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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督较弱国家的侵略行为方面，联盟体系可能而且也确实偶有奏效的时候。但能否制止大国的侵略活动却一直存疑。1923年意大利进攻希腊并占领科孚岛时，问题已经表现出来， 但还没有确定。这一问题在1931年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时日本公然无视《国际联盟盟约》的义务，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并占领了中国的几个省份。联盟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并派出委员会汇报情况，委员会一致签署了有关谴责日本行为的报告，但却没有按照盟约第16 条的规定采取任何措施。这条规定强行规定的义务被完全无视。这次的失败更加明显，因为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美国和俄国都密切关注，急于阻止日本的侵略活动：它们原本可以参与联合行动，但事实上，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加以阻止。这次失败后果惨重，它表明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联盟体系并不能阻止任何胆大妄为、残忍无道的大国实施暴力行为。一个或多个世界强国有可能采取上述暴力行为，正是这种可能性威胁着世界和平、安全和安康，因此必然得出如下结论：在联盟体系得以重组和加强之前，联盟体系无法消除对文明的威胁，这种文明是随着一批世界帝国的崛起而建立的。只要这种情形依然存在，欧洲扩张带来的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就不会给世界带来益处，而只有危险。

《国际联盟盟约》中另一个影响非欧洲世界的部分是第10条：“国际联盟成员承诺尊重并保护所有国际联盟成员的领土主权，反对外来侵略。” 这似乎意味着所有强大的世界帝国的现有领土都得到了永久的保障。在有些国家，国家边界已经明确标明国家区域，在这种情况下，此项承诺似乎很合理：在解决欧洲领土问题时，以国家间差异为依据划分政治版图，这种尝试虽不尽如人意，但也算得上严谨。但对于欧洲国家在非洲或其他地方建立的殖民帝国来说，边境线的划定却没有这么神圣不可侵犯，通常都是欧洲国家彼此协商划定，并没有与原住居民进行协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边境线都只是任意划定的直线，分割了各部落的领地。第10条似乎想将这些分界固定，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国际联盟的授权下，某些有关重新调整边界线的条款可能已经制定。

如很多理想主义者期盼的那样，如果整个热带地区以及当地的所有原始民族都能纳入国际联盟的保护之下，这将是可行的。如此安排确实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如果是这样，也就不必为这些广袤地区建立一个实际上并不十分有效的国际管理体系。但这也可能意味着，从此以后，在没有能力自我治理的落后地区，那些统治这些地区的国家将接受国际联盟的委托实施管理——也就是代表整体文明实施管理。受托管理国必须遵守由联盟制定的一些管理原则，同时定期报告它们的管理工作。这样的筹划将会方便将来势在必行的对领土的重新调整，这也会更方便组织海、陆、空交通以及相关区域的整体经济发展。

但是相关国家——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从未想过放弃在新近征服领地的独立主权。原始民族应该接受国际联盟的委托管理，这一理念的确在《国际联盟盟约》中有所体现。但它只适用于从德国获得的殖民地以及从土耳其获得的亚洲领土。战胜国效仿威尔逊总统，否认它们一心只想着帝国主义式的征服。托管制度既能让它们看起来一直在坚持这项声明，又能彼此协商瓜分战败国的领地。

正如盟约22条所规定的那样，托管制度没能完整地表达一个全新的理想——落后民族和它们的土地不应被视为征服强国的“财产”，而应被视为文明整体的一部分予以保护，而强国则代表文明，担任托管人的角色。这个全新的理想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原住民的利益应该得到充分保护；使他们免遭残忍剥削、奴隶制度、毒品交易、精神药物和毁灭性武器的摧残；除必要的治安需要外，不应以军事目的建立组织为统治者服务。其次，以贸易为目的的资源使用权应向所有国家平等开放。这些是英国热带殖民地上的主要执政原则。我们本应有充足的理由将这些原则推广到所有热带殖民地。

第22条规定承认了委托管理的三种类型。第一种与如下的社区类型有关：“该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暂时认定为独立国家，在能够独立之前，仍然需要受委托管理国的行政指导和帮助。” 从土耳其获得的区域被归入此类。此类托管没有制定有关平等贸易权的条款。这是为什么？

第二种类型与如下的社区类型相关：社区仍处于原始阶段，没有足够能力实现自治。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在中非）， 委托国必须参与政府管理，但必须允许自由公德心的存在，必须阻止诸如奴隶、酒类以及武器贩卖等不良行为，不允许建立防御工事或训练国民保留除治安以外的武装，给予与所有国家平等贸易的机会。

第三种类型与如下领地有关：该领地最适宜作为受委托管理国的一部分进行管理，遵守托管国的一般法律，必须服从一些必要的保护国民权利的规定。此类情况也没有制定有关平等贸易权的条款。所有托管国须向联盟提交一份有关托管领土行政管理的年度报告。这些都是十分合理的规定。在有些国家，提交给联盟的报告揭露并解决了被托管地的恶行——尤其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西南非。如果殖民强国能够下决心将自己现有的财产投放在这样的政府中，它们非但没有任何损失，还会收获颇丰，文明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未来关系将能得到极大缓和。

托管体制体现了极好的想法，但由于殖民帝国刚愎自用、目光短浅，实际上这个想法并未得到实施。这个体系仅限于从德国和土耳其获得的领土。即使在这些地区，托管也并非由联盟指派，而是由战胜国自己决定，它们把广袤的领土强行瓜分，完全没有顾及那些有可能分担这些责任的其他国家。在非洲， 德国殖民地分给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英国拿到了德属东非全部领土，德国殖民地中最好的部分——除了西北部一块地方——并入了比属刚果。此外，英国还拿到了德属喀麦隆的一部分，将其并入尼日利亚，多哥兰的西部被并入几内亚；南非得到了德属西南非殖民地；法国得到了多哥兰大部分领土和几乎全部喀麦隆领土。德国在南太平洋的领地分给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澳大利亚拿到了德属新几内亚和俾斯麦群岛，新西兰拿到了萨摩亚。德国在西美战争中获得的分散在北太平洋上的岛屿，除了富含硝酸盐的瑙鲁岛被英国占有外，其他悉数划归日本。根据1920年签订的《色佛尔条约》，土耳其帝国被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瓜分。然而，亚美尼亚的托管权被授予美国，但美国没有接受。我们应当讨论一下目前这些土耳其领土的命运。当我们重新审视领土的整体分配情况时，很难将其与之前的“帝国主义兼并” 区分开，尽管协约国曾郑重宣布摒弃“帝国主义兼并”。唯一的不同是托管体系为它披上了一件体面的外衣。

1919—1920年建立的新世界秩序影响了非欧洲世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它包含了很多还未考虑成熟的新原则的萌芽。当然，这种新秩序还慷慨到放任正在进行的反西方统治运动。事实上，战后非欧洲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化并不是来自这些和平缔造者非凡的智慧，而是来自对这些和平缔造者计划的反对， 来自对西方无上权威的反抗。我们将继续追踪这种反抗，首先是伊斯兰世界，然后是中国和远东，最后是印度。

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

伊斯兰世界由西亚和北非的广袤地区构成，那里要么全民信奉伊斯兰教，要么教徒的人数占绝大多数。这些地区包括阿富汗、波斯、中亚大部分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阿拉伯、叙利亚、小亚细亚、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在先知死后（公元623年）的一个世纪里，受先知教义的鼓动，从阿拉伯半岛涌入的教徒征服了所有这些辽阔的土地。这场征服的持久性比征服的速度更加引人注目。阿拉伯人发现， 琐罗亚斯德教信仰在波斯地区确立了下来：这种信仰除少数帕西人外，早已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他们发现，基督教在整个西亚（事实上这里是他们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地方） 以及北非所有省份都有强大的根基：对于这些地区的民族来说，祖先的信仰已经淡出了它们的记忆，只剩下少数的遗存，譬如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亚述基督教徒、黎巴嫩的马龙派和埃及的科普特人。没有哪次征服比这次更彻底，因为它不仅是军事上的征服，更是精神上的征服。它不仅为受其影响的民族带来了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且为他们带来了统一的法律体系和基于《古兰经》的社会习俗以及统一的宗教和文化语言：阿拉伯语之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就如同拉丁语之于中世纪欧洲一样，甚至犹有过之。所有这些将整个伊斯兰世界统一起来，几乎消除了种族和语言的差异。这种统一的象征是哈里发帝国——拥有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它的职责是守护信仰。在整个现代，哈里发的头衔均为土耳其的苏丹所有，这个攻无不克的亚洲民族替代了阿拉伯人，统治了伊斯兰世界。

《帝国之道》

在1000 多年的时间里，伊斯兰国家和拉丁基督教国家之间不断爆发战争，拉丁基督教国家并没有占据上风。但到了18 世纪（19 世纪更是如此），随着强大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 拉丁基督教国家不完美的统一被打破，它们开始进犯伊斯兰国家。英国征服了印度，虽然穆斯林在印度只占少数，但他们却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利；英国在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建立了据点。当时的埃及虽然仍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下，但英国确保在那里实施非常规的统治。法国征服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并自称叙利亚基督教徒的保护者。俄国征服了中亚的穆斯林，并与英国共同成为日益解体的波斯帝国的保护国。在世界大战前夕，意大利占领了利比亚、罗德岛及其附近岛屿，并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亚洲西南部的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民族逐渐获得了自由，并且几乎将土耳其人赶出了欧洲。虽然苏丹阿卜杜勒· 哈米德用尽计谋，试图挑拨那些相互嫉妒的欧洲强国之间的关系，但收效甚微；他力图复兴伊斯兰，并让自己成为泛伊斯兰运动的核心，但结果同样徒劳；在阿拉伯中部地区的瓦哈比派教徒和利比亚的赛努西教团中，尽管人们对宗教日趋狂热，但同样无济于事。伊斯兰的统一政权似乎注定要失败。它无法与西方民族国家相抗衡。同时，它不仅受到埃及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虽然在战前表现得并不明显） 的威胁，更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的威胁，这些阿拉伯民族构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它们一致对土耳其人没有好感。

阿拉伯民族绝不仅限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带，尽管那里曾是它们霸业开始的地方。叙利亚沙漠本质上是阿拉伯半岛向北部的延伸，新月沃地环绕着这片沙漠，从西奈半岛边境穿过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直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波斯湾。有史以来，这片沙漠边缘的肥沃地区一直遭受沙漠地区贝都因人的掠夺，包括沙漠和新月沃地在内的区域一直是闪米特人的家园， 甚至早在战前，对土耳其统治的怨恨和不满就已经在这片广袤的地区慢慢累积，建立独立阿拉伯国家的民族愿望也正在悄然孕育。

这场战争让伊斯兰世界各国深陷危机之中。德国从未占领过任何伊斯兰教地区，德国皇帝在战前曾宣称是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保护者，他希望利用对土耳其的影响，宣传圣战思想， 其含义大致等同于十字军东征，同时唤醒整个伊斯兰世界对抗统治他们的主人，包括英国、法国和俄国。然而圣战无果而终：穆斯林士兵对协约国军队忠心耿耿。另一方面，协约国利用阿拉伯各民族中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感对抗土耳其。英国代表和主要的阿拉伯酋长，尤其是与希贾兹省（阿拉伯半岛西部的省份，包括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市） 的埃米尔·侯赛因签订了友好条约。侯赛因本人来自神圣的古来氏部落，先知是这个部落的后裔。他野心勃勃，想成为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者；他从英国那里得到含混不清的承诺：答应会满足阿拉伯人的要求，并会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于是侯赛因抛下对土耳其的忠诚，加冕称王，并集结了大量的阿拉伯非正规武装，交由他的儿子埃米尔·费萨尔和劳伦斯上校率领。在艾伦比将军经由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进行征服的过程中，这支军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间接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支持了英国军队。两次军事行动以土耳其军队大败告终，土耳其军队被赶出了包括叙利亚沙漠和新月沃地在内的整个阿拉伯地区。此时，侯赛因国王以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其他阿拉伯地区的阿拉伯领导人都期待着阿拉伯人即将到来的自由。埃米尔· 费萨尔前往大马士革，宣称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

然而与此同时，协约国正在筹划如何处置土耳其帝国。战争伊始，英国即宣布成为埃及的保护国。英国发表著名的《贝尔福宣言》（1917年），借此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民族家园，尽管阿拉伯人将巴勒斯坦视为主要的阿拉伯领地。根据1917 年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英国和法国达成协议，法国拥有叙利亚，而英国拥有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有关小亚细亚地区的划分，协议如下：希腊获得包括士麦那在内的西海岸地区，自荷马时代以来希腊人就居住在那里；意大利拥有西南部的大片领地；法国持有东南部的西里西亚；如果能够找到保护国，东部的亚美尼亚将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根据上述安排，留给土耳其人的只剩下小亚细亚中部的一小块地区。向希贾兹的侯赛因许下的含混承诺与上述安排很难调和。

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受协约国控制，强迫他接受包含上述条款的《色佛尔条约》（1920 年） 并非难事。不料，这个条约迅速激起了土耳其人的民族情感，他们找到了一位强大的领导者——穆斯塔法·凯末尔，他是一名士兵，运气颇好，作战英勇。凯末尔没有狂热的宗教热情，他只想团结土耳其人，效仿欧洲国家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他的领导下，安哥拉的土耳其人罢黜了苏丹，宣称建立共和国，正式宣布放弃全部非土耳其阿拉伯领土的所有权，但坚持声称小亚细亚地区是土耳其民族的国家领土，坚决要求维护该地区的完整和独立。尽管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土耳其人一直饱受战争之苦，他们仍出兵进攻被派驻到小亚细亚西部的20万希腊军队，让他们溃不成军，他们大行杀戮，将希腊军赶到海上。

这突如其来的复兴让协约国大吃一惊。法国急忙从西里西亚撤军并与凯末尔签订和约；意大利对土耳其的要求保持沉默；一小股英军在查纳克守卫达达尼尔海峡，身陷险境，若不是英国政府匆忙与土耳其人签订和约，他们恐怕难以脱身。根据和约，双方将齐集洛桑，商讨如何通过和平的方式而非强制的方式达成谅解。会议结果是：欧洲世界承认土耳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领土包括君士坦丁堡和全部小亚细亚地区。但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边界仍然悬而未决。

随后，在土耳其人中爆发了革命，这是自19世纪70 年代日本突然决定彻底西化以来，最为彻底的革命。土耳其共和国首先宣布，将宗教权力从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这极大地违背了伊斯兰传统。随后，土耳其政府发现，哈里发精神是一种阻碍，于是宣布废除哈里发权力——这严重打击了伊斯兰世界的精神统一。从瑞士和意大利借鉴来的全新民事和刑事法规取代了以《古兰经》为基础的民事和刑事法律体系。这种半修行式的伊斯兰基础被废除。全新的世俗教育体系建立起来。在伊斯兰世界的土耳其，通用的阿拉伯文字被拉丁字母代替；女性从长期的隔离中解放出来；甚至土耳其人特有的红色无边毡帽也被禁戴，法令规定，所有土耳其人必须戴有帽檐的帽子，这项规定大有深意。在清真寺礼拜时，礼拜者头部被包裹着，他们必须跪下，叩头时前额着地，而戴着有帽檐的帽子就无法这么做。这些根本变化影响了整个土耳其的法律、社会及宗教习俗。然而，它们几乎没有遭遇土耳其人的反抗。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已然代替宗教成为维系社会的黏合剂。伊斯兰世界的统一被打破，正如中世纪末期，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打破了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统一一样。

与此同时，民族精神依然在阿拉伯国家发挥作用，尽管方式没有那么极端。在国际联盟的授权下，英国和法国在国际联盟提交了它们有关托管分配的方案，并继续付诸实践，这时它们遭到了激烈的抵抗。在叙利亚，法国不得不出兵将埃米尔· 费萨尔逐出大马士革，这让法国成为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特殊敌人。接着，法国又将叙利亚分裂成至少四个独立的国家，这招致了更多的不满。这四个国家分别是：黎巴嫩（法国在此依靠基督教马龙派的支持）；沿岸地区的新国家阿拉维（Alawiya）；中部的叙利亚国；为好战的德鲁兹派教徒建立的南部小国。但不久爆发了公开的反抗，德鲁兹教派国家和大马士革周边尤为激烈；起义遭到野蛮镇压，大马士革古城遭到两次轰炸，沦为废墟。国际联盟托管委员会对这些事件进行了调查；尽管在应对大国时需要注意礼节，委员会还是确定无误地发出了谴责。但法国对叙利亚的掌控仍在继续，为叙利亚自治所做的准备（这是受委托管理国在托管授权下必须完成的任务）是否正在急切地向前推进，谁也不能妄下断言。英国在自己的托管领土上——包括巴勒斯坦地区、外约旦和伊拉克，或者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麻烦不断。

1920年伊拉克爆发公开反抗，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几乎没有流血事件。希贾兹王国侯赛因之子，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埃米尔·费萨尔被赶出叙利亚后，在英国支持下来到伊拉克，并成为伊拉克国王的候选人。他在选举中以绝对多数票当选，同时组建了议会。伊拉克感到需要保护，因为北方的土耳其人正虎视眈眈，他们宣称对摩苏尔省拥有主权，而伊拉克人仅凭一己之力无法与土耳其人对抗。很快，英国开始急于想甩掉这些无利可图的责任，尽快离开伊拉克。它与伊拉克签订了同盟条约，并承诺尽快让伊拉克加入国际联盟，这将会终结托管。但这只有在伊拉克和土耳其两国边境问题解决之后才可能实现，无奈土耳其态度坚决。最终，这个问题提交给了国际联盟，国联派出特别委员会对此事展开调查。委员会主张摩苏尔应归属伊拉克；但由于该省仍有相当数量的亚述基督徒，所以委员会敦促英方托管期限再延长25年，或持续到伊拉克成为国际联盟成员国为止，这样受委托管理国就能确保基督徒的安全。土耳其人对此解决方案表示抗议，但最终做出了让步。英国与伊拉克签订了新的同盟条约。1931年，伊拉克成为国际联盟成员国，英国的托管从此结束。如此一来，伊拉克成为继土耳其之后另一个伊斯兰新兴民族国家，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抱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在约旦河沿岸之外的广袤沙漠地区，即如今称为外约旦的地方，侯赛因的另一个儿子也建立了君主国。相对来说，这个小国并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它一直心甘情愿地受英国的托管， 因为它需要保护；沙漠贝都因部落的战乱，以及阿拉伯半岛上的动乱（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 都威胁着它的安全。为了防止好战的瓦哈比派的入侵，英国军队（特别是空军） 经常被征调到此地。无论到什么时候，这个小国缺少了他国的保护，都无法存活。不过至少它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也多少实现了阿拉伯人的抱负。

在巴勒斯坦，英国作为受委托管理国，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它必须协调两种几乎相互矛盾的义务：一方面，要建立犹太人家园，鼓励犹太人移民；另一方面，尽量对非犹太（主要是阿拉伯人） 公民及其宗教权利不存偏见，不伤害他们的情感。阿拉伯人将巴勒斯坦视为自己的领土，受世界各地犹太团体的资助，大量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让阿拉伯人非常不满。英国需要足够的智慧、耐心和坚定应对这种情形，尤其是阿拉伯人自发组织了抵抗运动，而犹太人则获得许多国家强大势力的支持。暴乱时有发生，国际联盟一度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托管情况。但总体来说，问题还是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将近10万犹太人在此定居，给这个国家带来新的繁荣，阿拉伯人也从中获益；但犹太人仍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在这样一个严重分化的社区，究竟是否有可能建立起有效的自治体系，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巴勒斯坦可能永远也不会是一个纯粹的犹太国家或阿拉伯国家，种族冲突的危险将永远存在；一旦一方占了上风，将会发生种族迫害的危险。因此，在很长时间内， 来自外部的控制都将是必要的。虽然困难重重，起码英国驻巴勒斯坦的军队可以减少到最小规模，不像法国必须在叙利亚维持大规模驻军。

阿拉伯半岛地区没有被托管，而是得以保持独立。但多年来，这一地区都存在着严重动荡的隐患，还有可能出现宗教狂热的复苏。阿拉伯半岛中部有一位精明强干，善于掌控局势的统治者，内志之主——伊本· 沙特，他是瓦哈比教派中实力强大的苦行派信徒的领袖。他征服了大部分各自为政的酋长，眼看就要以公平的方式将整个阿拉伯半岛统一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他向希贾兹国王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宣战，并取得了胜利。在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主要就是和侯赛因家族合作，并向他们许下了含混的诺言，答应阿拉伯独立。这位瓦哈比派酋长迅速占领并征服了侯赛因的王国，并于1925年取得了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控制权。但危险随时可能会发生，因为阿拉伯人可能会从阿拉伯半岛倾巢出动，入侵伊朗和外约旦，特别是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是战败的国王侯赛因的儿子。能够化险为夷， 首先要归功于伊本·沙特的准确判断力，以及英国（伊朗和外约旦的受委托管理国） 的成功斡旋：它安排签订边境条约，明确划定了阿拉伯半岛的疆域。英国确实是唯一一个在阿拉伯半岛拥有据点的欧洲大国：除了作为三个阿拉伯国家的委托管理国外，它还控制了亚丁，是其内陆贸易区的幕后主宰，同时长久以来，英国还被认为是位于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科威特的保护国。不过大体而言，阿拉伯半岛的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甚至比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的更为激烈。从本书的前几章可知，自1882年之后的一代，埃及在英国的指导下摆脱了破产，恢复了繁荣；埃及苏丹曾一度被马赫迪攻占，重新回到了野蛮状态，后来在英国和埃及共管的名义下，其实是在英国行政人员的领导下，苏丹主权重被夺回，并恢复了往日的繁荣。但英国在埃及的地位一直处于非常规状态：埃及一直是自治国家，直到1914年它仍是法律承认的自治国家，其宗主权归属土耳其，尽管克罗默勋爵和他的继任者只是埃及政府形式上的顾问，但事实上，他们控制着事态的发展。在战前， 反对英国权力的声音已不绝于耳，但只限于受过教育的阶层；而从英国政权受益良多的农夫或农民却是心满意足，毫无怨言。

当战争来临时，埃及的地位有些尴尬：由于宗主权归属土耳其，从法律上讲，每一个埃及人都是英国的敌人。为了改善这种情况，英国政府（1914年12月） 宣称英国是埃及的保护国，并宣布土耳其的宗主地位就此结束。但这意味着埃及人失去了独立，成为英国皇室的臣民。这导致了反英情绪的高涨， 民族主义运动向农民阶层蔓延。战争期间，这种新型而又狂热的民族主义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埃及到处都有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军队。但战争刚一结束，民族主义就突然爆发，当得知英国人已许诺阿拉伯人自由，民族主义变得更为高涨。如果阿拉伯人能拥有政治自由，为什么埃及人不能？

这场运动由能力出众、热情高涨的萨德· 扎格卢勒领导，他是埃及王国前首相。他提议派代表团（又称华夫脱党）赴英，要求英国放弃保护国的身份，承认埃及独立，同时派代表出席和平会议，将埃及的不满公之于世。由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华夫脱党应运而生，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英国政府拒绝接待代表团，并将扎格卢勒驱逐至马耳他。于是，1919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在很短的时间内，英国的统治者几乎失去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土耳其的征服者艾伦比勋爵，作为高级专员被派往埃及平定局势。他成功平息了起义，并释放扎格卢勒，后者前往巴黎，向和会陈述了埃及的主张。但由于其他大国均承认英国的保护国身份，扎格卢勒并未取得成功，他随即返回埃及组建自己的政党。然而艾伦比勋爵强烈敦促英国政府：想要避免混乱局面，避免武力镇压，就必须放弃保护国的身份，承认埃及的独立，然后与埃及政府签订和约，以保护英国的权利。

于是，英国政府派出以米尔纳勋爵为首的委员会，报告总体形势（1920年）。但该委员会受到埃及领导层的一致抵抗。不过，委员会还是对形势做出了公平公正的评价，明确建议应该承认埃及的独立，但双方应协商达成协议，保证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通行安全，保护外国在埃及的利益，确保苏丹政府的有效职能。为实现以上几点，英国承担了明确的责任，为履行这项责任，英国必须在埃及驻扎军队。英国还声称要控制埃及的外交政策，保证埃及免受外国侵犯。但这些条件使埃及的“主权独立” 成为空谈。扎格卢勒和他的朋友拒绝接受任何条件，他们拥有足够实力，埃及政府不敢无视他们。1921年12月，扎格卢勒再一次被驱逐，先是塞舌尔群岛，然后是直布罗陀；但这么做只会增加他的知名度和追随者的暴力行为。针对英国政府官员的暗杀行动在埃及时有发生，甚至连那些持较温和观点的埃及人也不放过。尽管局势混乱，（1922年） 英国政府发布了“单边声明” （因为无法达成和约），称其取消保护国身份，承认埃及的独立，但同时宣布，有关上述四点，现行状态必须继续保持，直到以协议的形式加以解决。

英国政府有关上述四点的要求并非没有道理。很明显，在民族主义高涨时期，埃及的外国居民需要保护。他们以前享有特权，有自己的法庭，之所以被废除，是因为英国权力能够保证司法的公正，而且这种保证不会轻易撤销。拥有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不仅对大英帝国的交通至关重要，而且对世界贸易的安全也同样重要。埃及人宣称苏丹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事实上他们占领苏丹仅有半个世纪的时间，由于当时埃及的管理严重不当，苏丹爆发起义，马赫迪随之崛起。随后，苏丹再次被英国征服和重组：不能再让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从苏丹流入埃及的尼罗河对埃及的生活至关重要，它有可能会被控制苏丹的势力插手；但这有可能，而且最终也确实是通过协约得到了合理的解决。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不能向国际联盟提交这些问题，特别是埃及的和平涉及许多国家的利益。如果当时提交国际联盟的话，就能使埃及人实现和解，而且不会伤害到英国。

1923年，埃及政府颁布了一部新的民主宪法；在随后的大选中，华夫脱党大获全胜；萨德· 扎格卢勒从流放地归来，当选了新体制下的第一任首相。1924年，他前往伦敦，试图与英国达成协议；但是他害怕因妥协而失去声望，所以这次访问一无所获。与此同时，暗杀行动还在继续。1924年，英国人李· 斯塔克爵士被暗杀，他时任埃及军队的总司令（指挥官） 兼苏丹总督，这标志着暗杀行动达到高潮。于是，英国政府采取了迅速而坚定的行动。它向埃及政府再次表示，该事件让它在全世界蒙羞，并要求埃及支付巨额赔款，立即起诉并惩戒罪犯， 镇压所有的恐怖组织，撤回所有埃及驻苏丹的军队。埃及政府拒绝对其中几点要求做出让步，于是英国军队占领了亚历山大港的海关（埃及的大部分税收都从此处获得）。至此，埃及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萨德· 扎格卢勒这时已经辞职，他无法忍受那些让他名誉受损的质疑，同时他也让他的支持者们产生了无法实现的期望。埃及国王一度在没有议会多数议员的支持下实施统治；虽然在后来的选举中，萨德· 扎格卢勒再一次获得议会多数派支持，但他无力回天，很快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到1934年，英国和埃及之间的关系都没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埃及的议会制实际上已经瓦解，埃及被国王的提名者所统治。尽管英国专员声称，他有权干预外国人被虐事件，但他已不再干涉埃及的内政。英国军队仍驻扎在埃及保护苏伊士运河。苏丹就像英国的领地一样被统治着。在尼罗河的上游河谷，大型灌溉工程已经启动，埃及和苏丹已经就蓄水的分配问题达成了工作协议。虽然人们不时抱怨埃及管理不善，但并未引发新的动乱。虽然埃及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非被托管国或被保护国，但埃及却不能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也不能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尽管如此，埃及的民族抱负还是得到了部分的满足，它的处境虽非常态，但确实意味着伊斯兰世界的分裂进入了下一阶段。

在战后的几年里，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动乱已经从老土耳其帝国的版图扩大到了整个北非地区。1911年，利比亚被意大利兼并，此后对抗意大利的战争从未停歇；抵抗军的主力是狂热的塞努西教团，他们控制着中部的绿洲；直到墨索里尼精心组织了一系列战役，意大利才控制了沿海为数不多的几处要地。突尼斯自1881年以来一直受到法国的保护，由当地官员行使管理权。受埃及民族运动的激发，突尼斯也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民族运动；法国虽不情愿，但也被迫引入更多的民主制度。这些让步是否会满足突尼斯的民族主义运动，要等待时间去证明。但同样的让步并没有在印度产生多少效果。

最后，在幅员辽阔的摩洛哥（名义上由摩洛哥苏丹统治）， 其北部海岸建立了西班牙保护区，而其余地区则属于法国保护范围。里夫部落（位于北部山地，法国和西班牙交界的边境） 在年轻的阿卜杜勒· 克里姆的领导下，震惊了世界。他们先是成功地将西班牙军队赶到海上，然后又成功地与法国和西班牙联军周旋了一段时间。利用从敌人那缴获的西方军需品，阿卜杜勒·克里姆一度成功地将北部山区的所有部落联合了起来。如果他当初将阿特拉斯山脉附近所有未被征服的部落全部联合起来，他很可能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实现摩洛哥柏柏尔人的完全独立。因为对于厌战的法国人来说，想要说服他们撑到这场战役的结束并非易事。事实上，里夫人的异军突起是伊斯兰民族反抗西方支配力量和区域民族主义运动发展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在统治5年后，阿卜杜勒· 克里姆于1926年被推翻。在其统治期间，他英勇的反抗行动极大鼓舞了叙利亚、埃及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表明，西方列强同样可以被西方的武器打败。

伊斯兰王国的最东端也爆发了类似的运动。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之前，波斯就似乎注定要被俄国和英国分割。俄国长久以来在其北部和里海附近人口稠密地区确立它的影响力。在1907年签订的《英俄协约》中，俄方接受对它“势力范围” 的划定，同时英国在波斯东部的沙漠地区得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英波石油公司也在其西南部获得了巨大的石油开采特权， 并且给数以千计的波斯工人提供了就业岗位。战争期间，波斯国内一片混乱，北部强大的俄国军队和南部的英国军队共同控制着波斯。1917年沙俄政府垮台后，一股英军接替了俄国军队，在里海附近行使职能。战争临近尾声，整个波斯看起来几乎成为了英国的受保护国。1919年，英国和波斯达成协议，波斯政府承诺雇用英国的军事、金融和科技等方面的专家。19世纪80年代，正是通过任命英国专家和顾问的方式，英国势力在埃及确立。如此看来，波斯在战后似乎也像当年的埃及一样，受到英国的影响。

然而随后却爆发了反抗运动。1921年，波斯出现了一位领导人，类似土耳其的穆斯塔法· 凯末尔。他叫礼萨· 汗· 巴列维 ，曾是俄国军队里的一名小兵。当沙俄军官被遣散后，礼萨领导了这支军队，行至德黑兰时发动政变，建立了波斯议会， 性质类似凯末尔建立的土耳其议会。1923年，礼萨自称国王。他的目标与凯末尔的一样，希望效仿西方重组自己的国家，从西方列强手中获得独立，在全国每一个地区确立中央政权的权威。他聘用美国专家帮助恢复经济；组建强有力的军队；强迫全国各地所有半独立部落的酋长实际上服从于他；他见证了最后一支外国军队（英国军队） 撤出波斯；不久后，他感觉自身足够强大，能够迫使英波石油公司同意修改其享有的特权，并同意增加上交国库的款项。礼萨使国家摆脱了国外的控制，并将它转变成一个高效、有组织的民族国家。

最后，阿富汗也加入民族独立的大军中。多年以来，因为与英属印度签订的条约，阿富汗不得与他国建立关系，作为回报，它每年都会得到财政补助。该制度是为防止俄国插手阿富汗。战争期间，在位的埃米尔· 哈比布拉一直信守协议，纵使德国和土耳其使者试图说服他，但总是徒劳无功：因为他不太可能冒险同时惹怒英国和俄国。战争后期，俄国方面的威胁似乎已不复存在，阿富汗人渴望摆脱对西方列强形式上的隶属关系，此时他们的愿望有望实现。

1919年，埃米尔·哈比布拉被谋杀，他的儿子，也是王位继承人阿马努拉表达了决心，誓要实现阿富汗的完全独立。他突然出兵印度，并寄希望于印度穆斯林的支持，后者不甘心土耳其的没落。但是第三次阿富汗战争（约定俗成的叫法） 持续时间很短：战役持续几天之后宣告结束，阿富汗战败，被迫同意和解。事实上，这场入侵所造成的动荡导致了印度和瓦济里斯坦诸部落之间漫长而又耗资巨大的战争，这些山区部落生性好战，位于阿富汗边境的印度一侧。但对于阿富汗而言，虽然战败，但却收获了不亚于胜利所带来的利益。由于印度政府再也不用担心俄国的威胁，于是宣布放弃一直以来对阿富汗外交权的控制，同时取消由此支付的财政补助。阿富汗重新获得了完全的民族独立。

本着凯末尔和礼萨的精神，阿马努拉努力用现代国家体系武装阿富汗，同时强迫那些不守规矩、不服从他统治的属地服从他的管理。他专横跋扈，甚至有时行为反常，于是反抗之声四起，最终不得不退位。但是，作为最偏远落后的伊斯兰国家， 阿富汗已经开始在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运动中扮演角色，运动已经遍布从大西洋到开伯尔的伊斯兰世界。阿马努拉的成就之一就是和新土耳其签订了条约，该条约中的一些表述值得记录下来。条约写道：“这次多亏了全能的真主，东方世界的觉醒正在日益得到关注”；条约“承认所有东方国家的解放”；条约“承认它们的绝对自由和享有独立的权利”。

这些短语表明，伊斯兰世界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可以说，伊斯兰民族正在否定欧洲的政治主导地位，程度深浅不一。但与此同时，它们正在舍弃伊斯兰的传统而接受欧洲的方式与理念。历史悠久的伊斯兰精神纽带被打破，正如中世纪末拉丁基督教的精神纽带被打破一样，甚至打破的方式也如出一辙——民族国家的崛起。在10年战争期间，伊斯兰世界共建立了六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土耳其、波斯、埃及、伊拉克、阿拉伯和阿富汗；而其他一些国家，如叙利亚诸国和外约旦也正在孕育之中；还有一些，如摩洛哥、突尼斯和利比亚努力从西方殖民者的手中赢得自由。它们向欧洲的世界强国统治发起了挑战，并屡见成效。在当下这种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谁又能预言这些国际社会的新成员们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