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朝为田舍郎：为何说是北宋的政策因素，为“耕读传家”推波助澜？
朝为田舍郎：为何说是北宋的政策因素，为“耕读传家”推波助澜？
为“耕读传家”观念推波助澜，达至成型的是宋仁宗时期颁布的一项影响深远的劝耕劝读政策。
到了宋代,耕读文化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得到改造与加强。北宋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 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 二是在各科进士榜的人数上,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 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
这大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自仁宗朝始,鼓励士人、农家出身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且只能在本乡本土读书应试的政策导向十分明确。如此，便将“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前景,同“朝为田舍郎”的乡土背景，紧密地维系到了一起。
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晏殊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延范仲淹为师，教授生徒。这是五代世乱以来,政府首次恢复学校教学活动。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又明确政策,各州立学者，皆赐“学田”及“九经”。十年后,再次下诏各州、县皆立学,士子“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 至南宋时的江南,在京城杭州以外,“乡校、家 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 往往相闻。”陆游也有诗纪其实云: “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蠢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当日农家,每到农历十月便遣童子入学, 称为“冬学”；以《百家姓》等为教材,是谓“村书”。
在此《训子语》之前，《颜氏家训》之后，两宋时期，家训开始大行其道。大面积流行的结果，是家训体系的日益完善，就在这被当今很多学者认为，“史上最好”时期的宋代，从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且含着耕读传家教诲的家训著作《颜氏家训》，至此，已历经四百余年。从第一部开篇明义提出“传家两字耕与读”的《章氏家训》至北宋中后期已一百多年，加之仁宗朝“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等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
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时在公元1023～1063年间，广泛散落于朝野的士农人家，或出于应试考虑，或出于家族传承，“耕读传家”家训或明言或意含，至此成为普遍现象，基本成型。
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二月，追赠第一部明确耕读传家为家训核心内容的《章氏家训》作者章仔钧为琅琊王，其实，章仔钧只是前朝带领军民捍卫了一座城池安全的官员，今天看来，除了写作一部家训之外，并无其他突出事迹，正常不可能惊动皇帝进行追赠。但是，结合仁宗规定士农子弟，方可参加科举的几条政策，及当时的民众安居乐业、统治者对良好风气进一步倡导，有利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不难发现，首次明确提出耕读传家且家风良好的前朝章仔钧及其家族非常适合表彰为好家风的典型。
仁宗时的宰相章得象，是章仔钧后人，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出任宰相，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副宰相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二十八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三条为“精贡举，均公田，厚农桑”。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洁为政；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由此考证可知，追赠章仔钧时，正是仁宗重用范仲淹与章氏后人章得象之时，正是仁宗与范仲淹认识到并实践了两年“读可荣身耕可富”的国泰民安政策，正是仁宗推行向士农子弟一边倒的科举政策之时，章仔钧的《章氏家训》倡导的“耕读传家”正好符合了国家的需要，无疑，追赠此家训的创立者，以引导更多家族都来“耕读传家”，正是配合国家政策推行的一项有力举措。
此举，直接导致了耕读传家家训的大面积推广，再一次印证了孔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观点。
宋以后，晚清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家训，将“耕读传家”家训带至新一轮高潮，是对耕读传家的一大贡献。此时，“耕读传家”成熟，达至鼎盛，著名学者梁启超，也在一篇文章中自述家世时说: “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 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躬耘以为恒。”
宋代以后的江南人家,亦耕亦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方面同步得到积累,相辅相成,最终实现耕读传家的理想生活图景,成为小康之家一种实惠的持家方略。于是,山清水秀的温州成为耕读社会的理想境地,士风日盛,人才之美一时甲于东南。而一些世家大族,如“南渡”前为赵宋宗室, 后自南宋到清初先后流寓浙江绍兴、归安、上虞和杭州一带的赵氏，江苏常熟的钱氏,以及山东新城 (今桓台) 的王氏等,也均以此为保持家族文化、经济和社会名望的秘诀。“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 ” 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才有书香世家诞生的可能。
千百年来，许多家庭的门楣，会经常出现“耕读传家”、“耕读当为”、“晴耕雨读”、“耕读世业”、“耕读人家”、“耕读家风”这样的匾额，人们以“耕”为生存之本，以“读”为升迁之路。如果我们流连于皖南黟县这一徽商产地的古民居之中,依然能够随时领略到耕读文化精神对当地的影响。这在当地老房子的楹联中可以见 出,如: “二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耕曰读”,“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后有良图,惟俭与勤。”也有将形而下的耕田读书行为,延伸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上的，如: “光前须种书中粟；裕后还耕心上田”、“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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