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黄兴文集编纂出版历史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二)

原标题:黄兴文集编纂出版历史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二)

提要:黄兴生前及逝世后,我国出版了多种版本的黄兴文集,为推动黄兴研究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不同版本的黄兴文集中不仅存在遗漏,也存在诸多错漏之处。因此,很有必要根据相关史料,加强对黄兴文集的校勘工作,以期对于广大读者正确阅读、使用黄兴文集和今后黄兴文集的重新修订工作有所裨益。

黄兴(1874-1916)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黄兴著作的编纂和出版工作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除了尚有大量黄兴遗著未被发现和收入黄兴文集之外,历次出版的黄兴文集不仅存在大量的遗漏和诸多的错漏之处,而且随着大型、综合性黄兴文集,如《黄克强先生全集》和《黄兴集》的出现,这些错漏由于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而在不断地沿袭和累积。这不仅影响了已出版的黄兴文集的质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黄兴研究工作全面、深入、精准地开展,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漏收。由于搜集范围不广泛、搜集程度不细致、不彻底等原因,已出版的黄兴文集还存在大量遗漏的情况。(详后)

二、误收。在大量遗漏的同时,由于考辨工作不严,已出版的黄兴文集中还存在一些误收的情况。例如,刘泱泱编《黄兴集》时,发现《黄兴集外集》所收的《七律一首 留别两湖同学》和《陈天华先生绝命书跋》分别为唐才常和宋教仁的遗作,为免讹误,将其剔除于其所编之《黄兴集》之外。除此之外,经笔者查考,已出版的黄兴文集中还有不少漏网之鱼。例如,《黄克强先生全集》中收有黄兴任职陆军总长期间以陆军部名义所发的文件,其中《陆军部通告更改军队名称文(民国元年)》《陆军部咨各都督应遵照购办军火章程文》《陆军部咨各都督请核验陆军学校投闲人员履历证书文(民国元年)》《陆军部呈大总统拟将巡防官佐补官事宜赶订章程另案办理文(民国元年)》《陆军部呈大总统拟订陆军平时战时恤赏暂行简章文(民国元年)》等5篇,均系刊发于1912年9月以后的《政府公报》,而黄兴早在是年3月底就不再担任陆军总长之职了,故以上5篇实为误收。又如,《黄克强先生全集》、中华书局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版《黄兴集》等三部大型黄兴文集中均收有《吴淞退赴金陵口号》一件,但经笔者查考,此件以“东辟”的笔名发表于1914年12月15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民国》上。再查,黄兴从未有过“东辟”的笔名,而“东辟”为居正在编辑《民国》期间常用的笔名,罗福惠所编《居正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也已将该口号收入集中。由此可知,三部大型黄兴文集所收之《吴淞退赴金陵口号》均为误收,均应加以剔除,以免讹误。

三、重复。篇目重复是编纂历史人物文集中常见的现象,黄兴文集的编纂也不例外。例如,刘泱泱编《黄兴集》中收有《关于剿办乱兵情形的通告(1912年4月13日)》和《致袁世凯等电(1912年4月13日)》二电,其中前者录自《黄兴集外集》,出处系1912年4月15日《时报》;后者录自1912年4月15日《民立报》。经查,两者除抬头略有不同之外,内容完全一致,是为同日重复,应删去前一篇。同日重复现象的发现和处理均比较简单,但异日重复的发现和处理就比较麻烦。例如,该集还收有《致谭延闿陆荣廷电(1912年1月10日)》《致湘桂都督电(1912年2月10日)》《致谭延闿陆荣廷电(1912年4月12日)》(最后一电系将代日韵目“蒸”误成12日)三电。经查,此三电除标题、日期、出处外,收电人、内容及代日韵目完全相同,属于异日重复,应删去其中的两篇。但在取舍问题上,需要花费一番功夫,缜密分析。经笔者查考,此三电内容均系关于沈秉堃提议取消湘桂联军总司令之事,而1912年2月2日黄兴致沈秉堃电中有“艳电敬悉。谦抑之处,良用钦佩。已代达大总统,允许取消司令一职”之语,可知此沈秉堃于1月29日提出辞去湘桂联军总司令官之职,且黄兴此电又在1912年2月15日的《临时政府公报》上刊发,故知黄兴此电应发自2月的“蒸”日,即1912年2月10日。再如,该集还收有《复熊希龄电(1912年5月4日~10日间)》《复熊希龄电(1912年6月5日~9日间)》两电。经查,此两电中分别来自《黄克强先生全集》和中华书局版《黄兴集》,但两者的收电人及内容完全相同,亦属于异日重复。据查考,此电系黄兴为复熊希龄支电而作,而熊希龄的“支电”系1912年5月4日,故黄兴此电时间应为1912年5月4日~8日间。

四、错漏。以前黄兴文集的编辑工作均为手抄,由于校勘不严,因而所编辑出版的黄兴文集中也存在不少错漏。而今人在搜集、整理、编辑黄兴遗著过程中对以前出版的黄兴遗著又往往是全文照抄,且疏于溯源校勘,从而导致以前版本中的错漏相沿成习,流传至今。试举数例说明之:

例如,《黄克强先生全集》所收《议员责任谈》,系黄兴1916年7月13日在欢送驻沪国会议员北上大会上的演讲,所注此文出处为“党史馆藏《民国日报》抄本”。经查,当时沪上主要报纸如《中华新报》(7月14日)《民国日报》《神州日报》(7月15日)均刊登了此文。但将该集中所收的此文与7月15日《民国日报》上刊登的原文对照,前者的错漏多达30余处。

又如,该集所收《教育与实业》一文,系1916年7月27日黄兴与上海《民国日报》记者谈话,所注其出处亦为“党史馆藏《民国日报》抄本”。经查,1916年7月28日的上海《民国日报》曾以《黄克强先生之怀抱》为题刊登此谈话。两相对照后,前者的错漏较多,其中错得最离谱之处是,将黄兴“一方面自造合于经济的自动车,择繁要地点,如汉口等,逐渐推广之”之语中的“繁要地点”的“汉口”错抄成“海口”。

再如,中华书局版《黄兴集》所收《在驻沪国会议员欢迎会上的答谢词(一九一六年七月十日)》一文所注出处为“上海《中华新报》1916年7月12日”。但据笔者查考,该集所录此文,与《中华新报》刊登的原文相差较远,错漏达17处之多,还有明显的自行删节痕迹。

此外,刘泱泱编《黄兴集》中《与陈炯明等反袁通电(1915年5月21日)》《在张园茶话会上的演讲(1916年7月17日)》等篇目,经与原件对照,错漏亦较多。

除了因手抄和校勘不严导致的错漏外,还有因编者对黄兴的遗著搜集不全而导致的错漏。众所周知,民初新闻自由,报刊林立,一有重要新闻,各报会竞相刊发该报记者的现场采访稿,或转载他刊登载的稿件。从前人编辑的黄兴文集看,其所收黄兴遗著主要来自上海《民立报》,这样,就因缺乏与其他报刊的对照,而沿袭了《民立报》的某些错漏。

例如,中华书局版《黄兴集》中所收黄兴《致各报馆电(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录自1912年5月21日上海《民立报》。该报所载此电的抬头是“各报馆鉴”,且未见代日韵目,该集即以该电在《民立报》上刊发的日期为发电日期。但经查考,1912年5月24日沈阳《盛京时报》上刊登了此电,格式和内容完整,抬头却是“各省都督、各军司令、各军师旅长、各团体、局所,各报馆鉴”,电末有代日韵目“巧”。“巧”代18日,故黄兴此电日期应为1912年5月18日,是发给各省都督及各军队和社会各界的通电。

又如,该集所收黄兴1912年6月23日在上海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讲,系来自6月25日的上海《民立报》。经查,1912年6月23日下午,上海各界于在张园安恺第举行欢迎孙、黄大会,孙中山因事未到,请黄兴代表。大会是由自由党副主裁、《天铎报》主编兼主笔李怀霜主持,所以,次日《天铎报》上刊登的黄兴演说词,应是原件。而6月25日《民立报》刊登的黄兴演说词是从《天铎报》上节录而来,删节了150多字,故不如《天铎报》的完整。

再如,该集所收黄兴1912年9月15日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上的演讲一文系来自1912年9月21日的上海《民立报》。但经查考,北京《民主报》在此演说的次日,即9月16日就刊登了此演说的文稿。再经比较发现,前者只是后者的摘录,删掉了300余字,且有重要内容被删除,以致部分内容难以得到正确理解。

五、误判。以前发现的黄兴文电中,有相当一部分未见完整的写作日期,有的是原件就不明确(如未署或缺年月),有的则是前人或报刊未抄录。这就需要编者根据文电内容和史实进行考辨。但由于各种原因,已出版的黄兴文集中,对于一些文电写作日期的判断,也有不少失误。

例如,刘泱泱编《黄兴集》收有《与谭延闿致袁世凯黎元洪等电(1913年4月~5月间)》,出处为“《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2期,成晓军整理:《黄兴谭延闿致袁世凯黎元洪等电》”。由于原电中未见日期,成晓军将其日期订为“1913年4月~5月间”。但据笔者查考,北京《民主报》1913年2月20和21日,《申报》1913年2月28、3月1日和4日的就分别连载了此文,且《申报》刊登的此电末有代日韵目“虞”。由此可证,此电的日期应为1913年2月7日。

又如,该集还收有《致萱野长知书(1913年11月4日)》,其末有“初七早”字样,但无年月,该集将其日期判为1913年11月4日,并加注曰:“此件无年月。按:黄兴于1913年11月1日致章士钊函中有‘箱根之行……尚须待数日’,是月15日函中又称‘昨由热海转道箱根归京’此(十月)‘初七’,当为是年11月4日。”这样,该集将“初七”理解为阴历十月初七,故得出上述结论。但据笔者查考,该集编者所述理由与史实明显不符。据日本警方当时对黄兴逐日的监视记录,黄兴去热海温泉的时间并非在1913年11月,而是在1914年2月7日至14日。因此,黄兴此书的日期不是1913年11月4日,而是1914年2月7日。同理,该集所收的《致章士钊书(1913年11月15日)》的日期也应为1914年2月15日。

再如,该集所收《致李鼎新等电(1916年6月7日稍后)》,来自《黄克强先生全集》中的《致海军李鼎新林葆怿曾兆麟等电》,其出处为“党史会藏影件”,因文中未见署名和日期,故将其时间定为“民国五年六月”。刘泱泱编《黄兴集》时也未查考原电,仅将其标题改为《致李鼎新等电》,并以“袁世凯1916年6月6日死去,黎元洪次日继大总统位”为由而将日期改为“1916年6月7日稍后”。然而,上述两集对于此电日期的判断均为失误。经查,1916年6月28日的上海《中华新报》曾以“黄克强先生祝海军独立电”为题刊登此电,且电末有代日韵目“沁”,代27日。这就证明,此电是黄兴1916年6月27日为祝贺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等人于是月25日宣布海军加入护国军而发。

(原载:《长沙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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