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韦小宝真的可以从怀里掏出一大叠银票吗？
金庸的其他小说极少写到银票，但在《鹿鼎记》里，银票成为最具杀伤力的“武器”，韦小宝的怀里每天都揣着一大叠银票，行贿时掏出几张，不管是宫中太监，朝中大官，还是江湖好汉，几乎没有一个不被银票降服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韦小宝生活的清代前期，哪里有什么银票？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行银票的票号呢。
中国第一家票号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在清代道光初年（1820年之后），比韦小宝时代晚了一百五十年左右。
据民国燕京大学陈其田教授的《山西票庄考略》，“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北京日升昌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日升昌”就是中国的第一家票号。
票号的经营业务包括存款、放贷、汇兑、代办结算、发行银票等，跟银行差不多。所谓银票，就是票号开具的存款凭证。由于票号对银票的兑现采取“认票不认人”的原则，即某票号发行的任何一张银票，不管任何人持有，都可以到该票号的所有分号兑换成白银。银票因此获得了流通的功能，人们都将银票当货币使用。
雷履泰成功创办“日升昌”票号之后，众多资本雄厚的山西商人纷纷仿效，开设票号，人称山西票号，或晋商票号。这些晋商票号的总部，多设在山西平遥，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县城，隐藏着一大批中国的早期金融家，以及大量金融机构，可谓是大清国的“金融中心”，“东方的华尔街”。
晚清京师的票号、钱店、香蜡铺还发行一种叫做“钱票”的纸币，“钱票宽二寸许，长约五寸，中记钱额，盖方印，左角又盖发行各铺之图记。票额至不等，都凡七种，有一吊者，二吊者，三吊者，四吊者，五吊者，六吊者，并有十吊者”（徐珂《清稗类钞》）。
然而，由于钱票的价值全凭钱店、香蜡铺的信用，不具法偿地位，一旦发行钱票的商家不讲信用，钱票便形同废纸。事实也是如此，每年年终或端午、中秋前，都有一些商家“歇业潜逃”。可以想象，这种无信用的“信用货币”必被使用者淘汰，果然到清末时，钱票已“日渐消灭”。山西票号由于信用极好，则在晚清迎来发展的辉煌期。
守信用，是山西票号的显著特点，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晋商笃守信用。”晚清庚子事变期间，北京的山西票号遭受乱民洗劫，连账簿都被付之一炬。没有账簿，票号便无法核算存款数目，也难以核对储户资料。但山西票号还是决定：只要储户持存折到票号，便可立即兑现存款，不用核实账目余欠，也不管银两数目多少。
山西票号虽然因此损失惨重，却借此树立起响当当的公信力。经历过此事的“尉泰厚”北京分号掌柜李宏龄后来回忆说，“至是之后，（票号）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足可信，分庄遍于全国，名誉著于全球”；“不独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山西票号）之诚信相符，不欺不昧”（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
我们想说的是，票号的辉煌期、银票的兴盛期，是在晚清。韦小宝要生活在清代中后期，怀里才可以装上一大叠银票。而在“日升昌”票号出现之前，至少从史料方面来看，中国是没有票号的，当然也就没有相当于货币的银票。我们今天看以明朝为历史背景的古装剧，常常可以看到，剧中人动辄就掏出一叠一叠的银票，这是创作人员不了解历史所致。其实明朝人写的《金瓶梅》等世俗小说，都只写银两，从不提银票。清代中后期产生的世俗小说，才常常提到银票。
不过晚明时候，倒是出现了一种“会票”，明末的陆世仪说：“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陆世仪《论钱币》）会票实际上就是甲地汇款、乙地兑现的票据，功能与银票差不多。
但是两者的差别也非常大：其一，开具银票的票号，是金融汇兑专营机构；会票则是个别商号兼营，这些商号在京师与家乡之间常有钱款往来，因而顺道兼营白银的汇兑。
其二，票号打出的广告是“汇通天下”，一些大的票号，分号遍布国内各大城市与商埠，甚至在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新加坡、英国等华商密集的国家，也设有票号分号，因此银票的汇兑非常方便，差不多可以作为货币流通；而会票由于是个别商号顺便兼营，分号有限，汇兑不便，流通功能也就受到限制。不妨说，会票乃是银票的初级形态。
总而言之，那种可以像货币一样使用的银票，韦小宝时代是见不到的。从明代中后期到清代前期（韦小宝生活的时代），人们的日常琐碎交易一般都是使用铜钱，佐以碎银；大宗交易则用银锭。但以白银为支付工具，使用起来的麻烦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不但因为白银沉重，异地搬运困难，而且，白银在中国基本上都是以称量货币的初级形态流通于市场，明清政府似乎一直都未曾设想将白银铸成规定了面值的银币、银元，以政府信用发行，直至清末时才出现光绪银元。
作为没有完成标准化的称量货币，有一个天然的缺陷：交易时需要鉴别银子的成色、称量银子的重量。因为一些私铸者在银子中加入锡、铅等普通金属，冒充足银。高纯度的银锭在熔铸—冷却过程中，会形成水纹一样的纹理，因此称为“纹银”，但市面上许多“纹银”却是伪造的，给交易造成了额外的麻烦。就算不计较作伪的问题吧，由于铸造技术与衡器本身的原因，民间各个炉房、银号各行其是私铸的银锭，成色与重量都不一样，号称足银的未必就是足银，号称十两的也未就是十两。交易的时候，还得验看、衡量。
而且，各地、各行业用于衡量银子重量的衡器标准也不统一，比如在湖南号称“一两”的足银，按清代的国家库平，却只有八钱一分一厘七毫。因此，在大宗交易中使用白银结算，实际过程非常复杂，不但需要验看银子成色，称量银子重量，还要换算量衡标准。如果是长途贸易，更加麻烦，需要使用人工将沉重的白银从一地搬运到另一地，为了保障途中安全，又需要雇请保镖。
假如这个时候出现了以白银本位的银票，或者国家发行标准化的银币，那么这些额外的交易成本将会大大降低。然而，从晚明至清代前期，在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成为通用货币之后，居然没有出现使用起来更便利的银币或银票，所以我对所谓的“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对“康雍乾盛世”的商业发达程度，是非常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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