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好的翻译，应该如同酒溶入水中一样。」
401年，东晋隆安五年，后秦弘始三年，这年12月20日，57岁的鸠摩罗什来到了长安，受到国师礼遇。从这一年到其413年辞世，在生命最后的12年中，鸠摩罗什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译经运动。
这一场译经运动，标志着译经从个人到国立的转变，也让鸠摩罗什从理想中开宗立派、精研佛法的宗师转变成一个在异域推介经典、金针度人的译者。对于鸠摩罗什自己而言，也许不及见到他的功德如何沾被后人，难免是一大憾事。
而从身后来说，中土佛法遍地开花，多峰并立，众水分流，几乎全从他所译经典之中分化而出，从这个角度讲，鸠摩罗什实为中国佛教各大宗派不祧之祖，什公有知，庶几无憾。
佛典汉译的历程
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从翻译人员的角度将中国佛典翻译历程分为三期。其一为外国人主译期，以安世高、支娄迦谶为代表。其二为中外人共译期，以鸠摩罗什、觉贤、真谛为代表。其三为本国人主译期，以玄奘、义净为代表。
鸠摩罗什在长安主持翻译，恰恰处于三个阶段的中间，上承早期翻译未竟之事业，纠前人翻译之偏颇，下启唐代大规模、深推敲的翻译运动。
中国境内对佛经的翻译，大约起于汉末。早期的翻译以直译为主，属于一种「硬译」，所译出的经典，仍带有鲜明的梵语语序特色，「言直理旨，不加润饰」。
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为例，东晋高僧道安对安世高所译佛经的评价是：「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同样，道安对支娄迦谶翻译的经文也有类似评价：「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并且，此时翻译佛经还经常使用「格义」的方式，即用老庄等书中的术语来翻译佛教概念，这自然会引起理解过程中的混淆。
△《敦煌石窟》伯希和著·1920-1924年出版
不过，这一时期的翻译家们已经开始尝试在直译中带有意译的方式了，如道安还说安世高翻译的经文「义妙理婉」，说明安世高已经注意到译作的通顺与流畅了。
比安世高稍晚的竺法护，更加注意意译的运用。道安对他的评价是：「护公所出，纲领必正，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不过，即便如此，竺法护的翻译还属直译、硬译，鸠摩罗什的高足僧肇便批评他「理滞于文」，说他的翻译中文字并不能很好地传达义理。
以竺法护所译的《正法华经》为例，其中有一句竺法护译作「天见人，人见天」，每一个字都显白无疑，然而整句义理令人茫然无解，直到鸠摩罗什的弟子僧睿将之改译为「天人交接，两得相见」，我们才得以晓畅其中真意。
年龄稍长于鸠摩罗什的东晋高僧道安是佛经翻译史上的重要人物。道安不会梵文，但他有极高的理解能力，反而能在阅读译著时以逻辑挑出毛病。后来鸠摩罗什译经，将梵文正本与道安挑出的谬误比对，发现道安的理解无一错误。道安对于翻译事业有两个绝佳的譬喻，表达出他的看法。
△克孜尔第38窟·5至6世纪·柏林民族学博物馆
首先他极重直译，因为直译固然生硬难懂，但毕竟不易羼入译者主观的想法。他评价叉罗、支越的翻译「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这是第一个譬喻。「窍成混沌终」用《庄子》典，说「倏」「忽」二神为「混沌」一天开一窍，七窍开而混沌死，说明机巧对天然的破坏。道安用此喻说明意译容易失真。
当然，道安并非否定意译，他只是强调在意译不能准确时，宁可直译。在道安看来，最高明的翻译，还是要在直译的基础上有意译，这就是他的第二喻：「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蒲萄酒之被水者也。」道安用「蒲萄酒被水」来指称翻译的准确与流畅。好的翻译，梵语与汉语应该如同酒溶入水中一样，浑然天成，既不能梵语称此，汉语言彼，也不能翻译出来疙疙瘩瘩、佶屈聱牙，否则就不是溶酒入水，而是「泥沙俱下」了。
鸠摩罗什的翻译，便可以用「葡萄酒入水」来形容。不过，一代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也不是从上手翻译便有此境界的，纵观他译经的十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逍遥园翻译的时期，其特点是「秦言未洽」；第二个时期是在长安大寺的翻译时期，此时鸠摩罗什已经可以做到「秦言婉转自如」了。
017特集 《幸会！鸠摩罗什》
撰文 | 李暮雨
C O N T A 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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