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朝廷认为，岭南一带区域广大而偏远，蛮夷之地，治理困难，所以会选择一些身份比较高的人担任广州刺史，“故常选用重人”。

这些刺史养尊处优，对于海洋有一种天生的畏惧感，“不习海事”，连到海边去看一看都没有勇气，更不用说去海边祭祀南海神了，而且每到祭祀的时候，海边经常刮大风，更是吓得这些人不敢往前，“又当祀时，海常多大风……观顾怖悸”。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官员经常假托病假，惧怕前往南海神庙，实在不行就派副手代替自己去祭祀。

因此，曾经有一段时间，南海神庙十分破败，“上雨旁风，无所盖障”，祭祀也是马马虎虎，十分潦草，在韩愈看来，这种做法很不恭敬。

▲ 南海神庙内的韩愈碑亭

到唐宪宗的时候，元和十二年，即公元817年，朝廷派了一个得力的刺史来广州，他就是孔子的三十八世孙孔戣。

据韩愈的文章，孔戣为人“正直方严”，做事认真，富有责任心，治理百姓十分得力，同时在祭祀方面也很恭敬专业，能干实事，不做敷衍功夫，这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是一位很称职的官员，但他有没有胆量去祭祀南海神庙呢？

就在孔戣到广州的第二年，接近夏天的时候，朝廷关于祭祀南海神庙的命令下达了，明确指示孔戣承担这项使命。

对于朝廷交代的任务，孔戣不敢怠慢，“且恭且严如是，敢有不承？”并且他当场决定，第二天晚上就住在南海神庙附近，以便一早就能主持祭祀工作，“吾将宿庙下，以供晨事”，即是要亲临现场工作。

他的手下和幕僚，按照往常的习惯，都纷纷劝他不要前往，因为风浪太大，有危险，“吏以风雨白”，孔戣却已下定决心，坚持要前往，哪怕整个广州府的官员都来劝阻，都不能改变孔戣刺史的意见。

从这个场面可见，当时广州刺史和周边官吏，已经很久不去南海神庙了，以至于成为一种习惯，孔戣真的要去，反而让大家不习惯。

第二天，广州刺史孔戣坐上船，出发前往南海神庙，海上并没有起多大风浪，反倒是风平浪静的，“公遂升舟，风雨少弛”，“波伏不兴”，住宿在南海神庙的当天晚上，也是月明之夜，没什么令人恐惧的景象。

作为孔圣人之后，孔戣亲临实地祭祀南海神并非做做样子，捞取政绩。他在广州刺史和岭南节度使任上，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十四年（819年）、十五年（820年）三次率众亲往南海神庙致祭，并亲自监督大修南海神庙，扩建仪门为复廊，扩建东西两厢。

▲ 番禺大龙村祭祀孔戣的祠堂

唐元和十五年（820年），南海神庙大修完工。为了显赫这次大修规模和成果，他遵朝庭圣命立了“南海广利王庙碑”。

谁来写碑文？孔戣想起了几个人，第一个是袁州刺史韩愈，韩愈因上书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而获罪，被贬出京城做地方官。但韩愈才华横溢，也是孔戣的挚交。

孔戣没有理会反对迎佛骨而留下的阴影，毅然把撰写碑文的重担交给韩愈。韩愈接到邀请，洋洋洒洒、一挥而就，《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碑文写得洋溢精彩。

所以说，没有韩愈就不会有《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而没有孔戣也不会有这篇碑文的出现。他们二人珠联璧合，为南海神庙历史增添了灿烂的文化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