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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 弇山园”

一、以文存园：文在园就在

大概从隆庆五年(1571)开始，王世贞至少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在家乡太仓建造弇山园，把无可借势的耕地，改造成了十分之四假山、十分之三园池、十分之二房屋、十分之一树木的山水园林。弇山园占地七十多亩，被水体区分为六大区域。东弇、西弇、中弇三座大型假山皆出自叠石名家之手。以“巨丽闻”的弇山园号称 “晚明第一名园”，很快成为园林建造的标杆——张宝臣在 《熙园记》里谈论名园时，首先就是“娄水之王”；陈所蕴的《张山人传》以弇山园和上海的豫园为东南名园之首；张凤翼在 《乐志园记》里谦称自己的园子“不足以当弇山、愚谷之培塿”；袁宏道称颂东园“殆与王元美小祇园 (按：即弇山园) 争胜”。足见弇山园的规格之高与声名之盛。

然而，正是由于太过恢宏，王世贞遭遇了来自舆论方面的压力。园林的规格与园主的道德品格，向来关系紧张。作为朝廷要员和文坛领袖的他，不得不想办法为自己开脱。他说由于任职在外，造园工程皆由管家主持，自己无暇过问，也鞭长莫及，这才导致营造过度。为了补过，他打开园门，欢迎所有人来参观游览，颇有几分与民同乐的味道。谁承想，慕名而来的游客熙熙攘攘，长年不绝，甚至十天半个月都不肯走。王世贞在自家的园子里还得不停地回避游客，最后只好自己搬走，另寻一处清静地生活(后来的生活被王世贞描述为 “戢身一团焦，草衣木食”，与弇山园的富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座耗时十余载，几乎荡尽家财的绝世名园，几成公园，王氏本人一年也不过去个五六趟而已。尽管他声明自己志在修仙，“不贪帝释宫苑”，但无论如何，这恐怕都不是王尚书的初衷。

搬出弇山园之后，王世贞把弇山唱和编成了一本书——《山园杂著》，并附上了园景的木刻画。其中长达八节的 《弇山园记》尤其引人瞩目，他详细描绘了园林的各处胜景。即便已经是洋洋洒洒的七千多字(在文言文里已属宏篇) ，王世贞还是 “意犹有未尽”，又补上一篇《题弇园八记后》。他补充说，之所以“犹喋喋为此记者”，为的是让子孙后代记住自己的忏悔(“欲令子孙知吾过耳”) 。其实，他更在意的是弇山园的后事：

吾兹与子孙约，能守则守之，不能守则速以售豪有力者，庶几善护持，不至损夭物性，鞠为 茂草耳! 且吾一转盼而去之若敝屣，吾故不作李文饶之不能为主，而吾能不为主似尤胜之。子孙晓文义者，时时展此记足矣，又何必长有兹园也。

对于这份产业，他不强求子孙留守。唐朝宰相李德裕就是最好的教训。李德裕苦心经营了一处园林，却长期游 宦在外，没有时间享用。他写了大量诗文怀念他的平泉别业，还撰文告诫子孙，不得变卖园中的一树一石。如果将来有权贵来豪夺，“则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泣涕当然是不管用的，他尸骨未寒，园子里的珍木奇石就被达官贵人们掠夺一空。可怜他那份 “唯岸为谷、谷为陵，然已焉”的执著与坚决，最后只是成为后人的笑谈。几乎每篇论及园林难以长久的诗文，都必谈李文饶之愚。与其他人相比，王世贞对李德裕有更多的同情，毕竟他自己也无法享有园林之乐。但他自认为比李德裕超脱：后人能守就守，守不住就赶紧卖给权贵，尚能使弇山园免于零落凋敝。园林归谁所有不重要，重要的是保住它的盛容，颇有几分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的慷慨。

王世贞是否真的“去之若敝屣”，还是事已至此只好如此，我们不好判定。但是，如果园子在自己手里都是“转盼”之间似有还无的话，确实也不能指望子孙守住声名远扬的弇山园。当年马燧的奉诚园便因名声在外，其子迫于压力不得不进献给唐德宗，以求自保。事实上，王世贞和李德裕一样， 都是“不能为主”者，不过是由于换了一套观念 (“能不为主”)，从而显得“似尤胜之”而已。这种精神上的优越，不仅源于把关切的重心从长为园主转移到园林常新上来，更在于他为子孙指出了另一种保有园林的方式——“时时展此记”以读园，而不是李德裕“泣而告之”的守园。

所谓的“时时展此记足矣”，指的是以神游代替身游。南朝人宗炳有“卧游”之说，以欣赏山水画卷代替真正的跋山涉水，一时传为美谈。王世贞则认为，品读园记就足以饱览园林之美，而不必真的“长有兹园”：

且夫世谓高岸为谷者，妄夫所云名山者，千万年而不改观者也，即何待文？一牧竖樵子引之，而能指点以追得其自。若夫园墅不转盼而能易姓，不易世而能使其遗踪逸迹泯没于荒烟夕照间 亡但绿野、平泉而已，所谓上林、甘泉、昆明、太液者，今安在也？后之君子苟有谈园墅之胜，使人目营然而若有睹，足跃然而思欲陟者，何自得之？得之辞而已。甚哉！辞之不可已也。(王世贞 《古今名园墅编序》)

王氏指出，名山长有，而名园不长有。名园的改姓易主本属寻常，园林毁弃的速度也往往惊人。不但绿野堂、平泉山庄这样的达官贵人宅第已是梓泽丘墟，就连上林苑、甘泉宫、昆明湖、太液池这样的皇家苑囿也早已荡然无存。后人未睹其貌，却仍然津津乐道，明知不复存在，依旧心驰神往，不过是因为读了前人描述它们的文字，所谓的“得之辞而已”！所以，辞不可以已，让园墅不湮没于荒烟蔓草之际的最好办法，就是诉之以文，存之于辞。

因而，王世贞不仅要不厌其烦地为弇山园作记，还要把古今园林诗文都搜集起来，汇为《古今名园墅编》。他还认真比较过山水文章与园林题记的区别：“凡辞之在山水者，多不能胜山水。而在园墅者，多不能胜辞。亡他，人巧易工，而天巧难措也。”既然山水文章多不如山水本身可观，而园林文字却往往胜过园林实况，那名园不能亲睹，也就不那么遗憾了，能神游于文即可。山水文章可以不看，名园叙录却是一定要欣赏的。与其说《弇山园记》是写给游客的导读，不如说是为自己的自得而作，留给子孙追忆，也供后人神游。游客游园本不需要如此繁琐的讲解，这不过是王世贞个人园林情结的延伸罢了。

王世贞对弇山园后事的交待是情不自禁的，也是万般无奈的。果然，在他去世后不久，弇山园就转售他人了。而且，即便他已经不强作挽留，弇山园依然没有逃脱迅速凋敝的命运。明末的《娄东园林志》提到弇山园时，就感叹已“不复旧胜”了。王氏子孙如何看待弇山园的易主，是否认为王世贞提供的方法果真有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另一个守不住祖业的后辈，确实认同王世贞的观点。在《文园绿净两园图记》里，汪承镛絮絮叨叨地诉说着自己的曾祖当年如何建造文园，祖父和父亲又是如何布置绿净园的。那时家底丰厚，“文燕无虚日”。可惜自从父亲过世以后，“家难屡作”。自己身居“薄宦”，既保不住绿净园，又无力整治文园。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当年题咏文园和绿净园的诗和画收集在一起，带在身边，时时观赏。他说：

噫！李赞皇爱其平泉一石一木，举以戒其子孙。未几南迁，而平泉已为他人有。况以余之不才，其能终有此园乎？绿净既属之于外，文园又荒不可治，百余年来，一盛一衰，其可问耶？夫川岳流峙，不敝于穹壤，犹不免陵谷之变迁，区区之园，其不夷为邛陇，鞠为茂草者，几希。亦惟文字丹青，以永其传可耳。予以薄宦，需次历下为寓公者十年余。退食之暇，时展此图，以纾羁旅之思。而又得当时贤士大夫名章俊句以歌咏之，所得岂不多哉？爰述而记之，并乞群贤题咏于右，一以志余不克负荷先业之惧，一以见诸君子惠我之雅焉。

汪承镛先用平泉遗恨来安慰自己：园林不终有，宿命已然，即便河流山川，亦是沧海桑田，何况人工营造？对他来说，卧游园图就足以解忧了。而先人留下的园林题咏，具有胜于园林本身的 “溢余价值”。如果自己还能为祖业做点什么的话，他认为就是写篇园记，并请人继续为文园图记进行题咏 (注意，是对图文的题咏，而非直接面对园林) 。园林迟早是要荒废的，他自知无力让文园恢复往日的盛况，恐怕将来还会一损再损，便选择了另一种方式让文园继续繁盛下去——“惟文字丹青，以永其传可耳”。我们看到，园林已经从现实的存在转移到纸上的存续，从传于子孙的简单诉求提升到传之后世的不朽，文学的效力绝非吟风弄月、怡情遣兴，或题咏唱和、匾题纪胜这么简单了。

这一重效应王世贞自然也想到了。在《先伯父静庵公山园记》里，王世贞写道，堂弟为自己无力护持先父的遗产而愧疚不已。王世贞安慰他说，当年的铜池、金谷、丝障、钱埒、平泉、绿野等名园都不为园主所终有，而李格非《洛阳名园记》里的名园也被迅速夷为平地。伯父的园子如今虽已褊小破败，但 “幸置之湖海寂寞之乡，厌者不易弃，而欲者不易迹，吾固知兹园之为王氏有也，子何念焉”，也就是说，因为不显赫，反而不用担心被他人侵夺，反而能够长久地为王氏所有。谁说王世贞不在意园林的归属？继而，借堂弟之口，王世贞表达了自己更高的诉求：

洛阳之不复园也，盖三百年矣，读李氏 《记》，而园若新也，文其可以已哉? 夫园之不吾长有也，吾知之，而子之文长在天地，吾亦知之，子姑谋所以新吾园者。

北宋的洛阳名园消失于人世间已三百余年。今日依然历历在目，不过是因为读了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若无文章传世，名园巨墅亦是花落无声。先人的山园又岂止今不如昔？将来恐怕连这现有的一点残存都会灰飞烟灭。既然如此，何必苦苦地把心思都花在修整旧园上呢？还当另谋新途！文章最后讨论出来的“新吾园”之法，就是像后来的汪承镛那样请人写诗作序，最好再配上园图，让后人读到故园诗文就像读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一般常读常新，从而让心爱的园子永远鲜活在世人的记忆里。

这种“新园”之道，在今人看来似乎是望梅止渴，不过是聊胜于无的精神慰藉。但明清士大夫却不这么认为。且不说上文提到的汪承镛如法炮制，就是向来精于赏鉴和营造的文震亨也积极响应：

园林之以金碧著，不若以文章著也；以文章著，不若以子孙著也；以子孙之贵显著，不若以子孙之忠孝著也。铜池、金谷、丝障、钱埒，如梁、窦、崇、恺，转盼销沉者，不足道已。即所谓平泉、绿野，奇章之石，履道之竹，始未尝不挟其高名，护及草木，而及身以后，渐辱于樵夫牧竖之手，荒烟断址，遗丘故馆，不可仿佛。始不得不托于辋川之唱和，洛阳之记述，谓即代纪辽远，水浅尘飞，而文章之流于天地间者，千古如新。( 文震亨 《王文恪公怡老园记》)

文氏开篇即言，以富丽传园，不如以文章传园；以文章传园，不如以子孙传园；以显贵子孙传园，不如以忠孝子孙传园。其实，这三层关系应该倒过来看：因为怡老园“历八朝、六世、二百年，而始终为王氏物”，难能可贵，所以文震亨要突出园林以子孙著；虽然王文恪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但王氏的后人却并不显赫，因而应后辈之请而作文的文震亨只能在“怡老”上大做文章，突出王氏儿孙皆忠孝辈——忠在为官正直，孝在继承先祖的精神和保持园林旧貌上。

事实上，“园林之以金碧著，不若以文章著也”才是立意的中心。文震亨说得很清楚，铜池、金谷、丝障、钱埒、平泉、绿野都只剩下“高名”了“不足道已”。可以称道的辋川别业和洛阳名园，都是因为有了诗文的流传，所以园林还有赖文字来保持“千古如新”。而这正是他作记的意义所在。末了，他果然回到 “其忠孝子孙著者，更以文章著” 上来——仅仅子孙忠孝还是不够的，非得有文章存世。若无文章，“代纪辽远，水浅尘飞”，子孙之忠孝又于何处征表？园林之金碧又从何想见？

二、园以文著：斗园不如斗文

《王文恪公怡老园记》最后的“夫余不能以文章著兹园也，或即借兹园以著余文章乎？余乃有厚幸矣”，颇堪玩味。文震亨说自己的园记未必能提升园林的知名度，但怡老园或许能反过来帮自己扩大文名，因而他非常乐意写这篇文章。这当然是文人间的客套。大家都很清楚，之所以总是找名人来题写园记，为的是借文名以提升园名。如果没有王勃的《滕王阁序》，滕王阁哪来这天下的盛名？柳宗元说得好：“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 若无王羲之的妙笔，兰亭的清流翠竹不过是寂寂春山，不可能如此享誉千古。所以，当文震亨谦称“借兹园以著余文章”的时候，他和王世贞一样，心底里还是认为自己能够“以文章著兹园”的。

事实上，王氏的怡老园名声不大。早在文震亨为它作序的时候，县志就已经把它和西园混为一谈了，以致文氏还得为此辨析一番。而怡老园之所以能够引起笔者的注意，乃是因为《长物志》的作者文震亨曾经为它作序。可见，文章确实可以成就园林，找对人很重要。比文氏稍晚一些的胡恒就曾感慨说：“予尝惜子长上会稽，太白南寻禹穴，皆无游记。然名山者，千万年而不改观者也，即何待文？若无亭台桥榭，与时废兴，易代而后，能使其遗踪逸迹，犹想见于空翠湿红间，必托于慧业，若康乐、子厚者以传。”要想让园林的“空翠湿红”千百年后犹在目前，还需谢灵运、柳宗元这样的大家来执笔，否则园林的寂灭快于名山大川，留下的遗憾就远胜于司马迁、李太白未作会稽文章了。

胡恒很会说话，他所说的“慧业”所托者不是自己，自己只是为祁彪佳的《越中园亭记》一书作序而已。能状园林春色，补谢、柳遗恨的，乃是请托人祁彪佳。明清时期，肯在园林建造上下功夫，并颇有遍题园林之志的，除了王世贞，便属祁彪佳了。他著有遍记绍兴城二百八十多处园林的《越中园亭记》，还有题咏自家园林的《寓山志》，其丰富细致程度不亚于王世贞的《古今名园墅编》及《山园杂著》。

祁彪佳本人倒也不敢自比谢灵运和柳宗元，在文章写作方面，他不如王世贞自信。王世贞在《先伯父静庵公山园记》里，曾借堂弟之口说：“夫园之不吾长有也，吾知之，而子之文长在天地，吾亦知之。”王世望认定王世贞的文章可以流传千古，所以要借王世贞之手来给园林保鲜。而王世贞也认为自己的文章能够存园林于不朽，所以当仁不让，并忍不住表露了心迹。如果说给别人写一篇园记，尚有追慕辋川唱和之心，那么，给弇山园写的那一大堆文章，就难免有更高的期许了。他对自己的儿孙、自己的园子不那么自信，对自己的文章、自己的文名却是相当地自信，这也正是他敢说子孙读懂自己的诗文便不亚于拥有弇山园的底气。

可惜的是，王世贞尽管当时能够领衔文坛，但在历史的长河里亦不过沧海一粟。在今天的文学史里，作为明朝复古派“后七子”代表人物的他，得到的评价并不那么高，关注他的人也不那么多，乃至不少人把他和清代声名更大的王士祯混为一谈。王世贞为时人所艳慕、为后人所向往的，恐怕还有他的弇山园。祁彪佳为后人所熟知，也和他的寓山园密不可分，即便读过《弇山园记》和《寓山注》的人并不多。才艺如文震亨，虽然参与过苏州香草垞、碧浪园、药圃和南京水嬉堂的建造，但名望远不能和他的曾祖文徵明相比。他没有被后人遗忘，还是因为时有园林雅趣的 《长物志》在流传，《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所谓王谢家儿，虽复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种风气欤”。从这个意义上讲，园林真是提升了他们本不那么显赫的文名。

然而，不可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弇山园早已毁弃，我们对它的神往，并仍视之为“晚明第一名园”，的的确确是因为有王世贞及其他人的大量诗文存世。从文学价值上看，《弇山园记》谈不上佳制，却因其繁复细致，使我们还能想见其巨丽，甚至能据以还原它的旧貌。祁彪佳的寓山园，包括王氏的怡老园、汪氏的文园和绿净园，也早已砖瓦无存，我们知道它们的存在，也是因为有文章在。如果说弇山园、寓山园名声较大，关于它们的记载较多，那么怡老园、文园、绿净园就不算特出了，完全是凭文章保存了下来。如此看来，汪承镛虽然无力恢复现实中祖业的荣光，却果真增益了文园和绿净园的永世价值。文震亨之于怡老园，也确实做到了“以文章著兹园”。那么，王世贞的喋喋不休就绝非无谓之举，他保有园林的方式也并非迂阔了。

既然园以文著，评定园林就可以不仅凭财力，也可以倚重才情了。展示主人殊才别志的居处玩好，尚需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审美基础，而文章写作所费无多，亦不辞闭门造车，便显得轻巧许多。园主们乐于招待文人骚客，除了酬答唱和的雅好之外，更是为了留下墨宝、增益园名。不少人甚至不远万里，带着园图，乞人作序。受托者根本没去园子看过，照样洋洋洒洒，娓娓道来。钱谦益《聊且园记》和王源《涛园记》便是如此，正所谓“观图何必见园”。这也是明代以降，园林题记面目趋同，文学价值下滑的一大原因。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便公然以纸面文章评定现实园林的高下：

古称名园，南则辟疆，北则金谷、平泉。辟疆故不以文名，石季伦文矣，而不为记，李文饶最号有文，为《平泉庄记》矣，而园之胜往往出其文上。……余谓玉叔此记是生平第一文字，遂令二酉为天下第一名园。然从楚人谈兹园，从今人读今文，犹谓余之言无当也。须千百年后，陵谷迁夷，而此文岿然独垂，吊古之士津津兹园，远驾辟疆三君，近齐弇州老子，而余与玉叔恨不得从旁一抚掌而窃听之耳。( 王世懋 《二酉园记序》)

王世懋以西晋石崇的金谷园、东晋顾辟疆的辟疆园、唐代李德裕的平泉山庄为古代名园之冠。只可惜顾辟疆没有文名，言外之意是主人还不够风雅。石崇虽撰有《金谷诗序》，却不曾专门为金谷园写过园记。李德裕倒是写有《平泉山居草木记》，却文采不够，辞不胜景。对古人苛求了半天，为的是给后面的二酉园主人陈文烛做铺垫。二酉园自然是无法和金谷园、辟疆园、平泉山庄比富丽的，但主人能够自撰 《二酉园记》，且“笔端能使培嵝不移而峙，草木不根而植”，加上好作神仙家语，读其文令人飘飘然有凌云之志，“使人褰裳欲往也”。斗园变成了斗主人，而主人的高低取决于所作文章的优劣。如此一来，陈文烛便轻而易举地胜出了。其实，石崇、顾辟疆、李德裕都不是以文章名世的人，这样的比对未免避重就轻。

更有意思的是，王世懋认为陈文烛的园记写得比李德裕好，由此判定二酉园压倒了平泉山庄，跃居天下第一名园。此间不仅越过了金谷、平泉之外的历代名园，也越过了《平泉山居草木记》之外的园林文章，可谓是煞费苦心地为文造辞！问题是，王世懋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还颇有信心，声称当地人和当时人都不足以否定他的判断，非得等到园林无存的后世，人们才会承认二酉园近可与王世贞的弇山园媲美，远则胜金谷、辟疆、平泉。也就是说，亲眼见过二酉园的人的意见反不足为虑，仅凭文章臆想的人才能认识到它的价值。这反过来说明二酉园并不盛大，也不特出，普通人未必会给太高的评价。

但是，既然园林迟早是要废弃的，后人反正也看不到它的真面目，纸上的园林风采就必定是最后的评判依据。既然金谷、辟疆已于文无征，平泉文章亦干瘪无力，那么在园林文章上下足功夫，就是超越古今名园的终南捷径。对于戮力为文的明清士人来说，这平易了许多，毕竟极少有人能有顾辟疆、石崇、李德裕那样的财力和权力。当然，前提是自己能写园也能造园，避开那些长于为文却没有园子的文章大家。陶渊明、杜甫笔下的草堂不算园林，所以今人里头最躲不过的，就是他的兄长王世贞。王世懋在吹捧二酉园的同时，也不忘肯定弇山园的不可逾越，尽管二者的规格可能相差甚远。

《二酉园记序》最大的逻辑断裂还在于，它仅仅是拈出不以文胜的金谷园、辟疆园和平泉山庄，对于文士们津津乐道的王维辋川山居、白居易履道园、司马光独乐园等却不置一词。显然，在这些反例面前，哪怕是园林规格略低，园主的文名也是压倒陈文烛和王世贞的。这一处回避，正是作者的心虚之处，也是他追摹的方向。

三、纸上造园：有文即有园

自家的园子不怕小，小反而有种道德的优胜，就像徐学谟笔下的鹌适园那样；不怕简，简亦可以文取胜，如同陈文烛的二酉园一般。怕就怕自己艳慕已久，却压根没有那一亩三分地。王世贞让子孙们时时展卷读文，读的还是自家园林的辉光。文震亨说“园林之以金碧著，不若以文章著”，著的也是品评优游的乐趣。但对于那些无力造园的普通人乃至贫寒士子而言，既无力享有园林之乐，恐怕也就没有题写园记的心情了。

然而，人之常情到了明清士人这里，却未必如此。无园无地者，照样可以得意忘形地品园、序园，这便意趣独到了。例如，清人钱泳看不得朋友整日忙于园林建造，径直议论说，其实园子根本就不必自己造，跑到人家园子里尽情赏玩一通，不更省钱省心吗？龂龂于自有其园，将来倘有不测，一切予人，终归还是无法独享的。他非但不以无园为恨，还在遍游群园之后，兴致勃勃地写下了《履园丛话》，评论诸园短长。可谓是一无所有，却处处著我，亦自有一段风流。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明人王时敏建造乐郊园的时候,“不惟大减资产，心力亦为殚瘁”。后来非但没能住上几天，园子还很快就荒芜了。最后不得不一分为四，分给儿子们。抚今追昔，他想起徐勉《为书诫子崧》里的“古往今来，名园甲第，皆同逆旅，每怪时人谓是我宅”，悔恨不已。

当然，钱泳长期游幕，足迹遍南北，才会有博览群园的机会。清人张师绎虽然也认同乐趣不唯自营，却苦于郡无名园，又无力饱览豪富者的私园。他的出路是，学别人的样子自造一园，不过却是造在纸上而非地上，取名“学园”。所谓“学”者，“必有事焉之辞，非已于事之辞也”，即想做却不一定能做成。张师绎明言“愈学则愈未能，愈未能则愈知学”，知道自己越是学得像、写得真，园子就越是造不成；而越是实现不了，就越发念念不忘。但是，既然“吾观文人之记园者夥矣，多文过其质，实不中其声”，那么自己再“文过”一点，以无为有，也就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这一学，学得有模有样。若非作者自己最后点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笔下的楼台亭阁都只是纸上蓝图，压根就没指望过实现它。好比高凤翰写“人境园”，通篇详述园中胜景，无一处虚笔。若不细审文题《人境园腹稿记》，我们肯定想不到通篇都是臆想，只是“腹稿”而已！

如果说张师绎“名实之不相应，而无与有之相蒙无已时”的感叹，多少透露了些许心虚。那么明人刘士龙在建造“乌有园”时，就理直气壮、兴高采烈多了。他开篇即言，自己的乌有园乃一无所有之意，接着说：

( 金谷、平泉、洛阳名园) 迄于今求颓垣断瓦之仿佛而不可得，归于乌有矣。所据以传者， 纸上园耳。即今余有园如彼，千百世而后，亦归于乌有矣。夫沧桑变迁，则有终归无。而文字以 久其传，则无可为有，何必纸上者非吾园也。景生情中，象悬笔底。不伤财，不劳力，而享用具足，固最便于食贫者矣。况实创则张没有限，虚构则结构无穷，此吾之园所以胜也。( 刘士龙《乌有园记》)

既然名园终归乌有，后人仅得之于纸上，那么只要纸上风光独好，便足具园林之乐。园子本身如何、是否存在，对于展卷人来说并不重要。何况纸上造园可以想象无穷，只会比真实的园子更可观。既不劳民，又不伤财，无经济之负累，无道德之指摘，岂不更好？尤其适合那些无力造园的贫寒士子。

于是，刘士龙手舞足蹈地大谈特谈园中之山水、园中之树木、园中之花卉、园中之缔造。末了，还不忘补上真园所无法比拟的长久性：“吾之园不以形而以意，风雨所不能剥，水火所不能坏，即败类子孙，不能以一草一木与人也。……又吾之常有吾园，而并与人共有吾园也。”在文字的世界里，确实可以择取生活的美好；在虚构的天地中，的确能够规避现实的浇漓。“乌有”可以是一无所有，也可以是无所不有！勘破了有与无的界限，也就颠覆了人生的幻与真。与其说纸上园林不畏风雨，不如说精神的园林可以永世长存。此节一经道破，自然点醒世人。这不，黄周星便用了三倍于 《乌有园记》的文字，细致入微地营建他的“将就园”。

将就园位于将山和就山之间，两园一以山胜一以水胜，一以疏胜一以密胜，一风雅一古穆，一宜夏一宜冬，以将就桥相连，包揽各种美妙。有意思的是，此山无路可通，唯一的入口在山腰的瀑布后，需“冲瀑出入”，简直是 《西游记》花果山水帘洞的翻版。山奇崛，山内还无虎狼、无蚊虫；村咸宁，村民还无欺诈、无争斗，俨然一世外桃源。在将园的花神祠里，黄氏让历代才子和美人配享花神。在就园的祠阁里，又以历代节义之士配享关帝，以历代高士逸民陪侍吕洞宾。与其说这是悬想的园居生活，不如说是在挥洒文人意趣。

不惮玄远，不避细碎，为的是让园子 “亦在世间，亦在世外，亦非世间，亦非世外”，这就是纸上园林的妙处！“将者，言意之所至，若将有之也；就者，言随遇而安，可就则就也”，“将就主人”骋墨其间，洋洋自得，浑不知人间寒暑。开篇言 “自古园以人传，人亦以园传。今天下之有园者多矣，岂黄九烟而可以无园乎哉”，终篇曰 “于是主人复岸然对客曰：‘谁谓九烟无园者？若此区区者，谓非九烟之园乎哉。’ 客乃唯唯而退，于是九烟曰‘有园’，天下万世之人亦莫不曰 ‘黄九烟有园’ ”，真是盛气十足！“天下万世之人亦莫不曰 ‘黄九烟有园’ ”，更是发出了纸上造园的最强音：有园在纸，有心若此，便可傲视天下，万世不灭！

将就园纯属虚构，确以文传。刘士龙生平不可考，全赖《乌有园记》留名，真真是人亦以园传。园也好，人也罢，确实是通过园记得以传世，凭的都是纸面文章。本来，“富润屋，德润身”，大兴土木是富贵者之事。常人力所不逮，也就不存奢念了。而这批文人，明知力所不及，又不肯死心，便煞有介事地在纸上“弄虚作假”。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批向壁虚构的园林题记呢？

钱泳在 《履园丛话》里提到: “吴石林癖好园亭，而家奇贫，未能构筑，因撰 《无是园记》，有《桃花源记》《小园赋》风格。”江片石曾就此题诗两首。第一首说“万想何难幻作真，区区丘壑岂堪论。那知心亦为形役，怜尔饥躯画饼人”，认为在贫寒的境地里，以幻为真未为难事，即便笔笔丘壑，亦是画饼充饥，终究无法放下对园林的世俗渴望，终究是为外物所累的可怜人。因此，第二首 “写尽苍茫半壁天，烟云几叠上蛮笺。子孙翻得长相守，卖向人间不值钱” 就绝非肯定纸上园林不易易主的优长，而是即便写尽苍茫、呕心沥血，也终归是 “不值钱” 的废纸一张。虽表同情，虽甚悲怜，终归一片凄苦与苍凉。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可以把纸上造园视为寒士的自我慰藉。就像明人卢象昇，自知园林难成，无奈 “平生无他嗜好，林泉图史之癖，苦不可医”，便用纸笔自造了湄隐园，并安慰自己说：“兰亭梓泽，转瞬丘墟，何物不等空花，岂必长堪把玩？向者邯郸、卢生一枕睡熟，毕四十年贵贱苦乐，此吾家故事。吾园又何必不作如是观？”梦里的繁华也是繁华，世间的恩宠不过空花，对纸神游的舒畅怎么就不是舒畅了呢？心情一样，至于起兴之物是景还是文，何必深究？如果这样一种精神慰藉，确实能让人达观与释然，我们又怎能轻易否定？如果贫贱如吴石林者，也能在无是园里获得和王世贞子孙读《弇山园记》一样的快乐与满足，我们又怎能小觑其精神的富足？文学也好，建造艺术也罢，都可以是一种释放、一种升华，《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乃至整个大观园里的故事，又何尝不是曹雪芹的一个白日梦？

更重要的是，一旦我们放宽视域，着眼于文学的本质，就不难发现，园林题咏至此，已经不再是 “恐来者之无所征”的备忘了，也不再止于个人闲适和情志的抒发，而是在延续有限的物质世界(“以文存园”)之后，进入到物质世界之上的精神世界的建构上来了。园林文学脱离了物质的园林而独立存在，平移到想象的世界中来。与其说园记不再征实，不如说借助于文学，园林在精神层面上展开了建设。此间的一砖一瓦，不仅与园林图绘拉开距离，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学意味，更凸显了文学作为人学的精神向度。这是尘世间的灵魂工程，就像白居易庐山上的那间草屋，虽大半在山光，却依然成为千百年来文人士大夫心的居所。更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虽明知其幻，却依旧是嚷嚷尘世最静心的家园。

还是王思任说得好，世俗所谓的 “园” 不过是 “随其心之所及，买天缝地，挞水邀山，相之以动潜，旺之以馆榭，主人以为己有，狂士矍矍于柳樊之外” 的死物。而事实上，“善园者以名，善名者以意，其意在，则董仲舒之蔬圃也，袁广汉之北山也，王摩诘之辋川廿景，杜少陵之空庭独树也，皆园也。不得者，且为荡丘，为聚血，为哄市，为棘圄，为斜阳荒草、狐嗥蛇啸之区，乌乎园”。只要意在，无处非园，园林并无一定的规制和程式。因此，真正的能为园者不必 “规规瓦埴中”。就像作者的朋友刘迅侯，虽然平日所居仅 “一丈之室”，但袖中有沧海，笔下无尘气，“于是乎名园不但为主人有，而尽为迅侯有”。王思任自己造不起园子，却扬言要像刘迅侯一样，做天地间真正的万园之主：

余力不能园，而园之意已备，上自云烟，下及圊溷，皆有成竹于胸中矣，特未及解衣泼墨耳。五楹水阁，青亦不了，残夜月明，天际甚远，迅侯咏不之及，何耶? 是犹规规瓦埴中也。( 王思任《名园咏序》)

口中有句便处处有韵，胸中有园便无处非园。得园不在于实有，而在于意到。甚至未曾发之于文的成竹在胸，也胜过吟风诵月的依凭物象。这是一种新型的占有方式。

英国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研究明代物质文化时指出，由于明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传统士绅阶层的社会地位受到来自巨商富贾的冲击，因此他们转而强调对美学奢侈品的实际占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占有它们的方式。这场涵盖审美和收藏的雅俗之辩，不过是文化精英为维持其权威地位而发明的新型趣味。柯律格的意见确有相当的合理性。官至刑部、工部主事，后来做到礼部尚书的王思任(另两位纸上造园的黄周星、卢象昇也官至户部主事)，都没有足够的财力兴园造林，何况张师绎这样的小知县。然而，他们都是金榜题名的进士出身，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资财或许不足，文才却是优胜的，这是他们最大的资本。

但我们也要看到，纸上造园者还有吴石林这样的 “奇贫” 之士，未必属于社会精英阶层，至少是沦落下层者，照样可以在精神的园林里寻求满足。因此，我们不必把纸上造园通通视为被动的文化阴谋，亦不必视为受困于经济的文化出口。我们还应该看到，对于士大夫而言，园林寄寓着林泉，象征着与名利场相对立的恬淡与自在，是一种正向的政治文化生态，具有不容否定的精神引领作用。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城市园林是理想的生活家园，指向柴米油盐之上的富足、娴雅与从容。通过文字的指引与思想的沉积，透过园林的花窗与柳荫，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超越建筑、超越困苦，乃至超越凡尘的人间情怀。如果没有这种情怀，园林便只是木石与房屋的艺术结合，无法汇聚如此众多的文学书写，园林诗文也不会呈现如此近似却分明的思想内涵。

当然，这种情怀并非成型于一园一文，而是在不断的书写与传递中，慢慢积淀并蹈扬出来的。这种源于园林，又高于园林，最终推动了园林书写的园林情怀，便是园林的 “溢余价值” ——高于园林自身，乃至多过园林题写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因为它不仅催生了新的园林建造——或有形或无形，更催生了新的园林文化传统——从造境到解读，从营建到题写，从记胜到承继，皆在思想的层面有迹可循，在情感的向度殊途同归。

从以文存园(有了文章，园林没了也能继续鲜活)，到园以文著(园林的高下由文章来评定)，最终发展为纸上造园(没有园子也能用文字来造)。通过文学，速朽的园林成为永恒的文化记忆，和残存的、有限的存世园林一起，不断激发新的园林建造(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而超越了实体的精神园林一旦成型，园林记忆便成为园林情怀的载体，由最初的即景生情、据实摹写，变为依情造境、纸上造园。园林书写脱离切身的体验，成为悬想的虚构，园林就不再是实体的空间，而是情感所聚的文化空间、精神空间。就像古代文人未必都去过南方，却人人笔下都有一个诗意盎然的江南。

考虑到这样一种特殊形态的园林书写，我们就不得不把园林文学理解为由园林情怀所激发的文学写作。即不再是园林中的文学创作，因为还有一部分是身在草庐的悬想；也不再是有关园林的书写，因为园林不是外在的、工具性的题材选择，催生写作意愿的也不是园林本身，而是园林背后的情结。这种情结许多时候还不是来自真实的园林建筑，而是来自文字营建的精神园林，这与 “青山依旧在” 的山水文学是大不一样的。

笔耕纸上的园林书写，何尝给园林添过一砖一瓦？又何尝不是在纸上造园呢？文人把物质园林一笔一笔地引渡到精神的世界里来，在精神的园林里左顾右盼，开出通往永恒的千门万户。园林的可居可游本不该是权贵的专利，把园林建在纸上、建在心里本身就是对物欲的超越。就像吴应箕所言，“予偶念至而园成，园成而复念园可不必有也”，心至则园成，文成也就不必真造园了。因为已有自己的精神园林，那才是亘古如斯的灵魂栖息地。否则，家园情怀根深蒂固的中国人，就会在求田问舍的攀升中越走越远，好比今日愈演愈烈的 “炒房热”。

田园无法占有，山水不可独享，园林却是一己的世界。源于人类的物欲和占有欲，却最终超越了对物质的攫取，成为身心的归依。与其说园林是住人的，不如说园林是驻情的，是放心的。园林的文学性存在打破了园林的物质藩篱，乃至冲垮了 “园林” 的概念本身。正是在物质的消解中，我们看到了精神的特出，看到了文学强大的建构功能。文学，是诗意的栖居。园林文学，真正的诗意不在于红英翠柳，而在于让人能够在可丰可俭、可大可小乃至可有可无的“太虚幻境”里诗意地徜徉。如此，园林文学才会是关乎园林，更关乎文学的精神建构。园林文学才是不容置疑且意义非凡的特殊文类。

园林书写层层叠加，越垒越厚。这种书写越是丰厚，实体的园林就越是淡出。渐渐地，书写废墟的文字比废墟本身更具导向性，也更富生命力。王世贞便指出，园林可以不游，园记却不可不看。如此，园林遗址就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建筑废墟，它成为怀古的对象和激发园林写作的契机。而记录这些 “废墟” 的文字，则成为意义鲜活的载体和新的生长点，不断催生出新的园林建造。

在这个新旧杂糅、虚实不分的传统里，对园林的向往更多的是源自对园林的想象，而对园林的想象往往来自园林文学。触手可及与身在其中已不再是园林之乐的必要条件，毕竟在中国古代，这是极少数人的特权。现代中国人也无法凭一己之力建造家园，对园林的钟爱恐怕也不仅仅是因为看了几眼苏州园林。少数人的占有最终发展为多数中国人的情结，积淀为远远超越于楼台亭阁、砖瓦草木之上的文化风景。这样的文学，难道还是可有可无的附丽？难道不值得大书特书么？

选摘自《文学遗产》2019年04期

本期编辑：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