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格雷姆·福特（Graeme Ford）撰 洪堃绿 译 |明朝廷的回回馆
摘要：为服务朝贡礼仪，方便皇帝与朝贡国统治者沟通，明朝于1407年设立四夷馆培养译员，下辖回回馆。通过考察《四夷馆则》、《四夷馆考》、《明史》、《大明会典》、《太宗实录》、《大学衍义补》等资料，本文梳理了四夷馆的设立、结构、人事、学生和考核等内容，指出波斯语虽是朝贡中使用最多的语言，但没有证据显示其在四夷馆中的地位高于其他语言。
关键词：四夷馆；回回馆；波斯语；明朝；朝贡
明廷礼仪体现了皇帝作为天下秩序中心的重要地位。而朝贡礼仪和使者在朝廷上的出现，则体现了皇帝超越国境的权势。皇帝的话语具有神圣的意义，通过这些话语，他为世界带来了和谐与秩序。为了将他的话翻译成别的语言、确保这些话能传达到远方的臣民那里，翻译成为了朝贡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于这项工作与皇帝紧密相关，由翰林院学士负责为朝贡国所使用的众多不同语言招募教育得当、训练有素的翻译人员，以保证译文质量。当永乐帝在他所知的世界中扩大自身影响时，翰林院内设立了四夷馆，用来培养译员以服务朝贡礼仪及皇帝与外国的交流。
波斯语是朝贡过程中使用的语言之一。虽然朝贡时使用波斯语的国家数量比其他任何语言的国家都多，但没有迹象表明波斯语因此具有特殊地位。各馆官员地位平等，波斯语译员与其他语言的译员共同工作。帖木儿帝国（the Timurid Empire）、蒙兀儿斯坦（Moghulistan）和哈密（Hami）的来文由维吾尔语和波斯语双语写成，批复的回文也以双语寄出，译员和书写者在同幅丝绸卷轴上工作。在与前往霍尔木兹的航海路线沿线国家的往来诏书中，波斯语作为泰语、泰米尔语等语言的辅助手段，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其他文书中，波斯语也与藏语、蒙语和傣语一起使用。在现存的所有文书中，波斯语从不曾单独出现，或前或后，总是伴随着其他语言一起使用。波斯语翻译的工作量可能大于其他语种，特别是在中亚国家和沿海国家的朝贡使团数量倍增的永乐年间。四夷馆为皇帝在朝贡仪式中的需求服务，而正因此作用，即使明朝最后的一百五十年中来朝使团和对外诏书寥寥无几，四夷馆各馆仍都保留到了明朝末年。
四夷馆设立于1407年。当时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派遣使团通过海路前往古里（Calicut）及通过陆路前往萨马尔罕（Samarkand）和赫拉特（Herat），此举引发大批使者来朝。这使明廷有必要培养大量译员并为他们设置实质性的岗位。四夷馆分别包括鞑靼馆、女真馆、西天（印度）馆、回回（波斯）馆、百夷（傣）馆、高昌（维吾尔）馆和缅甸馆。之后还增加了两馆，分别为八百（清迈）馆和暹罗馆。
《四夷馆则》汇集了1543至1688年间陆续产生的官方文件，包括诏书、规章、前例、教师及学生名录、课程、考试以及借调译员到其他部门的规定。 在《四夷馆则》的描述中，四夷馆并不是一个接收、翻译和检查文书的翻译机构，而是由多个配有教师的翻译训练馆组成的集合体，负责培养译员、对译员进行测试、授予等级，并根据需求将他们派往起草文书的内阁进行翻译、书写和编辑工作。
据《大明会典》记载，内阁中负责起草文书的是制敕房和诰敕房。翻译文书的工作则由后者负责。《大明会典》中列出了翰林院学士和其他官员的工作内容，其中包括：
凡内阁所掌。制敕, 诏旨, 诰命, 册表, 宝文, 玉蝶, 讲章, 碑额, 及题奏揭帖等项，一应机密文书，各王府敕符底薄, 制敕房书办。
文官诰敕, 及番译敕书, 并四夷来文揭帖, 兵部纪功, 勘合底薄等项, 诰敕房书办。
《四夷来文揭贴》是外国来文的翻译件，用来与来文原件一起在朝廷上呈报。这表明将外语翻成汉语以及将汉语翻译成外语是诰敕房的工作。译员和书写者将圣旨翻译成别的语言，用整齐的书法誊写到厚纸或者丝质卷轴上，也将外来文书翻译成中文，制成朝堂呈报用的揭帖。
1403年，朱棣登基，年号永乐。永乐二年开始有朝贡使团到来，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到达了南印度的古里。1407年，帖木儿（Timur）去世后不久，他在撒马尔罕的继承人哈利勒（Khalil）派出的使团到达中国，明廷开始了一系列与西方国家的大规模朝贡交流。到1407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返回时，明廷已决定设立四夷馆。
没有记录能表明最初是谁向皇帝奏请培养译员。也许是翰林院大学士们理解了皇帝扩大国际活动的意图，因而意识到了这个需求。处理郑和所带回的众多文书这项工作可能促使他们提出了申请。而在翰林院内设立四夷馆，则为招录那些天资聪颖的译员以及为他们授予正式职位提供了系统的流程。
《明史》中记录了四夷馆首批八馆建于何年，但没有具体月份。之后又增设两馆：
四夷馆掌译书之事。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直, 西番，西天，回回，白夷，高昌，缅甸八馆。正德中增设八百馆。万历中，又增设暹罗馆。
这表明设立四夷馆的目的是为了在朝廷与朝贡使团往来时提供翻译服务。《明实录》中记录了设立四夷馆的日期：
永乐五年三月癸酉。命礼部选国子生, 将礼等三十八人, 隶翰林院习译书。人月给米一石。遇开科, 令就试, 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予长安佑门之外处之。
这表明四夷馆隶属翰林院，是培养译员的机构，为译员提供进入公职的机会（“出身”）。该记录表明选拔考试为用中文进行的常规写作，之后要将所作文章翻译成外语（“仍譯所作文字”）。明朝学者邱濬经世致用的儒家著作《大学衍义补》进一步描述了该选拔流程。该文于1487年上奏朝廷，其中有一章名为《驭外藩》，该章描述了四夷馆的相关人事任用信息。
初以举人为之, 其就礼部试, 则以蕃书译其所作经义. 稍通者得联名于进士榜, 授以文学之职, 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俾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 通者冠带, 又三年授以官。
这清晰表明了译员要从通过乡试的举人中进行选拔。在考试中，他们不仅要就规定的理学经典撰写一系列文章，也要将他们所作的一篇或多篇文章翻译成外语，这要求考生拥有很高的语言水平。同时，这也表明译员若想通过常规考试，不仅要掌握外语，还要具备理学、历史、行政方面的知识以及中文写作和书法能力。
四夷馆设立之初，三十八位学生被分配到八馆，每馆人数不多。但由于波斯语用于与多个国家进行沟通，译员需求比缅甸语和傣语大，因此每馆的学生人数可能略有不同。
《四夷馆则》中没有关于1407年建馆到1490年这83年间的详细记录，但包含有1490年到1630年的官员名单。《四夷馆则》中的一则记录说明了最初是如何开始收集这些信息的：
内阁大臣建置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重其职也。今为杨君子山，张君季升。二君相与谋，曰馆之迁设，官之建置，岁月已漫，无可考，吾辈更失。今弗图，后嗣何视。爰树石于堂之左序，而列任官之名氏，凡若千人。虚其左，俾后来者续书焉。
杨子山和张季升分别为太常寺卿和少卿，1516至1519年期间于四夷馆共事。1490年过后不久，四夷馆设立了提督之位，他们当时能收集到的便是此后二十多年的记录。
四夷馆的高级官员为提督，官职名有太常寺卿和太常寺少卿，分列正三品及正四品。这两个职位设立于1494年。1546年取消太常寺卿一职，此后，太常寺少卿为四夷馆提督。
《四夷馆则》中列出了所有提督的名字，并附有他们的简短信息，包括籍贯、中选进士年份、进入四夷馆年份以及后续的晋升情况。通过这个名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提督这一职位是晋升其他更高职位的跳板。第一位提督卿任命于1494年，由于1507年前没有任命新的提督，他显然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十三年之久。但在此之后直到明朝末年，该职位呈现正常的更迭，每一至三年就有新的任命，有时有些许延期。每位新就任的提督晋升到这个职位后，后来都成为了某部尚书、翰林院大学士或者任职其他高位。副提督名录也展现出类似的情况，每几年就有新人到任，有时每一两年就会新到任一位，1494年到1630年间的136年中，共有146位官员担任副提督，他们当中几乎所有人之后都晋升到了类似提督卿这样的高级职位。没有一人是从提督少卿晋升到提督卿的。显然，担任这些职位的不是语言专家，而是职业官员。
四夷馆中的职位
《四夷馆则》中关于薪酬的部分提到，四夷馆的官员在柴薪补贴等方面被分为两个等级，分别为提督堂官和十馆教师。这表明四夷馆实际上没有译员这个职位，会计将回回馆和其他馆的官员归为教师而非译员。
《四夷馆则》中纪录了一份1490至1627年间被任命到各馆的官员名录。与提督卿和提督少卿的快速更迭不同，这些职位要间隔很长时间才会进行一次集体聘任，这些官员几乎在四夷馆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
从《四夷馆则》的名录中可以看出各馆官员人数很少，1490年以后在回回馆就职的官员只有六人左右。
此外，官员名录暴露了1490年后这些职位的世袭本质。山东历城县的李姓，在1490年、1509年各有一人被派往回回馆就职，1566年两人，1605年三人。河南祥符县的龚姓，在1509年、1578年和1605年各有一人就任。浙江仁和县的劭姓，1566年、1605年和1627年各有一人就任。山西大同县的马姓，1509年和1566年各有一人就任。从名录上看，该时期记录在册的二十四位任命官员中，有十五位来自于仅五个家族。
学生
译字生从国子监选入，有时也从官宦子弟中选入，但后一途径在1459和1542年中断。世叶子弟体系成为了惯例，许多学生和教师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四夷馆。统计表显示，每馆各有一或两名译字官和十五名译字生。《四夷馆则》中记录的1490年的一则奏章描述了为期九年的培养过程：
弘治三年。…钦依。四夷馆子弟务要专工习学本等艺业，精通夷语，谙晓番文，以备应用。….. 三年后本院行移礼部会官考试。中者作食粮子弟，月给米一石。习学又过三年后，仍照前例会考，中优等者，与冠带作译字官，仍给米一石。又过三年后，会考中优等者，授以序班职事。
这体现了从译字生到译字官再到序班的晋升过程。该奏章还表明，被派到诰敕房工作的是序班这一级的译员：
至九年考中优等者授以从八品职事习译备用。
考核
《四夷馆则》序言中记录了1653年的一份题奏，其中描述了四夷馆的常规考核体系。考核结果决定了一名学生能否被选入内阁工作。
旧例，译学官生除逐日教习外，有月课，有季考，有岁参，分别等弟，开送内院，凡遇史馆，诰敕，誊录需人，亦于十馆职官选用。
《四夷馆则》中的一则简短记录给出了季度考试——季课的细节。
季课进呈。一。九馆初授译字官□□课。每月提督官出题三道, 季九道，发□各官译出番汉字，登簿季终呈。堂类呈内阁收执，授职之后不用。
由于考试内容为外语和中文文本，因此该考试显然是笔试。《华夷译语》中的波斯文和中文来文显然源于考试题目汇编《课》。
《四夷馆考》
月考和季考的内容可能包括关于各个朝贡国的知识。就像《课》得名于课这种考核形式，《四夷馆考》得名于月考和季考并可用于备考。《四译馆则》描述了这些考试的流程：
月考仪节。一。每月十六日月考。本馆诸生执试卷序坐, 听师出题。试毕定名第呈堂。
季考仪节。一。季考先数日本馆出示先三日十馆诸生各备一色试卷面写某馆译字生某人投递委厅弥封钤印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十字编号每馆一字上用浮签书名至日唱名散卷折去浮签仍用号簿一扇开写某号某人先一日交桌凳编号隔十馆序坐封门毕出题交卷毕齐散发案之日一等数名送阁候用除者以次发落。
张文德指出，《四夷馆考》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因此不在清朝乾隆年间的禁书之列。在四夷馆成员陪同官员出访外国时，这些国情知识十分重要。
重臣奏讨。一。国家敕命重臣有事外国，奏讨通译人员准, 院手本, 于各馆职官内选其谙晓番文熟知彝情者，送院拣选。
译员的其他工作
四夷馆精通书法者可能被临时借他处调弥补人员短缺，包括到文华殿（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国史馆和直接在内阁下的诰敕房工作。
四夷馆的官员们也参与了《明实录》的汇编工作。《明实录》中有几位皇帝的实录前附有参与该部分汇编工作的官员名单。《武宗实录》于1522年到1525年间编成，共列出九十七位编者，其中包括来自四夷馆中九馆的十九位官员，他们完成了实录中关于朝贡使团、使团成员和外交关系的完整细致的记录。在各次访问相关双语文书的分类、核对、总结方面，他们的技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他们还要定夺并记录外国国名、统治者名、主要使者名的中文形式，有时也要纪录通事名。这些名字的中文形式被小心地转记到《明实录》中，这些译名可能参考了外交信件的中文翻译，也可能使用了四夷馆译员所用的音译形式。
四夷馆官员也进行誊录工作。《四夷馆则》中有的一则记录描写了如何从四夷馆各馆挑选官员暂时借调到史馆，并同时保留他们在四夷馆中的职位。
史馆拣用。一。史馆纂修本院奉内阁题请手本取官誊录。于十馆职官内选其精通楷书者手本送院，转送拣用。系教师者不妨。原务录毕，复馆办事。
结论
四夷馆由永乐皇帝于1407年设立，采取创新模式，主要目的是从各个方面促进其与朝贡国统治者之间的沟通。翻译皇帝话语这一重要任务需要最高水平的技能，在四夷馆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被置于严格的培训体系中，培训内容包括语言训练、语言考试、国情知识和书法，这些技能使他们能在皇帝身边的各个行政机构中提供高水准服务。四夷馆隶属于翰林院这一设置使得四夷馆拥有了高地位，也保证了只有受过最顶尖教育的人才有机会进入四夷馆。在组织方面，各馆地位平等，不以语言进行区分。波斯语译员通常与其他语言的译员共同完成多语言文书的翻译工作。虽然朝贡行为在明朝中期大幅减少，末期几乎完全停止，但四夷馆服务于皇帝的作用使其能在整个明朝中持续不断地训练和考核译员。
（本文作者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特约讲师，译者为德国波恩大学东亚汉学系博士研究生。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八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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