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高居庙堂的上位者，更是对发生在嘉靖三十四年的那场死了八十三万人的“华县大地震”充耳不闻。对于他们来说，八十三万黎民苍生的性命，远不及自己的政治前途。

因为当时并没有科学的测定仪器，所以现代学者在研究这场大地震时，只能结合史料中的描述进行推测。根据文献中描述的地震场面，史学家断定这场大地震的强度在八级以上，烈度更是高达十一度！由于这场地震发生的时间在子时（凌晨一点），位于地震源的百姓大多正值睡梦，所以出现了无数死伤者。嘉靖三十四年的这场大地震，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一起天灾。

“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数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地震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山西、陕西、河南三地还相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余震。而作为这场灾难的幸存者，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秦可大在笔记中记录了这场地震的场景，令人读来不寒而栗：

“是夜，予自梦中摇撼惊惺，身反复不能贴褥，闻近榻器具若人推堕，屋瓦暴响，有万马奔腾之状。初疑盗，继疑妖祟，俄顷间，头所触墙，划然倒矣，始悟之，此地震也……家南有空地，从墙隙中疾走，比至其处，见母暨兄及弟侄咸先至，无恙，曰：‘急号汝，汝不闻耶?’盖其时万家房舍一时摧裂，声杂然塞耳，都不闻也，矧号呼哉！”

据悉，嘉靖三十四年大地震中，总共有一百零一个县受灾，灾区分布于陕、甘、宁、晋、豫五省，涵盖面积近三十万平方公里。那些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不论是民宅、衙门、庙宇还是学堂均成丘墟。即便是质地较坚固的城墙、高塔，亦在地震期间断裂垮塌，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陕西通志》以大篇幅记录了灾区的情况，称此次地震西安市小雁塔有两层被震裂，原十五层高的小雁塔在地震后仅剩十三层。地震以前，陕西境内曾有一处名胜五指山，“如人指然，迥抱关门，嘉靖间地震后毁削无存矣”。这场灾难过后，五指山垮塌，从此荡然无存。

灾害发生过后，陕西等地的官员当即将情况汇报给朝廷。按照大明律的规定，但凡出现天灾地方官隐瞒不报，那么该省的一众官员将会被罚俸甚至革职。灾情已然出现，没有地方官愿意用头上的乌纱帽开玩笑，是以各县长官立即向上级呈递文件。

不过，因为古代交通条件不甚便利，加之某些地方督官担心灾情会影响政绩，所以这些文件在逐级上报的过程中被一拖再拖。地震发生很久后，这些文件才像雪片一样飞入京城。时值朝中私党林立，京官都在忙于内斗，所以朝廷在接到文件之后并未立即处理。

中央制定政令后，政令经层层审批，这才缓慢地送往山区。等到朝廷做出实际行动，委派赈灾大臣前往灾区视察时，距离地震发生已过了三个月时间。

从地方县志中我们能看到，在朝廷毫无作为的这三个月里，唯有那些有良心的父母官和善良的乡绅对灾民展开救助。

为了让灾民能够活下去，许多豪绅仗义疏财，自掏腰包开仓放粮，并组织民间力量展开灾区重建工作。例如，陕西华阴县父母官何祥出资帮助百姓巩固堤坝，修建河堰，并兴建学宫恢复当地教育工作。华州地区地震发生后暴民四起，“蜂起掠食”，知县杨彩以衙门的名义组织豪绅进行募捐，用筹集来的粮款安抚民众。正是因为这些地方官有所作为，才使当地的重建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在地震发生后，不少堤坝毁于一旦，以至于，陕西多地爆发洪灾，无数民房被大水吞没。渭南县乡绅张羽将自家的一处宅院腾空，让周遭的邻居搬入临时的赈灾棚，让他们免于流离失所。韩城县的豪绅党孟辀在灾害发生后，当着所有乡民的面烧毁了契约和欠条，“岁厄如此，不忍相迫也”。

人心可畏，但凡灾荒发生，总有为恶者暴露本性。

嘉靖大地震爆发以后，许多地区都出现了“乘变起乱，讹言可畏”的状况。陕西渭南县的县令在这场天灾中死于非命，地方失去了父母官，于是，各流氓恶少揭竿而起，行凶作乱。幸亏山西巡抚在获悉此事后第一时间派人前往当地镇压，捉拿了一众主事者，并将带头抢劫的地痞当众斩杀，总算是平息了这场动乱。

被调派往陕西主持赈灾工作的邹守愚到任后，立即协调当地部门开展救灾工作，同时，从未受灾区域抽调人力前来协助。为了能让所有的灾民都得到救助，邹守愚根据灾民的年龄、家庭受灾程度分配了赈济款。然而，邹守愚毕竟无法将每一笔钱都发放到灾民手中，经办此事的地方小吏时有火中取粟之举，以至于，真正被发放到灾民手中的赈灾款寥寥无几。

在思想迷信的古代，百姓往往将类似的灾害归结于上苍的惩罚。因此每次出现地震时，在其位的皇帝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自我检讨，颁布“罪己诏”，祈祷上苍能够原谅自己。例如，康熙十八年北京地区曾爆发地震，灾后康熙立即颁布罪己诏，诏曰：“朕御极以来，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

令人无语的是，嘉靖皇帝在面对同样的情况时，非但没有从自身上找原因及时弥补政务上的不足，反倒将天灾当作鬼神显灵。嘉靖派遣钦差大臣前往灾区，“祭告境内名山大川、河洛之神及祀典所载神祗，其死者收瘗为厉坛以祭之”。原本，灾区人民便因地震损失惨重，嘉靖仍要在灾区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此举极大程度地加剧了灾区人民的损失，时人提及此事无不咬牙切齿。

嘉靖三十四年的大地震过后，中国又相继发生了倭寇入侵、葡萄牙人取得澳门居住权、太湖大水等内忧外患。然而，即便国家已危如累卵，政客们仍将重心放在相互倾轧上。或许，对这些上位者而言，黎民苍生的性命本就不值一文，着实令人心寒。

参考资料：

【《明史》、《华县大地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