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是谁导致了晚清烟台的两次“外交厄运”？

原标题：是谁导致了晚清烟台的两次“外交厄运”？

光绪二年七月初三（1876年8月21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清廷全权大臣，在烟台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举行第一次会谈，以求解决旷日持久的云南“马嘉理案”（即“滇案”）纠纷。

1875年2月21日，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马嘉理带领的武装“探路队”，在云南腾冲与当地人发生冲突，马嘉理被打死，中国居民也有数人死伤。此后一年半里，中英双方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多地反复交涉，因彼此条件差异过大而未果，最后由英籍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居中调停，决定到烟台继续谈判。

老烟台号称“胶东第一”的慈善机构———广仁堂。广仁堂建于清光绪17年（1891年），在今市府街北侧，共10个院落，建有房舍300余间，广仁堂最兴盛时期拥有附属房产1800余间，义地1200余亩。

正如随同李鸿章参与谈判的幕僚盛宣怀所料，英方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意的是借此施压，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中英代表谈判之时，美、法、德、俄、意、奥六国驻华公使及英国、德国的海军提督，均以避暑为名，齐集烟台，他们所关心的，也不是“滇案”到底怎么了结，而是中英之间新签订的通商事宜的具体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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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31日的第三轮烟台会谈里，威妥玛终于把重点转到通商事务上来。稍后还以信函形式向李鸿章发最后通牒，宣称对于英方即将提出之条款，不论与“滇案”有无关系，必须通盘合并议定，“如不允行，决然停议；如可允行，彼此画押为凭”。可怜的是，李鸿章收到此信时，还不知道英方到底要提出一些什么条款。

1876年9月13日，《烟台条约》在东海关税务司办公楼里“签字画押”。此乃近代以来，中外第一次在无重大战争冲突的情况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而正是在上一次中外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开埠的烟台，很不走运地再次见证了一段屈辱的外交史。

烟台的“外交厄运”还没有完。

将近二十年后，同样给近代中国带来重大屈辱与伤害的中日《马关条约》，也是在烟台完成换约。据烟台地方史专家考证，那一天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5月8日，而换约会谈的主要地点之一，中方换约大臣伍廷芳住地广仁堂，便是当年盛宣怀治烟时所办的慈善机构建筑（1892年竣工）。

一般都知道，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日本下关市马关港签订和约，故世称《马关条约》。但国际条约签订后，必须双方完成换约才视为正式生效，故《马关条约》文本的最后一款里规定，签约之后的20天在烟台换约。

本来，李鸿章在谈判时提出在北京换约，但伊藤以日本在北京没有使臣驻扎，来往送约不便为由，一口拒绝。李鸿章又希望在天津换约，伊藤则要求改在旅顺。但当时日军在大连湾一带驻军20万，中方也不乐意。相持不下之际，就都同意选折中地点，烟台于是又一次被推到历史的前台。

中方派出的换约大臣伍廷芳，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海归法学博士，他也是李鸿章赴马关和谈的重要随员之一。清廷及李鸿章给伍廷芳交代的任务是，尽量拖延换约日期，以争取时间请求国际社会干涉，尽量减轻条约中具体条款的苛刻程度。而日方的心思正相反，他们急于迅速换约，不愿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据时任清方换约顾问的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002518,股吧)事后回忆：“我们在港内看见有英、美、德、法、意的军舰，可见世界各国对于在这个港口所欲完成的行为感到兴趣。除此之外，俄国政府在中国海域集中了未曾有过的、最可怕的舰队，包括17艘军舰，数只水雷艇及其他俄国海军船只。俄国的示威，意在恐吓日本，还希望引诱中国不采取最后的步骤使条约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