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蜀汉时期，丞相诸葛亮把蜀锦生产放在重要位置，蜀锦不仅是对外贸易的商品，而且也是军费开支的来源。《太平御览》引《诸葛亮集》：“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据资料显示，成都聚集的锦缎织工多达7.6万人，直到蜀汉灭亡时，库存的蜀锦绸缎依然多达20万匹。虽然当时三国之间互相敌对，但像蜀汉和曹魏对蜀锦的贸易一般没有中止，以曹睿等君主和贵族生活崇尚奢侈，他们对蜀锦却非常钟爱。虽然蜀汉北伐阶段会中断贸易，但很多曹魏商人却冒险会大量走私蜀锦，有时候贵族的需求量大，曹魏官府还会从吴国采购蜀锦，哪怕满足东吴从中赚取差价。而东吴从刘备入川以后，双方就开始展开蜀锦贸易。后来刘备伐吴，双方一度敌对，但诸葛亮恢复与孙权通好以后，贸易就渊源不断，成为支撑蜀汉经济的重要渠道。

通过以上，其实大体已经可以了解蜀锦在古代的主要功用，大部分是用于贸易，而变相来说是用于皇帝、贵族的封赏和体现奢华，能够穿戴蜀锦的无疑都是贵族显宦。

看到古代诸多文献资料对蜀锦等高级绫罗绸缎的各种赞美，以及历史上广受欢迎，其实并不说明这些高级丝绸品的普及程度非常高，恰恰相反，古代丝绸基本没有流通民间。尽管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大量民间百姓加入丝绸生产，纺织技术非常普及，但民间很少有人穿得起绫罗绸缎。之所以大量百姓都会生产纺织各种布匹绸缎，主要是提供给官府充当赋税，尤其南北朝到隋唐实行租庸调制，一是缴纳谷物，一就是缴纳布帛。

从古到今，蜀锦通过官方贸易到塞外诸国是一大渠道，正如很多史料提到丝绸之路贸易，不论北方草原之路还是南方海路都如此。例如西域一些邦国的蜀锦都普及，如张骞出使西域见到当地流行蜀锦。好比如今众所周知的精绝国发现的国宝级文物《五星出东方锦护膊》，是汉代蜀锦体现“五色轻丝”高超技法的一级品种，绝无仅有的实物证明。

著名的五星出东方是汉代蜀锦工艺的实证

南北朝之后，唐代蜀锦技术有很大发展，依然主要用于皇室用锦、贸易用锦，蜀锦的流传进一步远销到日本、高丽、新罗和波斯。唐代蜀锦保存到现代的有团花纹锦、赤狮凤纹蜀江锦多种。北宋再次建立成都府锦院，继续以贸易输出为主，尤其南宋半壁江山依然保持富庶与蜀锦的畅销不无关系。元明以来品种应用更广，可从元代《蜀锦谱》中窥见一斑。

二、锦官何时出现？成都=锦官城？

成都织锦生产源远流长是没有多少争议的，但是，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锦官，说法有两种，但两种说法并不完全割裂。一种比较冷门的解释，因为四川蜀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颇有盛名，古人利用流经成都的江水濯锦，色彩明亮鲜艳，而且人数非常多，江水经常呈现五光十色，艳丽似锦，习惯上就称流经成都的江水为锦江。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大军攻占巴蜀。不久，张仪和张若修参考咸阳城而修建成都。有鉴于古蜀以蚕桑纺织著称，为富庶之地。秦国占据巴蜀奠定超过中原六国的实力基础，所以，张仪所建的成都城本就是一座突出商业特征的城市，于荑里桥南立锦官，专门在蜀锦发达的成都管理蜀锦织造。因此这一说法认为，锦官早在战国后期就已经出现。

虽然不能完全肯定这一说法的真实性，但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的确在外邦见到有精美的蜀锦流传，基本是事实。蜀锦流传西域的客观实证，也是凸显古代丝绸之路名扬天下的一个重要依据。西汉武帝多年开疆拓土，因为张骞出使得到市场需求，为了通过贸易丝绸充实国力，进一步加大蜀锦的生产和管理，再次设立锦官，西汉中期将锦官制度化可能更有说服力。

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提供了秦汉时期纺织机的证据

但另一种流传比较广泛的说法，还是三国时蜀汉专门在成都设立锦官，以集中管理织锦工匠。从两汉到蜀汉时期，成都的织锦手工业特别发达，南北两条丝绸之路都不断输往外邦，蜀锦美名远扬。蜀汉在三国中处于弱小，蜀锦是对外贸易、支撑经济的主要商品，因此专门设置“锦官”集中织锦工匠，规模化地进行蜀锦生产，并特别筑城以保护蜀锦生产，被称为“锦官城”，后人简称“锦城”。

南朝萧梁的李膺在《益州记》里写道：“锦城在益州南、笞桥西流江南岸，昔蜀时故锦官也。其处号锦里，城墉犹在。”显然，成都的确专门为生产蜀锦开辟过一处比较封闭的地方专门叫锦官城，位于城南锦里、其实不完全就等于今天的锦里，而是以老南门大桥以西的一个片区，而锦官官署含糊其词是“流江南岸”。据《成都街巷志》等书籍考证推测，从今天锦里背后到百花潭一带都属于锦官城，而锦官官署大概位于成都以南某处，具体位置测可能是成都百花潭公园以南介于武侯祠之间的某个地方。

据资料显示，“锦官城”南的织锦工场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工艺技术水平最高的官办织锦工场。成都东南一直延伸到双流华阳一带，还聚集有许多民间手工业织锦作坊。总之，成都城南是非常最集中、最兴盛地区。后来为方便官员和客商往来运输蜀锦，专门设立锦官驿，是历史上成都最大的驿站之一，大概位于著名的九眼桥一带，附近的码头也是成都古时候最大的锦江码头，著名古诗“王浚楼船下益州”，就是从成都城东南的码头出发。

到唐代，巴蜀之地以及成都的工商业一直繁华兴盛，号称“扬一益二”。巴蜀是支撑长安、洛阳京城的经济重镇，所以唐玄宗、唐德宗、唐僖宗遇到危难都会往四川逃跑。杜甫的著名诗句“花重锦官城”之所以流传千古，因为杜甫的优点一贯写实，他居住在成都城西浣花溪一带，能够看到当时锦官城的优美环境，唐朝成都的芙蓉花有名正是从锦官城开始。

杜甫是喜欢花花草草的人，他的草堂周围树木，花草，都是他到处向别人要来种子亲自种的，所以写下当时见到城南锦官城花团锦簇样子。但锦官城并不指整个成都，正如杜甫的另一名句“锦官城外柏森森”，是写锦官城之外纪念诸葛亮的祠堂。而到五代后蜀的后主孟衍，才把皇宫所在皇城四周也种上芙蓉花，成都就因此流传蓉城的美名。

成都浣花溪是古代织女们濯锦的地方

唐朝时期的蜀锦在新罗、高丽、日本等地也十分风靡，尤其日本专门流传“蜀江锦”这一独特称呼，在京都正仓院、正隆寺均珍藏有不少高档精美的蜀锦。从贞观时期开始，流行古代书法艺术的“文字锦”，例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之类。

当时，由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窦师伦主持设计的一批蜀锦图案式样，被唐代宫廷作为内库织锦的标准范式。窦师伦作为一流蜀锦织造专家，早年是秦王李世民府上的属官，但他并不是四川人，而是关中望族窦家一份子，据说父亲窦抗是李渊之妻窦氏的堂兄。窦师伦广泛吸收西域地区的图案技法，设计出许多精美款式，以对称图案为基础，一直风靡到唐代后期。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窦师伦，…敕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后来新疆吐鲁番、青海都兰等地都出土过这种蜀锦，如新疆出土的国宝《五星出东方锦护膊》《黄色连珠龙文绫》都是精品。如前段时间五星锦才用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的汉代织锦机重新仿制修复了全部图文，而《连珠龙文》的背后明确写有景云元年（710）双流县字样，都能证明蜀锦的风靡。当时唐朝的贵族女子大都以拥有一件“陵阳公锦”为时髦。

唐玄宗以后，四川地区生丝产地以果州（今南充）、保宁（今阆中）等地著称，成都主打产锦，如贡品五彩背心在长安每件价值百金。唐朝后期南诏屡屡骚扰成都，多次强行带走许多蜀锦工匠，使南诏地区也广泛流行蜀锦，客观上扩大蜀锦和纺织技术在云南民族地区的传播。

宋代蜀锦依然兴盛，每年十二月中，专门以四月号称“锦市”，分门别类生产不同的锦缎，贡品生产有花式和标准，用来市马的花式图案又有区分。《宋史·舆服志》中，写了各级官吏服装用锦的不同品种。如：“中书门下、枢密、皇亲、大将军以上, 天下乐晕锦；三司使、学士、中丞……诸司使、厢主以上，簇四盘雕细锦；三司副使、宫观判官，黄狮子大锦……凡七等。”基本都是以蜀锦为普遍。北宋流行过一段时间上元节穿的“灯笼锦”，寓意一种五谷丰登的吉兆，也是蜀锦。相传仁宗的张贵妃穿上灯笼锦，皇帝很喜欢，贵妃趁机告诉仁宗说是名臣文彦博设计的，仁宗十分高兴，就把文彦博进一步提拔重用。这个故事记录在梅尧臣所作《碧云騢》中，因为张贵妃父亲当年曾经是文彦博府上的门客，为了帮助文彦博提议用蜀锦讨皇帝喜欢。

宋代开始流传流水落花锦体现了文人雅趣

文彦博这个故事也标志了蜀锦开始增添许多文人士大夫的审美风尚，宋代蜀锦的一些风格开始转变，最著名的就是“流水落花锦”，似乎来自李煜的名句“流水落花春去也”，以梅花和桃花图案夹杂波浪纹为主，这种蜀锦一直到明代都十分风靡，而且其他各地锦缎都大量山寨、仿制。也是从宋代起，以蜀锦为标杆，其他地区织锦开始兴起，如打着宋锦旗号江南地区，尤其南宋主打杭州、苏州的纺织工业，充分借鉴蜀锦的工艺，迅速提升，成为宋朝织锦的代表。但其审美和工艺基础是蜀锦，正如南宋大诗人陆游来到成都以后，也曾在《晚登子城》诗中感慨：“锦机玉工不知数，深夜穷巷闻吹笙”。

到清代，四川的蜀锦和其他纺织品生产都是全国重镇，即使太平军一度占据江浙十余年，也以大量生丝和丝绸品远销海外赚取利益。而清朝方面就把“织造府”（即著名的江南织造局，曹雪芹祖上出任的）转移到成都。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光绪年间，“成都有机房二千处，织机万余架，织工四万人；丝织品占全川总额百分之七十，成都以产锦为主”，有“晚清三绝”的“月华”、“雨丝”、“方方”锦。

四川的手工纺织业在西洋机器布匹大量进入以后，曾掀起过著名的土布洋布之争，一度受到很大冲击，跟着也顺应历史趋势进入缝纫机为代表的机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