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诗人属于第一批获得文化创新红利的，所以诗歌成就特别高，鲁迅先生甚至说：“ 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唐代诗坛成就最大的莫过于李杜，所以韩愈说“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由于好诗被“做完”，导致宋朝人只能另辟蹊径以哲理、议论作诗，明清的诗人甚至只能在“ 宗唐”和“ 宗宋”之间徘徊。

其二，唐朝国力强盛，唐人文化自信。

诗人王维用“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形容唐朝的强盛，而与之相匹配的是唐人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表现为两点，一是 举国文化氛围热烈，二是 文化输出力。

唐朝不仅皇帝写诗，皇子也写诗，文臣写诗，武将也写诗，男人写诗，女人也写诗，甚至老百姓也写诗（张打油），涌现出无数经典作品，唐朝因此也被称为“诗的国度”。

唐朝自信开放的心态，使各国能充分吸收唐朝典章制度，纷纷派遣留学生到长安，形成巨大的文化吸引力。被称为“ 天平之甍”的鉴真东渡，对日本社会各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吐蕃出现了“ 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的情况，白居易的诗能达到“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程度。

这样的盛唐，再也没有比李白的诗句更适合来装点的了，“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些诗句无愧为盛唐最强音。

而这样的国力和文化自信力，从安史之乱之后就逐渐消磨，直至消亡，之后的宋元明清各朝代再没有能复制的。

其三，个人的遭遇。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明朝有个人叫郑少谷，他非常喜欢杜甫的诗句，学写诗就刻意模仿杜甫的诗风，结果被朋友讥讽说：“你没有经历过杜甫经历的苦难，只是假托悲哀激越写诗，只不过是无病呻吟罢了”。

郑少谷朋友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杜甫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唐朝由极盛转为衰败的时候。杜甫的理想是“ 致君饶舜上，再使风俗淳”，可是755年的安史之乱打破了这一切。一方面是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百姓疾苦，一方面是自己时运不济，命途多舛，颠沛流离，双重的悲惨遭遇压在他身上，最终形成了他沉郁顿挫的诗风，这绝不是别人能轻易学来的。

后人评价杜甫是“ 每饭不忘其君”，时时刻刻挂念国家命运和民众疾苦，也只有这样才他会写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后来的白居易、苏轼、陆游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剧变和遭遇，他们的才气可能不亚于杜甫，但诗的深刻性却不及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之后，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诗史”来承载国家兴衰和个人悲欢了。

收藏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