他说“是啊，太原的”。（笑）都是厂房，但我能用山西人的视角看出来这是太原的厂房。后来，我找到白老师，告诉他我要出书，想用几张他的作品作为书中的插图，他非常高兴地同意了。

书中插图让人惊叹 感谢艺术家们的无私支持

山西晚报：书中有一些老照片，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迎泽大街、八十年代的迎泽公园，照片是怎么收集到的？

苏丹：说到老照片就更有意思了，我网罗这些照片非常非常不容易，大概发动了有上百人去通过各种方式找照片。我非常感激我的父母，即使是在非常贫穷的生活阶段，在重要的节日里，我的父母还是有这个情趣，我们家还会到公园去一起照相，比如过周岁或者中学毕业，全家会有一些合影，所以还是留下来一些照片。我和同龄人交流的时候，他们都很羡慕，因为那时候照相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山西晚报：还有书中的插图，我看杨澜在介绍您这本书时说“惊着了”，她说这里面的插图，都是从当代艺术的理念出发，画得非常贴切，和书的内容相呼应，而且创作这些插图的作者几乎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圈中坚力量。这体现了您在当代艺术圈里的江湖地位，但也不禁想问为这些文字去创作这些作品得花多少功夫？您得花多少钱？

苏丹：插图的原值价格就很高了，有的单幅作品可能都上千万了。我非常感谢这些艺术家的无私支持，他们都是无偿地授予我版权，让我使用。其中青年艺术家王宁和杭州的艺术家杜宝印是专门为我这本书画的插图。他们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也希望他们的作品和我的回忆、我的叙述图文并照放在一起，能够再现历史，同时互相借鉴。因为他们作品里面很多还是有批判性的，我的文字里面也有批判性，但我文字里面的批判性要隐性一些，他们的艺术作品的批判性则完全展现在图像里边。

书排版的时候，是我将这一幅幅插图安排在不同的篇章里，让文字与图像更加契合，使得这本书整体上有一种美感。书就是这样，除了文字，除了写作者的心意让你感受到一种审美的快乐，这个书本身也是审美的一个部分。

山西晚报：有多少位艺术家为您的书配了插图？

苏丹：我的书里有20多位艺术家的插图，其中太原籍的有3位，宋永平、宋永红宋氏兄弟，他们是汾机厂的，还有我前面说到的中央美院的白晓刚。

山西晚报：的确，文字和这些艺术作品，包括照片，真的是相得益彰。而且这些艺术作品平时在其他地方不可能一下看得这么完整，所以真的让人有一种惊艳的感觉。看过书后，让我最惊讶的是您的记忆力，您在书里提到了一两岁时的事情。

苏丹：我记忆力是挺好，一岁时的事记得不太多，只记得父亲有一次来原平看我，坐在炕上吃饭，奶妈一家极力做好吃的招待，我记得有凉拌豆芽。两岁时开始记忆就很清晰了。

山西晚报：能有这本如此精彩的回忆录得益于您的记忆力啊。

苏丹：每个人有不同的成长，面对的是不同的乡情与风土，不同的风土在人的思想和性格里留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然后才有记忆。写回忆录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一个交待，同时是对那一方水土的感恩。这是一种使命感。这些年写山西、写太原的回忆录，我的同事朋友说我老了，开始回忆了，其实我是怕老了，趁现在还能记住，要把这些记录下来，把它出版了，通过出版让我的记忆变成历史的一种物证。

我感恩过去给予我的东西 并且要把它表达出来

山西晚报：您是一个太原娃、一个山西娃，又是清华美院的老师，您有您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人文视角，文章里面体现出了那种空间感和电影感，读来和别的散文回忆录是完全不一样的。

苏丹：是不一样，我有我专业的背景，对叙事的结构、抒发的结构是有一些影响。另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经历，包括经历的时运，这些东西都是独特的。曾经有读者问过我，让我重新选择一遍生活，我会怎么做？我说我不会选，因为我从不抱怨，我感恩过去给予我的东西。我经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从物质文化生活的贫瘠走向一种开放与丰富，早期的艰涩实际上也是一种财富。写书也像葡萄酒的酿造一样，品酒师能品出来真正的味道，而我能够把这种东西表达出来，就是一种高级。

山西晚报：读《闹城》会有共情的喜感，因为您说的那些事往往能将读者，尤其是太原的读者带回那个时代，比如学骑二八自行车、利用铁轨压小刀、借力公交车骑自行车等故事，真是勾起人们深深的童年记忆。

苏丹：是啊，我小时候还会做爆竹，去军工厂的排水管里捞上芒硝，加上木炭、硫黄，按照配比掺起来，做成像地雷一样的东西。芒硝要烤干，有一次在教室里，我在炉子上放了很多芒硝，结果有一包在课上炸了，老师说谁干的？幸好同学们都没说，最后这个事情不了了之。

终于有一天，我把那个地雷给做出来了，用泥做了一个胎，干了以后就像《地雷战》里面的地雷一样，在大院中间的场地点起来，它像礼花一样喷发了，当时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山西晚报：那个年代孩子们真敢玩，生命力也顽强。您就有幼儿园偷跑出去逛大街、搭乘拖拉机出游再连夜沿着铁路往家狂奔的经历，而且老师和家长还都没有发现。

苏丹：（笑）书出来后，我爸说“你小时候还干过这事”！他都不知道。

山西晚报：从书中回忆来看，您小时候确实挺顽劣，那您是如何实现从顽劣少年到清华教授的逆袭的？

苏丹：有两个冲击。第一个冲击是初一的时候，看了一部日本电影《我的老师》，这部电影让我感觉到竟然还有这么美好的生活，老师和学生这么友爱，学生之间可以毫无忌讳地表达，这部电影让我觉得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之外还有世界。第二个冲击是一个小时候的玩伴考上了大学，来我家跟我谈校园生活。他要去重庆参加排球比赛，打完排球要游三峡，这种生活的诗意深深吸引了我，所以我下决心要从昏暗的现实中挣脱开来，这种想法驱动我要改变自己，因为读书是一条改变自己命运的路。

太原六中、古槐树、汾河 我和它们都有美好的故事

山西晚报：考上太原六中是您人生的转折点，接着您上了大学、考了研究生。那您后来回太原还去过六中吗？

苏丹：后来去过，可惜校园现在变了，就残留了一个小局部，就是一个小花园和过去校长办公室的院子。出书之前，我带一位摄影师要专门去拍六中，但失望而归。过去子弟中学的环境实在是不好，上了六中之后，环境不一样了，老师儒雅、同学们都在学习。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实际上就在太原六中，比在大学的记忆还美好。

山西晚报：能看出来您对太原六中的感情，您在书中把所有誉美之词都给了您心目中最美好的学校。回太原后，看到太原的变化，有什么想说的？

苏丹：太原这个城市在历史遗存保护上有一个做得非常有特点，就是对古树的保护。比如那些古槐，就是见证这个城市历史的最重要的东西，在当下城市形态里面很重要。这些槐树它是有灵性的。

山西晚报：您对太原槐树的印象很深？

苏丹：对，太原槐树多，小时候我会从矿机到五一路，我们管这个叫“进城”。走到五一路时就会看到特别苍劲的槐树，很粗，得两个人合抱的那种，长得形态也特别，树冠不大了，树身上还有许多孔洞，所以小时候的我会把古树和一些神秘的事情联系到一起。这是一种情感，这些树是这座城市的一种证明，像化石一样，而且它们还都活着，太原这座城市也都善待这些树，把它们圈起来，用汗白玉樽围起来。这是一种自然的伦理，在我们共生的城市里面，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其它生物。这体现了太原市政府和太原人民的一种素养。

山西晚报：您再回太原时也一定要去汾河走走。

苏丹：汾河我觉得变化太大了，这是太原的一个亮点，这条河是这座城市的灵魂。我小时候它快没水了，我记得当年我父亲来太原到汾河边，听到有两个人在唱“汾河流水哗啦啦”，他还说“水在哪儿呢”？那时的汾河是一个干涸的河床，成为许多企业排污的地方。今天它变成一座城市的名片、一处景观，而且还在继续延伸。现在回到太原就能感觉到我们有了一条真正的河流，成了滨水城市。

山西晚报：那您和汾河也有故事？

苏丹：汾河边有许多美好的事物，我小时候那会儿，那里有农场，矿机曾组织职工在那里种毛豆，我爸学农时也给我们带回来过毛豆，我们就用盐水煮着吃。还带回来过泥鳅，很多，我们家吃了一个月的泥鳅。汾河边上原来还有一个林场，我中考完后，和同学一起在那个林场里走了一下午，没有方位标识，容易走迷失了，但太美好了。这些都是我当年在汾河边的美好故事。

离开了，也仍然爱着这座城 计划8月回太原做线下活动

山西晚报：您在太原长大，您身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们对现在的太原有什么样的印象？

苏丹：一个月前，和一个朋友聊天，他正好不久前到太原参加了一个文物方面的讲座，他说“太原挺好的，太原非常有意思”，从他的专业角度他看到了太原的底蕴。咱们太原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文化，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就是这座城市的创造力在哪里？就是今天这座城市在生产什么？是否有民谣？是否有太原故事？我觉得我的《闹城》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把那段历史提出来，讲成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太原这座城。我现在逐渐意识到我曾经生活过的土地多么神奇、多么伟大，尽管我的小环境是一个工业环境，但在它的背后，这块土地有伟大的历史，有重要的先人。

山西晚报：通过和您对话，能深深地感受到您对太原的爱。我相信离开山西的山西人都有这份爱在里面。

苏丹：是啊。我就和山西籍的书法家魏立刚想在清华做一次傅山的书法展览。魏立刚和我说，他在太原待过十年，这一辈子最感激的就是让他认识了傅山，他研究傅山研究了十年。山西会馆在北京开店的时候，我还建议一定要上头脑。我现在冬天去太原，必喝头脑。

山西晚报：感谢您们这些山西籍、或和山西有缘的文化学者、艺术家们对山西的文化建设做出的贡献。的确，我们都有责任讲好山西故事、太原故事。《闹城》是写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接着写下去的打算吗？

苏丹：我现在正在写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经历的变化，以及在重工业和轻工业领域里面的表现，计划两年后出一本书。里面也会讲到太原。一段一段地去拼接吧，想尽一些绵薄之力，用我客观的记录、用我诚实的叙述、用我超强的记忆力去再现中国发展的一个历史。

山西晚报：您最近有回太原的打算吗？

苏丹：有，我计划8月份回太原做一次《闹城》的线下活动，也计划在山西的几所高校里做讲座，都在酝酿过程中。

山西晚报：谢谢您对家乡做的一切，希望8月份您能如约回到太原。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