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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先试图用恪守君臣之道来劝阻他（周王是君、诸侯是臣），没想到齐桓公根本听不进去，而是反驳说：“我组织的乘车盟会有三次，兵车盟会有六次，九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从前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为王的，他们的功业跟我有什么不同呢？”一心想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而不是僭越为王的管仲也提高了调门，抬出了天命来严肃警告齐桓公：“……从前受命为王的，总是龙马、神龟来到，河水出图、雒水出书，地上出现乘黄神马。现在三种吉祥物都没有出现，如果您强行僭越称王，即使声称‘承受天命’，难道不会失去它吗？”

就是这么一段围绕“玄虚”天命、在现代人看来毫无说服力的劝谏，却使得齐桓公悬崖勒马，打消了僭越的念头。他再次来到宰孔面前，谦恭地下堂跪拜，再登堂接受周王赏赐。在场诸侯只看到了年事已高的齐桓公的“尊王”举动，无不称赞顺服这位功绩卓著又谨守臣礼的霸主。

河图（左）洛书（右）

春秋时期的“天命”信仰

笔者之所以要详细讲述齐桓公在葵丘之盟中的这段思想斗争，是因为它凸显出了正确理解宋襄公的第二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当时人普遍相信的、用来解释重大政治变迁的“天命”。

商朝末年，周文王就曾经通过解梦宣称自己已经获得天命，他的儿子周武王以此号召天下方国跟随他一同讨伐商纣王。在姬姓周族的盟友中，最为重要的是以吕国君主吕尚为首的姜姓族群。西周建立后，姬族和姜族也一直是周朝两大支柱族群，长期联姻，武、康、穆、懿、厉、宣、幽诸王的王后都是姜姓女子。西周末年，周幽王试图通过废申后、驱逐太子、专宠小国女子褒姒等一系列行动铲除宫中的姜姓西申国势力，却在最后一步包围西申时遭遇惨败，西申纠集犬戎、鄫人反扑，攻入镐京，杀周幽王，导致宗周覆灭，周平王仓皇东迁到中原。

从春秋初期开始，中原诸侯集团的高层弥漫着这样一种论调，那就是：强大的姬姓周王室被姜姓西申一举击败，决不仅仅是由于周幽王个人的失误，而是天命已经抛弃了姬姓周族，转而开始眷顾姜姓族群。这种论调与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现实十分吻合。当时姜姓齐国君主齐僖公、姬姓郑国君主郑庄公都有“小霸”之实，但他们的境遇却迥然不同：齐僖公主要采取外交手段，似乎没费多大力气，而霸业进展十分顺利；郑庄公主要采取战争手段，劳民伤财、战功显赫，却并没有得到诸侯的拥戴。

到前712年齐僖公、鲁隐公、郑庄公联军讨伐姜姓许国时，艰苦的攻城战斗都是郑国军队打的，但此次行动的领袖却是当时在诸侯中威望最高的齐僖公，战后商议如何处置许国的会议也由齐国主持。齐僖公、鲁隐公先后推辞接管，许国才最终落到郑庄公手里。郑庄公在任命郑大夫公孙获看守许国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周王室的地位已经卑微了，我们这些周王室的子孙一天天失去了秩序。那许国，是太岳的后代（当时传说姜姓是太岳之后）。上天已经厌弃了周人的德行，我们这些周王室的子孙怎么能跟许国争斗呢？”

随后的形势发展进一步证实了郑庄公“天命抛弃姬姓，转而眷顾姜姓”的悲观判断。郑庄公去世后，姬姓郑国陷入内乱，二十几年中换了四位国君，从此再无力称霸。姜姓齐国的称霸事业则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姜姓齐桓公在姬姓贤相管仲辅佐下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在葵丘之盟时达到霸业巅峰。葵丘之盟期间，齐桓公恐怕也正是基于这种“天命抛弃姬姓，转而眷顾姜姓”的思想，才会想要接受周王室的特许，贸然僭越成为新王者，而管仲也正是围绕天命进行劝谏，坚称天命还没有到来，这才劝住了齐桓公。

模范诸侯的“画风”突变

葵丘之盟后，在管仲的敦促下，齐桓公从他的六位庶子中挑选了公子昭立为太子。为了确保太子昭日后能顺利即位，齐桓公和管仲嘱托当时有仁德美名、国内政事大治的宋襄公作为护佑太子的“外援”。所以，当时的宋襄公可完全不是“蠢猪”，而是享有“你办事，我放心”的国际美誉，可以让霸主以国事相托的“模范诸侯”。

前643年，齐国发生内乱，齐桓公惨死，乱党拥立庶长子无亏为君，太子昭出奔到宋国。前六四二年，宋襄公信守承诺，率领诸侯讨伐齐国，打败了支持其他公子的内外势力，扶持太子昭登上君位，就是齐孝公。到此为止，宋襄公在中原诸侯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仁义、英明、负责任、有担当的。

前641年，宋襄公开始谋求称霸，而他的所作所为和之前树立的模范形象判若两人。春三月，他逮捕了姬姓滕国君主滕宣公。夏六月，宋襄公、曹人、邾人在曹国都城南部会盟，收到了通知的鄫国君主鄫子没有及时赶到，于是请求与参加了盟会的邾文公会盟以示补救。令人错愕的是，宋襄公竟然指使邾文公在睢水边的东夷神社杀了鄫子祭神，试图以此使东夷归服。公子目夷言辞激烈地劝谏说：“……祭祀，是为了给活人祈福消灾。民众，是神灵的祭主。用人做祭品，哪位神灵会享用呢？……如今君主一次会合诸侯就虐待了滕子、鄫子两位国君，又用鄫子作为祭品来祭祀睢水边的淫昏妖鬼，将要靠这些来谋求称霸，不也太难了吗？君主得到善终就算是幸运了！”

曹南之盟诸小国：滕、鄫、邾（《春秋左传精读》，2014年）

秋天，宋人包围了曹国，惩罚它不真心服从宋国。公子目夷又劝谏说：“……如今君主的德行是不是仍然有所阙失，却来讨伐其他国家，想要怎样呢？君主为什么不姑且内省一下自己的德行呢？等到没有阙失而后再行动。”

鄫国是夏禹之后，是三年前齐桓公曾率领诸侯军队保护的华夏小国（当时鄫国正被淮夷侵扰），而邾国是东夷国。此外，西周初年，东夷曾经参与过以商纣王长子武庚为首的东土叛乱。也就是说，宋襄公的上述举动，实际上是指使一位有心投靠自己的东夷小国君主（邾文公），杀了齐桓公生前最后一次出兵试图保护的华夏小国君主（鄫子），来祭祀睢水边的东夷神社，试图以此向东夷诸国及部族示好。他想充分利用东夷曾支持商朝遗民叛乱的历史渊源，不但不“攘夷”，反而通过“媚夷”来吸引东夷归服宋国、支持他的称霸事业。

宋襄公与齐桓公截然相反的称霸理念和违背周礼的“残暴”人祭让中原诸侯感到错愕和反感。前六四一年冬天，在陈穆公的提议下，齐、鲁、陈、蔡、郑、楚诸国代表一起在齐国都城会盟，缅怀齐桓公的功德，其实也就是反对宋襄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楚国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原会盟之中，可见楚成王希望利用齐国霸业崩溃的难得时机，坦然地以“正常国家”姿态参与中原国际事务，逐渐洗白身上的“荆蛮”污点，为称霸中原铺路。

匪夷所思的称霸闹剧

前639年春，宋襄公想要会合诸侯，于是在宋地鹿上与齐人、楚人会盟，希望当时实力最强、争霸势头最盛的楚国能允许自己召集中原诸侯称霸，楚人同意了。公子目夷说：“小国争当盟主，这是祸事。宋国恐怕要灭亡了！能晚一点失败就是幸运。”

得到了楚国的“许可”后，宋襄公趁热打铁，同年秋天，他与楚、陈、蔡、郑、许、曹君主在宋地盂会盟。公子目夷说：“祸事大概要在此时发生了吧！君主强行称霸的欲望已经太过分了，诸侯怎么能受得了呢？”

不出公子目夷所料，楚成王在会盟现场扣押了宋襄公，押解着他讨伐宋国，希望用这种极端的羞辱使得宋襄公清醒过来。冬天，十二月，诸侯们在宋地薄会盟，释放了宋襄公。到这时，到底谁才是中原霸主的“实力派”候选人，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然而，非常了解宋襄公的公子目夷说：“祸事还没有完结，诸侯们的行动还不足以惩戒君主。”

前638年春天，郑文公前往楚国朝见楚成王，表明郑国正式服从于楚国。夏天，宋襄公率领卫、许、滕三国君主讨伐郑国，惩罚郑国投靠楚国。讨伐郑国，等于就是向楚国宣战，因此公子目夷说：“我所说的大祸就在此时了。”

果然，同年晚些时候，楚人讨伐宋国以救郑。这年十一月一日，宋襄公率军与楚国在泓水交战。宋国已经在泓水岸边排好了军阵，而楚人还没有完全渡过泓水，场面比较混乱。大司马公孙固请求出击，宋襄公不允许。楚人渡过泓水后军阵还不整齐，此时公孙固又请求出击，宋襄公还是不允许。楚人已经布好军阵之后，宋襄公才命令出击，宋军大败，宋襄公身负重伤。

国人都怪宋襄公瞎指挥，而宋襄公则理直气壮地说：“君子不重复伤害已经负伤的敌人，不捉拿头发花白的中老年人。古代行军打仗，不依靠险隘的地形。寡人虽然是亡国（指商朝）的残余，也知道不进攻没有摆好阵列的敌军。”公子目夷痛斥宋襄公根本不懂作战，在他看来，作战的目的就是为了杀敌，敌人一戈没砍死，就应该再砍；中老年的敌人，该杀就得杀；险隘的地形可以利用的，就应当利用；敌军没摆好阵列，正是进攻的好时机。

在养伤期间，宋襄公还曾款待了流亡至宋国的晋公子重耳（日后的晋文公）一行，送给重耳八十匹马，与齐桓公当年赠予的数目相同。这说明，直到生命最后时刻，宋襄公仍然以霸主自居。

前637年夏5月，宋襄公伤重不治去世。至此，宋襄公称霸的闹剧以兵败身死而宣告结束。

顺应天命，复古兴商

如何理解宋襄公和他的称霸努力？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前半生：太子兹父“让国”获得美名，即位后又重用公子目夷政事大治，得到齐桓公器重，以太子相托；齐桓公去世后，辉煌的齐国霸业突然崩溃、陷入内乱，这时宋襄公又顺利攻入齐国，行拥立大事。这一切如有天助，不能以常理来解释。笔者认为，宋襄公的这些亲身经历在他心中激起了这样一种信仰：天命在西周末年抛弃姬姓周族之后，如今又抛弃了周朝另一支柱——姜姓，也就是整体性地抛弃了周政权。齐桓公以太子相托付，伐齐行拥立之事得胜，都是上天在出手相助，说明天命将要重新眷顾他所代表的子姓商王族。在这样的天命信仰鼓动下，宋襄公决心要接过从齐桓公手中掉落的“霸业接力棒”，顺应天命成为下一个中原霸主。

宋国称霸，应该遵循怎样的理念呢？我们知道，齐桓公称霸的核心理念是“尊王攘夷”，这里的“王”是周王。周朝本来就是姬、姜二族共同的事业，姜姓齐桓公尊崇姬姓周王自然没什么问题。然而，如果宋襄公认为天命已经抛弃周政权，他又怎能再去尊崇周王呢？因此，宋襄公称霸的核心理念应该是顺应天命指向，复兴他所尊崇的商代制度，然后谋求商王室的复辟，简言之就是“复古兴商”。泓之战前，大司马公孙固在苦劝宋襄公不要跟楚国交战时说：“上天抛弃商王室已经很久了。君主想复兴它，这是违背天意而不能被赦免的大错！”公孙固的这句谏言，一语道破了宋襄公的称霸理念。

下面，我们可以从“顺应天命、复古兴商”这一假说出发，来重新分析一下宋襄公称霸过程中的四个重要事件，试图深入理解这位“奇葩”国君。

第一件，就是前652年太子兹父试图将君位让给庶兄公子目夷。商代继承法本来就不是“嫡长子继承制”一家独大，在尊崇商制的太子兹父和他的父亲宋桓公看来，这个提议并没有那么不可接受。然而，这个明显违背周代继承法的提议遭到“务实尊周”的公子目夷坚决反对，没有没能实现。太子兹父高度推崇有贤德的庶兄公子目夷，很可能是源于他商朝灭亡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如果当年纣王能重用年长且贤德的庶兄微子启，或者设想得更大胆一点，如果当年是庶长子微子启继承王位，商朝也许根本就不会灭亡。

在宋襄公走上强行称霸道路之前，他与公子目夷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励精图治、振兴宋国。然而，在宋襄公开始谋求迅速称霸之后，宋襄公的“复古兴商”理念和公子目夷的“务实尊周”理念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正面碰撞，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看到的、公子目夷一系列不留情面的劝谏。用“爱之深、责之切”来形容公子目夷对弟弟宋襄公的态度，可能是比较恰当的。

第二件事，是前641年曹南之盟后，宋襄公指使邾文公杀鄫子祭东夷神社。“务实尊周”的公子目夷对此激烈反对，因为周人吸取商朝覆灭教训、奉行人道主义，用牲畜祭祀早已是不可质疑的正礼，杀人祭祀只会引起中原诸侯的反感。然而，从考古发现我们已经知道，杀人祭祀是商王室的常规做法；在商人心目中，重大祭礼只有用人献祭才能体现对神灵的诚意。另外，东夷诸国直到春秋时期还存在用人祭祀或殉葬的习俗。也就是说，宋襄公可能根本就不是从杀人献祭是否残忍这个周人角度去看问题，而是遵循“复古兴商”理念，企图恢复商王室的人祭传统，并且向遗留有类似风俗的东夷人宣示商王室的重新降临。所以，宋襄公所信仰的道德根本就不是周人所理解的道德，而是商王之德。一方面，这种商王之德有跟周代道德有兼容的部分，这部分被当时和后代的很多人当做“仁义道德”来称颂或嘲笑；另一方面，这种商王之德与杀人祭祀又是完全兼容的，不虔诚祭祀怎能算是有德商王？

春秋时期莒国（东夷）殉人墓，围绕主棺共有10具殉人（《莒南大店春秋时期莒国殉人墓》，1978年）

第三件事，是前639年宋襄公请求楚国允许自己称霸、被楚国侮辱之后仍然继续争霸。宋襄公并没有丧失对政治现实的清醒认识，他非常清楚，以硬实力论，自己绝不是楚国的对手。然而，跟主宰一切的天命相比，硬实力又算得了什么呢？齐国硬实力比楚国更强，还不是霸业崩溃、要依靠自己率领诸侯来平定内乱吗？宋襄公的逻辑是这样的：楚成王会在硬实力远强于自己的情况下答应自己的称霸请求，是因为天命感化了楚成王，让他服从自己；而楚成王押着自己攻打宋国，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上天在考验自己的天命信仰是否坚定。很明显，宋襄公已经进入了一种无论成败都能自我强化的非理性信仰思维模式，务实的劝谏和现实的失败都是无法使其清醒的，所以公子目夷会说“诸侯们的行动还不足以惩戒君主”。所以，宋襄公的问题不是“愚蠢”（智商有问题），而是“痴狂”（信仰不靠谱）。

第四件事，是前638年泓之战时，宋襄公多次放弃抢先攻击楚人的战机，最终招致惨败。战后宋襄公和公子目夷的对话，可能又是一次“复古兴商”和“务实尊周”之间的“鸡同鸭讲”。宋襄公强调自己是“亡国的残余”，已经表明他所说的“古代”是指商代。宋襄公小时候从师傅那里学到的商代军礼，很可能是商朝遗民对于前朝制度一种理想化、美化的叙述。而他决定在泓之战中所做的，就是要恢复这种他所崇尚的商代军礼，将其应用于实战。而公子目夷所论述的，正是春秋时期古典军礼逐渐崩溃背景下日渐成形的、以杀敌致胜为核心的东周军事思想。

“我有一个梦想”

总而言之，宋襄公在成功拥立齐孝公之后，就坚信天命重新眷顾商王族，要顺应天命谋求称霸、重振商王室雄风，并在这种信仰的指导下，全然不顾宋国的实力和春秋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强行推进以“复古兴商”为核心理念的称霸事业。正是由于坚信天命，所以对他而言，称霸路上获得的每一点“成就”都是天命眷顾商王族的见证，而每一次挫折都是上天对他信仰坚定性的考验。正是由于以“复古兴商”为己任，所以身为嫡长子将君位让给庶兄不算违礼，杀人献祭不算残忍，用古法作战不算迂腐，所有这些在“务实尊周”之人看来都十分荒唐疯狂的思想和行动，在宋襄公看来都是自洽的、合理的、顺乎天命的。如果说宋襄公有病的话，他的病不是“时而仁爱、时而凶残”的精神分裂症，而是坚信“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信仰狂热症。历史阴错阳差地让这位本来可以成为模范诸侯的商王后裔做起了一场“复兴商朝”的春秋大梦，而他也为这梦想拼尽了全力，至死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