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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当时的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基本处于权力真空状态，明军、官僚、士绅、土匪、马贼等形形色色的地方势力大量涌现，形成了一个个山头王。

由于这些地方势力大多数都是原来的明朝的官僚、士绅阶层组成，虽然他们投降了清朝，但是对于南明也有一定的感情，这对南明弘光政权进行北伐是十分有利的。

加上多尔衮对南明强硬的态度，清朝根本无心议和，清朝认为崇祯帝已经死了，明朝已经灭亡，取代明朝的是清朝，而不是南明弘光政权，虽然南明弘光政权的高层特别是史可法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待清军和农民军的态度，他开始意识到清军的威胁不比农民军的小，并表示：“今和议不成，惟有言战。”

于是就产生了这次北伐的行动。

南明高层对清军还是有很大的顾虑，史可法等南明高层依然主张避免直接挑衅清军，所以这次北伐的口号“击灭流贼”的旗号。

但从这次北伐明军的进军路线来看，弘光政权还是想趁清朝在河南、山东等地立足未稳，没有根基的时候将这些地区的清军赶走或是消灭，以此达到恢复中原的目的。

高杰身为弘光政权的四大藩镇之一，也许是农民军出身被南明官僚排挤的原因，也许是怀着抢占地盘、捞取政治资本的野心，但是不可否认，他对北伐十分积极，不过让人无奈的是，此次北伐在一开始就十分曲折。

出发前，高杰要把自己的部分军队和军队家属安置到扬州城。但是因为高杰的部队军纪很差，而且以前在扬州城一带抢掠过百姓，扬州城百姓们对其十分愤恨。加上高杰农民军的出身，明朝官僚们幸灾乐祸，不仅不阻止扬州百姓闹事，还鼓励百姓闹事，不让高杰部队进城。

高杰可不是一个软柿子，你不让我进，我偏要进，直接率兵攻打扬州城。

事情闹大了，明朝官僚收不了场了，最后只能再次让史可法出面，史可法的策略依然只是“和稀泥”，将扬州城附近的瓜洲划给高杰，平息高杰怒气。

这让明朝官僚和百姓对高杰更加愤恨。

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初十日，高杰率军逼近睢州，让高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戎马半生，历经无数风浪，竟然会阴沟里翻船，在小小的睢州丢了性命。

当时的睢州，在明朝将领许定国手中。许定国是典型的明朝将领，明军有的各种臭毛病他都有，手下虽然也有一万多人，但大多是些明军散兵游勇，战斗力极弱。

清军入关的时候，大顺军西撤，河南很快陷入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的状态。

在错综复杂的战乱时期，许定国身为世代受明朝国恩的明军将领，不思报效故国，反而是想方设法保存自己的实力和地盘。

他决定成为一位坚强的墙头草，一面向南明弘光政权表忠心，一面与清朝暗通款曲。

随着清军的节节胜利，北方局势进一步明朗，许定国也被清军那浩大的攻势吓怕了，彻底倒向了清朝。他不仅派人向清朝表示投诚，为了表决心，还狠心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入清军大营。

但是这一切高杰不知道，或者说高杰不在意。高杰率军到达睢州后，派人送信给许定国，以强横的口吻要求许定国跟随自己进行北伐。许定国不敢北上攻打清军，又害怕高杰，于是写信给清军，希望清军能对自己施以援手。

但是许定国在清军看来就是一条狗，加上当时清军忙于跟大顺军作战，所以决定不支援许定国。

许定国急得直跳脚，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清军更可怕一点，于是决定设计来杀害高杰，为了自保，也为了向清军邀功。

高杰亲率大军北上，但是不知道是出于自信还是出于疏忽，只带了数百随从亲兵到睢州。一到睢州就受到了许定国的“热烈欢迎”。满脸真诚的许定国在城中大摆宴席款待高杰等人，并召集了一批歌伎作陪。高杰毫无防备，与随从亲兵们喝得烂醉如泥，被许定国杀害。

杀害高杰之后，许定国不敢逗留，立即率领自己的乌合之众一路北逃投奔他的清朝主子去了。

高杰身为草莽英雄，虽然蛮横霸道，但他治理部队确实有一套，平日里对手下将士们都非常不错。高杰被杀之后，高杰手下的将士们决心为主帅报仇，加上捞一把的私心，浩浩荡荡、气势汹汹的向睢州杀来。许定国逃得快，躲过一劫，但是睢州的百姓却无法逃，最终高杰军将士们将睢州一带的民众进行屠杀来告慰高杰之灵，睢州城内血流成河。

而史可法听闻高杰被杀的消息，只会自怨自艾的叹息道：“中原不可复矣!”

史可法急忙赶到高杰军营处理“善后事宜”，但是他的处理手段只能说一般，将高杰的儿子高元照立为世子，并任命高杰的部将李成栋为徐州总兵。高杰的妻子邢氏知道自己的儿子年幼很难驾驭这群骄兵悍将，而恰好史可法也没有儿子，便提出让高元照认史可法为义父，希望借用史可法的庞大威望来稳住高杰部将和军心。

这是一招妙棋，高元照年幼，史可法可以名正言顺的彻底掌握高杰部队，高杰亲信也乐意，因为他们依然掌握大权，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高杰部下也乐意，弘光政权部队虽多，却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军阀手上，史可法身为最高统帅，真正的亲信部队却不多，高杰部队为农民军部队，在南明一直受到排挤打压，要是成为史可法亲信部队，地位自然大大提升，这是一个共赢的场面，但是谁都没料到，史可法不愿意了。

史可法不愿意的原因出乎意外又在意料之中，他觉得自己的名声不能有这个污点。他拒绝了这一提议，转而让高元照拜太监高起潜为义父(正好都姓高)。

史可法的这一举动寒了高杰部下的心。高杰本人和高杰手下的不少将士都是农民军出身，为明朝效力本来就有疏离感和不信任感，史可法不仅不想自己和高杰部队有关联，甚至让高杰儿子拜一个太监为父，让高杰军将士们觉得受了歧视与侮辱，可谓大寒高杰军将士之心。

加上高杰被杀之后，属下将士们都希望北上找许定国报仇算账。此时清军还正在陕西与李自成的大顺军展开大战，暂时没空关注河南山东，在河南山东也没有部署多少兵，北方不少官僚士绅阶层也在盼着明军北上，收复河山。

应该说，这正是南明弘光政权恢复中原的好时机。

正所谓“哀兵必胜”，虽然史可法此时还没有布置周密，但是凭借这个转瞬即逝的大好机会北上，说不定有一番作为。

但是高杰死后，史可法也慌了手脚，六神无主之下只能想到回防，他在没有任何清军或农民军的追兵情况下，率领高杰部队一路南逃，一直逃回扬州城一带才松了一口气。

至此，高杰为北伐作出的积极和努力全部付诸东流。

“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这首诗充分讽刺了可法慌忙南逃的景象，这让北地民众对史可法和弘光政权极度失望。

更糟糕的是，高杰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和大部队再一次将弘光政权扯入内斗的旋涡之中。

史可法不想与农民军有联系，因为有损自己清名，但是别人想，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把所谓的清誉看的比实力重。

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都想吞并高杰留下的部队和地盘。之前就与高杰有仇的黄得功甚至率兵直驱扬州而来，试图压服群龙无首的高杰军，又差一点引起“内战”。

首辅马士英也插了一手，派人到高杰军中加以牵制，想控制这一支实力雄厚的部队。

最终还是史可法再一次出来东奔西走“和稀泥”，才让高杰军稳定下来。

经过这一系列事件，高杰军将士们不仅领略了史可法的胆怯与无能，更看透了弘光王朝的内斗与脆弱，军心大变，为后来这支军队大规模投降清朝埋下了伏笔。

而史可法因为太看重自己的名誉，逐渐变成孤臣，后来只能孤身守扬州城，最终史可法虽然成全了自己的名节，却让无辜扬州百姓惨遭屠戮，最终葬送整个南明弘光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