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曹操，他的理财团队绝对比“五谋臣”和“五子良将”更为重要。曹操与众诸侯与众不同的就是更在乎粮食，而不是钱，这个理财眼光耗死了一半诸侯。官渡之战前的二袁足够强大吧？但袁绍的军队需要食野枣裹腹，袁术的军队需要找河蚌充饥，二袁虽然财大气粗，也吃了后倾保障的亏，这正是他们不善于理财的地方。曹操可以说是汉末屯田的第一人，在许昌如此，在邺城也是如此。

官渡之战前，曹操每年能够稳定获得几千万石军屯粮食，加上私田的税收，令地盘不大的曹操成为实打实的土财主。曹操统一北方后，继续扩大经济开发，如卫凯提出复兴关中沃野的计划，召回了大批流民返乡劳作。这个计划其实就是拿国家的盐铁收入，补贴流民返乡，这种“抢人”方式远比后来诸葛亮迁移陇右人口更人性化（诸葛亮是武力强迫迁移）。再比如京兆太守严斐提出的“少生孩子多养牛”，由政府低价出售牛犊，供百姓饲养，解决了劳动效率问题。

水利方面，通过刘馥、郑浑等人的努力，北方水旱灾害大量减少；开荒方面，西凉等地在凉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皇甫隆的带领下，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后来司马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大肆屯田，从而无需中央调粮，也能于西线持久对峙诸葛亮。

吴蜀两国的差距在哪？

吴蜀两国能够从汉末乱世中脱颖而出，绝非不善理财之辈，但较曹魏相比，他们又暴露出相似的阻力。曹魏处于那个时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无论是关中还是中原，发展时间远长于南方（除荆襄地区）。也正是如此，北方地区，或者说黄河流域，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战乱就较为严重，所以曹操统一后，整个北方社会的可塑性更高。

这里有些绕口，简言之，北方社会崩溃的较彻底，世家大族在战乱中或兼并联合，或分崩离析，他们对政治的干预程度就在减弱。曹操的经济政治改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他对世家大族的依赖程度较低，政令也就容易推展。简单的例子，杨修、孔融是什么家族背景？杨修祖上乃是砍了项羽大腿，封侯世袭的公卿世家；孔北海更是大儒孔子嫡后，曹操不是说杀就杀？

吴蜀两国的立国根本在于东吴和西川。东吴在汉末算的上一块较为安稳的地区，他的社会结构保存的最为完整，汉末豪族门阀对于政治的干预也最深刻，所以作为外来户的孙氏集团当然不能像曹魏一样施政。又或者说，正是战乱偏少，东吴才无需像北方那样大肆屯田，那样还会让豪族门阀的土地兼并受挫，所以东吴的屯田起步很晚。史料明确记载的是东吴黄武五年（226年），由陆逊提出，提出的原因则是曹魏将东线战场推进至江淮一带，吴国感受到了军粮危机。

蜀国就更不用说了，在荆州与吴国貌合神离，孙刘联盟的背后是双方剑拔弩张的对峙，屯田根本不存在，好在荆襄富庶，税收稳定，足够支撑双方在此区域的军事行动。而刘备集团进入益州后，面对的则是东吴一样的尴尬处境，刘焉、刘璋一直未能解决东州派、益州派的内部矛盾，刘备又将外来势力带入川蜀，三大派系的权衡利弊更加阻碍了政令的推行。所以诸葛亮向蛮族用兵，一方面是稳定后方，另一方面也是想开发蛮地的资源。

但情况并不如演义里“七擒七纵”那般，南中地区在“平定”后推行过屯田政策，而蛮族的小动作始终困扰着蜀汉，蜀国不得不在南中地区安置一些“酷吏”，镇压暴乱都够忙的了，屯田环境可见一斑。所以诸葛亮在北伐时，不得不转移目标，屯田政策更侧重于陕西南部，后来姜维也是贯彻这个精神，将屯垦区推进至甘南地区。

从以上介绍中不难看出，经济实力上，尤其是战略资源上，吴蜀两国都没有魏国的政治环境优越，屯垦起步也较晚，所以这个差距就会越拉越大。更现实的一点在于，曹魏统一的北方地区，耕地面积大，农田水利基础好，农业技术发达，人口基数大，这些优势更加促动了南方两个政权积极北伐的渴望。公元234年，司马懿和诸葛亮最后一次对峙于五丈原，诸葛亮去世，蜀国钱粮耗尽却无功而返。次年魏国中原地区大灾，司马懿还能从西线调拨500万石军粮救济洛阳，这种经济实力的差距太过明显。

“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晋书·食货志》

总体来说，三国时期，弱势的吴蜀一直向北用兵，强势的曹魏反而多处于守势，这就是南北政权的战略决策导致的。后来邓艾在《济河论》中说的很清楚，他认为三国的战争就是打财力，谁到最后最有财力，谁就顺势而统一。所以他也建议司马懿多屯田，少征伐，顺势就能坐拥天下。曹魏政权从曹氏到司马氏，乃至晋朝建立，都秉承这种战略，西晋名将羊祜、杜预都是从生产抓起，将南北的实力差距越拉越大，最后完成统一。反而论之，吴蜀虽弱，也一定要拼了命的向北用兵，争取在差距尚未拉开之前，榨取更多利益，甚至是进取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