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宋人才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们前面的文章《 活在盛唐不自由 》我们提到唐朝的“过所”制度：
市民与商人如果要出远门，进出关津，需要先向官府申请通行证，这一通行证叫做“过所”。过所之制始见于汉，魏晋南北朝相沿，至唐朝时最为完备。
过所一式两份，一份给申请人，一份存档备查。过所上面详细写明：1）出行人的姓名、年龄、身份和籍贯；2）随行人员（如亲属、奴婢）的姓名、年龄、籍贯、数目；3）携带物品（如牲口）的名称、特征与数目；4）出行的时间、目的地；5）担保人是谁；6）离乡后本户的赋役由谁代承。经过关津、州县、军镇时，官府都要勘验过所。没有过所的人，不但不得通行，还会被抓起来；有过所、但过所登记的信息与持有人现状不符者（比如说，过所登记的马匹是三匹，但实际上你携带了四匹马），也不予放行。
那么宋朝时过所制度还保留吗？从《宋刑统》的文字来看，法有明文规定：“五更三筹正，衙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正，衙门击鼓四百搥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搥，坊门皆闭，禁人行。违者笞二十。故注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但公家之事须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类，皆须得本县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验，虽复无罪，街铺之人不合许过。”看起来唐朝的坊市制、夜禁制与过所制一古脑都延续下来。
然而，研究宋代法制史的朋友都知道，《宋刑统》抄自《唐律疏议》，连诸多不合时宜、脱离宋朝社会实际情况的条款也照抄不误。实际上，这些法律条款都是“沉睡条款”，无法执行，比如《宋刑统》规定“击（鼓）六百搥，坊门皆闭”，但北宋时东京的坊墙早给推倒了，又哪里来坊门？就算有坊门，朝廷已重新立法，三鼓之前不得禁止行人，又怎么可能“昼漏尽”就开始关闭坊门？
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宋刑统》中有“若不得公验，街铺之人不合许过”的条款，就认定宋朝保留了唐朝的过所制度。
其实早在五代的后唐，由于长年战乱、制度崩溃，已出现“出入过所事，久不施行”的情况 。很可能自此过所制度便作废了。生活在南宋前期的洪迈更是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然‘过所’二字，读者多不晓，盖若今时公凭、引据之类。” 可知，至迟在洪迈那个时代，宋人已经不知道“过所”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就跟当时的后生对街鼓“茫然不能知”一样。显然，作为一项社会制度的过所，已经远离宋朝人的生活太久了。
不过，过所的消失，不代表宋朝平民出门远行就不需要申办任何通行证。宋王朝在军事要塞、边境一带设有关禁，商民出入关禁，还是要验看通行证，比如“自来入川陕之人，依法经官司投状，给公凭听行” ，因为宋政府在川陕设有关禁，如剑门关。只是宋人不再将通行证称为“过所”，而是叫做“公验”或“公凭”。
所谓“公验”、“公凭”，顾名思义，即是指政府颁发的证明文书。在宋朝，税务机关发给商民的纳税凭证、市舶司发给海商的出海贸易许可证、政府发给僧侣的度牒，都可以叫做公验、公凭。换言之，宋朝并没有出现一个专门用来称呼通行证的名词。我们去检索《宋会要辑稿》，会发现宋人提到的公验和公凭，通常都是指纳税凭证，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指通行证。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宋政府的施政日程表中，征税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对商民出行的管制。
实际上，宋朝官员呈给朝廷的报告书，已经透露出路证公验荒废的信息：天圣六年（1028）九月，益州铃辖刘承颜言：“西川往来商旅，有公凭者则由剑门经过，无者并自阆州往来，盖自利州入阆州由葭萌寨，并有私路入川。” 政和元年（1111）四月，又有臣僚言：“关防之禁，昔年经由汜水、潼关，机察甚严，既抄录官员职位，又取券牒（即公凭）逐一检认军兵。今缘边关陕，所至关津，未有过而问者，昔者以关禁之严，戍兵无逃窜之路，今则相携而去，略无留碍。”
唐朝政府对过所的审批、勘验都非常严格，不但出入关津需要验看过所，而且州县官也会查验过所，投宿旅舍也要出示过所。宋朝公凭的申请手续，则没有唐朝过所那么繁琐，而且，只是在出入关禁时才验看公凭，一般情况下，走州过县是不用通行证的。对投宿异乡旅店的客商，宋政府也不会关心他们是否持有通行证，而是更注意他们有没有按规定缴纳商税，宋朝的一本行政指南书提出，县衙应当要求经营邸店的店家“说谕客旅，凡出卖系税行货，仰先赴务印税讫，方得出卖” 。至于路证公验，则完全没有提及。
事实上，跟汉唐时期相比，宋朝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人口流动非常活跃。宋人自己说：“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 这里的“近世”，无疑指宋代；宋人之所以“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原因之一便是政府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大为减少了。而人口的流动，显然给宋代商业的兴起、城市的发展注入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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