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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宏观经济：逆风前行

1.1 短期恢复：“重启”的动力

1.1.1 外需：产能缺口

1.1.2 内驱：地产韧性

1.1.3 周期：关注高点

1.2 中长期发展：“竞争”的逻辑

1.2.1 增长的源泉：技术进步

1.2.2 循环的关键：收入分配

1.2.3 历史的启示：日美竞争

2、电力需求：逆势增长

2.1 短期态势：感知经济

2.2 中长期增长：面向低碳

3、历史的未来

正 文

2020年注定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一笔，看不见的新冠病毒让我们深刻体会文化的差异、直面全球化的问题、期待科技的正能量……这一年，中国经历“重启”和“冲突”，提出“双循环”、承诺“碳中和”，希望以此开辟自身发展新空间，也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当下，全球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站在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我们需要“温故知新”。

1、宏观经济：逆风前行

庚子年初，新冠病毒突如其来，中国经济被迫“暂停”；二季度，外部压力骤然增加，中国经济迎难“重启”；岁末年终，疫情防控的同时，中国经济稳步恢复，成绩珍贵。

1.1 短期恢复：“重启”的动力

这一年，中国不容易。从停工停产到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经济增速触底回升： -6.8%（一季度）、3.2%（二季度）、4.9%（三季度）、6.5%（四季度）。不同于年初预判， 当前经济恢复的逻辑在于“海外产能替代”和“国内地产韧性”。这也将影响2021年经济运行轨迹，我们需要关注“海外疫情态势”和“国内调控政策”的变化。

1.1.1 外需：产能缺口

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导致全球产能大幅减少，受益于国内有力的疫情防控， 国内产能顺势填补全球产能缺口：6月起，中国出口增速持续加快，对美国、欧盟出口份额明显扩大，覆盖纺织品、橡胶塑料制品、化工制品、机电产品等多类商品。 外需成为中国经济“重启”的重要推动力（图1-3）。

眼下， “疫苗效力”和“病毒变异”是影响海外疫情态势的正、反两大因素。若病毒变异影响疫苗效力，海外产能恢复缓慢，而财政救助法案持续生效，2021年中国出口将继续加快。 更为可能的情形是：疫苗升级能有效对抗病毒变异。随着疫苗接种，海外疫情得到控制、生产陆续恢复， 中国纺织品、化工制品出口增速将有所回落，但机电产品出口将保持快速增长（需求复苏、持续性替代）， 2021年整体出口增速仍可超过10.0%，依然有利于短期经济恢复。

1.1.2 内驱：地产韧性

房地产依然是推动中国经济恢复的主要动力。1季度开始，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增速强劲反弹，带动工业相关行业生产恢复（图4-5）。特殊时期，房地产发挥了“稳定器”作用。

但“作为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银行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出台，意味着“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是影响行业未来发展模式，以及行业外溢效应的主导逻辑。短期来看，受益于 土地购置费“滞后”效应释放、企业在“三条红线”压力下大力降杠杆、重现金流（图6-7），房地产投资、销售将保持平稳，预计2021年增速为10.0%左右，有利于宏观经济景气度继续提升。

1.1.3 周期：关注高点

周期分解模型显示，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中国经济造成短期剧烈冲击，也对GDP增速的隐含趋势产生了负面影响（图8,左）。尽管当前的周期曲线形态暗示，经济短期恢复动力强劲，但这可能是以“受损”的增速趋势为参照。我们 需要关注2021年GDP增速能够达到的高度（例如，7.9%）， 这对应着潜在增长趋势得到完全修复（图8,右），将会影响到中期经济增速区间，进而宏观政策的权衡。

1.2 中长期发展：“竞争”的逻辑

很可能， 未来5年或更长的时间，中国依然不容易，2020只是分水岭。 一方面，如上所述，当前的经济景气主要源于国内产能恢复填补了海外产能减少，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坚挺，这是我们“习惯”的增长模式，但不代表经济发展的未来。 另一方面，疫情助推“逆全球化”进程，国内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遭受冲击：“科技”制裁升级、“政治”冲突加剧。 更深层次，疫情暴露“收入分配”矛盾：生产率提升需要时间，债务（杠杆）已然很高。

1.2.1 增长的源泉：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源自三个方面：技术进步（生产率）、要素投入（资本、人口）、制度变革（生产关系）。改革开放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3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生产要素”优势和“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承接海外产业转移，中国以出口为导向，作为“世界工厂”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这即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图9）

资料来源：付鹏的财经世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内、外部发展环境的改变促使中国做出调整：提出“东部地区产业优化升级、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强调“依靠技术进步（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由此，国内制造业从“低端”向“中、高端”延伸，高技术服务业（通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加快发展。 这些领域是过去3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也是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

当下的问题在于，一方面， 全球经济长期处于“低增长”状态，表明总需求低迷，实际收入增量不足；另一方面，科技互联网行业呈现“垄断”特征，似乎意味着 信息技术红利阶段性完全释放，潜在增长率提升也处于瓶颈期。如是，未来一段时间， 全球经济极易陷入“存量竞争”的困境。由此不难理解，中美竞争的本质在于争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权，也是未来经济（收入）增长的源泉。

疫情类似催化剂，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动荡，以及中美竞争的烈度。

1.2.2 循环的关键：收入分配

经济运行的另一核心是，全球化的分配关系，即收入（财富）在国家之间，以及一国内部的分配方式，也对应着宏观层面的债务（杠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浮出水面，然而 过去的10多年间，这一问题不仅未得到有效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贫富差距悬殊、债务（杠杆）难以维持 （图10-11）， 全球经济落入“低利率”陷阱。

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政府的救市行为本质是用货币和财政的方式，承接了居民和金融部门的债务（杠杆），但 美国内部的分配问题依旧：资本获得了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绝大部分利润，且规避了大部分税收；中下层人民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

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债务水平不断攀升。疫情冲击下，美国的财政赤字、债务水平创出历史新高。 这也是美国选择逆全球化，持续“施压”中国的现实需要：确保获得全球收入增量，避免政府债务和信用坍塌。

另一方面，彼时的中国政府为应对危机，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以稳定自身经济增长，但企业产能过剩、金融脱实向虚、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问题也随之加重，政府、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债务（杠杆）均大幅抬升，直至 2016年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债务转移给了居民部门。可以说， 中国同样债务透支了，只是程度的问题，尤其是相对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居民部门的杠杆率高企 （图12）。

当下，我们提出加快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新战略落地的关键在内需的可持续释放，也就是 国内中产阶级稳定的消费能力。面对高企的居民杠杆率，收入增长是消费增长的前提。这意味着， 中国需要赢得全球财富分配的主动，也需要避免重蹈美国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过大的覆辙。

1.2.3 历史的启示：日美竞争

“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我们今天面临的外部挑战，与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的日美竞争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贸易摩擦——汇率摩擦——体制摩擦”的发展轨迹；从单一产品或行业的 个别摩擦升级为经济、政治各层面的 整体争端。

1965年，日本对美国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成为日美贸易的转折点。之后的30年间，在美国的压力下, 日美两国相继就 钢铁（1972年）、彩电（1977年）、牛肉（1978年）及柑橘（1978 年）等 农产品、汽车（1981年）、 半导体（1991年）等贸易达成15项协议。

1983年, 美国总统里根访日时 要求日本开放金融市场, 成为以汇率为焦点的日美金融摩擦的起点。随着《广场协议》（1985年9月）和《卢浮宫协议》（1987年）的签署， 日本经济出现制造业外迁、投机性资本涌入，资产价格泡沫化（股票、房地产）的现象。

然而， 贸易和金融层面的双重打压，未能有效缓解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也 没有实质上打开日本国内市场，日美摩擦中的政治色彩日趋浓厚。美国 指责日本的经济结构、制度、商业习俗等阻碍了外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日美政府首脑间关于宏观体制的谈判成为两国解决结构性体制摩擦的首要渠道和方式，先后达成 《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1989年）、《日美综合经济协议》（1993年）、《日美规制缓和协议》（1997年）……

历史清晰地告诉我们（图13），以“2018年贸易战”为开端的中美竞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争端升级的背后是美国已感受到其全球科技领导地位正面临威胁。由于双方还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中美竞争更为复杂激烈。 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尤其是避免资产泡沫破灭、债务（杠杆）坍塌。当然，不同于日本，中国是大国。

2、电力需求：逆势增长

受“重启”与“冲突”交织的复杂宏观形势影响，2020年全社会用电增长放缓至3.1%。一方面，与经济恢复的逻辑一致，工业用电增速由-8.7%（一季度）回升至2.5%，推动同期全社会用电增速由负转正，实现增长（图14）。另一方面，病毒的潜在传播风险限制了社交距离，服务业用电仅增长1.9%，近5年首次低于9.5%的水平，近10年首次慢于工业用电增长（图15）。

2.1 短期态势：感知经济

与经济“重启”同步，全年用电增速也呈现“V”形走势：-6.5%（一季度）、3.9%（二季度）、5.8%（三季度）、8.1%（四季度）。 8月起，工业用电当月同比增速持续高于7.0%。传统高耗能行业、新兴装备制造业用电下半年平均增速分别达8.5%、10.7%， 印证工业经济景气度全面抬升。

服务业用电恢复则明显滞后，当月用电同比增速仍远低于去年同期水平。用电排名前三的行业中，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交运仓储邮政业全年用电下降，住宿餐饮业用电与上年持平。与之相应，交运仓储邮政业、住宿餐饮业，以及其他行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0.5%、-13.1%和1.0%。 常态疫情防控背景下，产业用电（经济）恢复的这一“不平衡”特征或将延续。

随着经济稳步恢复，2021年全社会用电无疑将加快增长，但需要关注一季度用电增速能够达到的高度 （图16）：一方面，“世纪寒潮”或引致“温度电量”的超额释放；另一方面，疫情形势再度趋紧可能重新强化服务业用电面临的约束。

2.2 中长期增长：面向低碳

中国承诺，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为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正加速转向绿色低碳发展模式， 电气化无疑成为中长期电力需求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当前全国电气化水平约为25.6%。其中，工业、交通业、建筑业电气化水平分别为26.2%、6.1%、14.1%。作为终端重点减排部门，未来10年，交通业将快速推进轻型公路与铁路全面电气化（图17-19），建筑业将重点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图20），以确保部门碳排放快速达峰；工业电气化水平也将稳步提升，通过高耗能行业生产设备（如锅炉）的电力化改造（图21），并结合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促进其碳排放尽快达峰。

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图22）和“30▪60”目标，基于JSWF-LEAP系统的情景分析显示，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规模将从2020年的7.5万亿千瓦时上升至 2030年的10.8万亿千瓦时，年均增长3.6%（图23）。 终端部门电气化水平加速提升至34.0%（图24）。其中，工业、交通业、建筑业电气化水平分别达到35.1%、9.6%、18.3%。

3、历史的未来

历史是一面镜子，照亮现实。充满“意外”的2020难免让人不知所措，历史恰能帮助我们冷静地辨识所处的位置、面对的问题：技术跃迁的历史启示我们，“做大蛋糕”不易——赢得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动必将面临长期激烈的竞争；民粹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分好蛋糕”也难——贫富差距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未解谜题；“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更难——效率与公平的权衡是一门艺术。

但“我们选择做，不是因为它容易，正是因为它困难”。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

开启能源经济研究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