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与音乐最初是神圣的、不可亵渎的，不是供人们娱乐用的，而是与天地神祇融洽沟通的重要渠道。远古时代，人们认为语言交流存在氏族部落方言或地域方言等问题，相互间根本就听不懂，而舞蹈与音乐则是所有人都可以共同感受的事物，这是天地神祇看得懂的符号、听得明的声音。

此后，礼乐逐渐衍生出等级的特质，不仅有场地、程序、贡品、器具、演奏内容的等级规定，而且有祭祀者身份、地位、服饰、礼仪的严格要求，它深入而广泛地影响到了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经久不衰的礼乐文化。

在《尚书·舜典》中，清楚地记载了舜帝治理天下的各种举措。首先，舜帝在虔诚地接受尧帝的禅让之后，登泰山，临三岳，祭祀天地神祇。其次，重新审定春夏秋冬的时令节气，确定天数，统一音律和度量衡。其三，修治确定各氏族部落首领朝觐时所遵行的五种等级礼法，以及起奖惩作用的五种等级礼器。其四，将所有刑法刻画在器物之上以明确使用方法，舜帝要求慎用刑罚；于是用流放代替五种酷刑，用鞭笞作为刑罚手段，用板打作为训教手段，玉石可用来赎罪。其五，任命天下十二州的行政长官，并在众人的推荐下，任命禹为司空，后稷为司农，契为司徒，皋陶为司寇，垂为司户，益为虞官，伯夷为礼官，夔为乐官，龙为言官等。同时，舜帝要求乐官说：“你负责教导年轻人，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大而知礼，刚毅而仁慈，简约而谦逊。诗可以用来表达远大的志向，歌可以抒发心中的愿景，可以运用宫、商、角、徵、羽五声来歌咏，可以通过律管来和谐五声。这样所有乐器的声音才能和谐不走调，那么神和人就可以共享快乐了！”

舜帝对乐官的要求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舜帝时代，礼乐文化在反映等级祭祀礼仪的基础上，已经增加了教育的职责和内容。因此，古中华的礼乐习俗，已经从卜筮祭祀活动，逐渐演化为反映社会等级秩序、伦理生活的道德文化，此时又上升为承担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的显著特色之一，就是文化教育的历史悠久，产生像孔子这样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教育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周公姬旦废寝忘食、竭尽心力参照古法，对远古至殷商的礼乐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汇集整理和精心改造，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全面的革新，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规范，涉及祭祀、行政、饮食、起居、婚丧等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奠定了古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基调，成为了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并以民本意识为核心，确立起以伦理道德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由于史料缺乏，对于周公姬旦亲自主持确立的有关礼乐文化方面的典章制度已无从考证，只能从后世追述的经典中略窥一二。《周礼》、《仪礼》、《礼记》是儒家经典，记述了周代的礼乐文化，蔚为大观。《周礼》，又称《周官》，记述了周代的政治制度及官制，按照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六大类，每类详细规定了各等级官吏及其职责，共计有377种官职。《仪礼》记述了周代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由汉代儒学家们将秦汉以前的儒家代表人物有关礼乐文化的论著选编汇集加以传承。

一是等级观念贯穿始终。综合以上史料，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周公姬旦所创制的礼乐文化，将远古时代祭祀天地神祇的礼仪奏乐扩展和运用到现实的政治制度、社会伦理、生产组织、人文生活、文化教育的方方面面。“礼”由人与神之间的敬畏关系演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尊卑关系；“乐”由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关系演化为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例如，周礼有“列鼎制度”，即在祭祀时，周天子用九鼎，诸侯国君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上士用三鼎，下士用一鼎。总之，礼乐文化宣扬的是尊卑有序、亲疏有别的等级观念，这对于维护封建贵族宗法采邑井田农奴制度的稳定至为关键。

二是民本意识赫然在目。“民”甲骨文象形为被刺瞎一只眼睛的奴隶形象。周代实行封建贵族宗法采邑井田农奴制度的政治基础在于民本意识，这是古中华社会文明进步的伟大写照！周武王姬发在讨伐商纣王帝辛时宣布的《泰誓》和《牧誓》中，多次强调讨伐的正义性在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惟天惠民，惟辟奉天。”突出地阐述了民本意识。尤其在商周决战时大批奴隶、行徒、战俘临阵倒戈，就是民本意识最有力的注解，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给了周公姬旦深刻的印象。因此，周代坚定地废除了奴隶制经济，在《周礼》中明确地规定授予“庶民”田产的重要性，而且在授予过程中还要保持公正性、公平性和持续性，强调唯有保障“庶民”的正当利益，才能确保社会的真正稳定。

民

三是制度与文化相结合。制度体现着社会的上层建筑，而文化则切实地反映了社会的经济生活。只有将政治制度的理念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当中，才能让政治制度生根、开花、结果。否则，一切制度就如同无根的浮萍，一有风浪便四处溃散。现存的《礼仪》从17个方面详细地记载了周代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主要记述的内容以士大夫礼仪为主。据说原本《礼仪》有56篇之多，应该包括了全社会各个阶层礼仪的方方面面，堪称细致深入。制度与文化两手抓、两手硬，是古中华社会制度建设的主要特色之一。

四是确立家庭伦理道德。礼乐文化之所以深入人心，最重要的是确立了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夏代的“父子相承”确立了华夏各氏族部落的家庭关系，而商代的“兄终弟及”又扰乱了家庭关系。周人氏族部落由于自身的成长历程，非常重视家庭的直系血缘传承关系，在宗法制度中明确规定了“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的世袭继承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周人在祭祀天地神祇的活动中，又加上了祖宗的牌位，并大肆建设祖庙，因为在后世的继承者眼里，自己取得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于祖宗的传承。从史料上看确实如此，周代祭祀祖宗的频率要远高于祭祀天地神祇，这反映了周代的礼乐文化更注重家庭的伦理道德。这个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成为了西周社会制度的稳定器。不过，事情总有两面性，随着东周王室的权势衰微，各封地诸侯国群起纷争，各士大夫僭越篡权，所造成的“礼崩乐坏”动荡局面的社会重要原因之一，亦是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所致。

五是履行隶属关系责任。礼乐文化一方面强调了等级关系、尊卑关系、亲疏关系，严禁僭越行为；同时，也明确要求必须履行隶属关系的责任，这是唯系等级关系的法律准绳。譬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强调了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隶属关系，父子之间的亲疏关系、遵从关系；同时，也重申了君要像君，要担负起君主的责任，如主持祭祀大典、封赏宗亲功臣、惩罚僭越行为、维护边境安全等；父要像父，也要担负起父亲的责任，如爱护教育所有子嗣，严格按照典章制度处理继承事宜，杜绝厚此薄彼的偏爱行为等。如果不能尽到君、父相应的责任，那么所谓的等级关系、尊卑关系、亲疏关系就会瓦解倾覆。同样，封建贵族与农奴的关系也是如此，封建贵族必须保证向农奴及其后代提供可以维持其家庭生计的私田，才能获得人身依附关系的合法性。

六是顺应时令设置官制。《周礼》中设置的官制堪称封建社会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典范。一设天官冢宰，即大宰以下63种职官，负责宫廷事务；二设地官司徒，即大司徒以下78种职官，负责民政事务；三设春官宗伯，大宗伯以下70种职官，负责宗族事务；四设夏官司马，大司马以下70种职官，负责军事事务；五设秋官司寇，大司寇以下66种职官，负责刑罚事务；六设冬官考工记，涉及制作方面共30种职官，负责营造事务。例如：《周礼•夏官•司爟》记载：“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时则施火令。凡祭祀，则祭爟。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同时，“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即根据四季变换，用不同的木材钻木取火，非常讲究。如果有人野外失火，引起田间杂草燃烧，还必须由司爟酌情处罚。

七是文化教育走向前台。礼乐文化直接体现着文化教育的职责和内容，这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可以肯定地说，正是礼乐文化逐渐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逐步向社会底层全方位渗透，从而造就出人类社会盛世辉煌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