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铁头精神，杭城银钱领袖兴业报国具担当
原创 徐兵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徐兵
宓廷芳与惟康钱庄
宓培成1883年去世，那一年宓廷芳21岁，他随母亲韩氏回到了宓家埭，重拾农活。母亲韩氏贤惠、勤俭，精明干练，是宓家埭望族韩氏“资政第”族人，资政第毗邻宓家大院，因当时当家人韩梅仙是当时清末皇上御批授资政大夫衔，故称“资政第”。“资政第”类似上海川沙“内史第”、常熟“青果巷”，是一个出大人物的风水宝地。韩氏是女流，在封建社会不能出头，但她培养儿子出息，也是和资政第相关的。
且说宓培成死后，韩氏辛勤操持，扶助儿子宓廷芳，家境日益殷富。韩氏有个族亲叫韩寿丞，他经营钱庄、药店、当铺，与宓廷芳年龄相仿，为亲戚加好友，光绪末年（1908年）左右，宓廷芳、韩寿丞再加上时相过从的绍兴富商刘振一及杭州孙氏，合作创办了杭州惟康钱庄，宓廷芳任经理。
宁波人在杭州开钱庄并不是新鲜事，宓廷芳有商业的头脑，杭州提供繁荣的市场环境，再加上父亲宓培成在杭州打下的基业，在钱业留下的良好人脉和口碑，宁波人宓廷芳选择杭州开创自己的钱庄事业是顺理成章的事，韩寿丞等几个小伙伴公推宓廷芳做经理来经营这家大钱庄，考量的也是宓廷芳的家庭渊源和他的人品才干，并不是他所出资本金的多少。而之所以叫惟康钱庄，则有点像个迷，当时宓家埭有个长辈就叫宓惟康，曾于道光21年（1841年）担任台湾府淡水厅艋舺县丞，钱庄取名惟康不知是否和这位长辈有关系？
惟康钱庄创设于1908年，这个时期杭州的大同行钱庄在20家左右，惟康是其中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后，杭州钱庄也经历了劫难，大量倒闭，大同行钱庄还剩十家左右，惟康钱庄继续营业。
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人都回国参战，中国各行各业迎来了发展的良机，钱业也不例外，元气渐趋恢复，至民国20年（1931年），杭州城大同行钱庄恢复到23家，小同行钱庄26家，未入会钱庄25家，钱业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鼎盛时期。这里可以插一句：钱庄虽然发轫于明朝万历年间，但在杭州真正的繁盛期大致相当于惟康钱庄的这个期间。惟康钱庄经营有方，不停的发展壮大，成为杭州钱庄业的龙头代表，经理宓廷芳虽然是外来人口，但是当仁不让的成为杭州钱业的真正代表：惟康钱庄创设于1908年，第二年即1909年，杭州商会成立，宓廷芳就作为钱业代表当选为董事，就此进入杭州商界名流的行列。1927年，杭州成立银钱业同业公会，宓廷芳为钱业方面的首席代表，任执行委员。1930年，杭州单独成立钱业公会，宓廷芳任首任主席。所以说如果杭州城要在整个钱业历史中选一名代表人物的话，非宓廷芳莫属。
宓廷芳于辛亥革命前夕与好友创办惟康钱庄，是其投身金融业之初出茅庐第一战，没想到初战告捷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杭州城其他老牌钱庄不能支撑的情况下，惟康钱庄步步为营，稳健经营，不仅没有亏损倒闭，且是崭露头角，成为钱业的一颗明星。但是宓廷芳倾尽全力精心打理惟康钱庄24年，1932年惟康钱庄落下帷幕，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惟康最大的贷款客户纬成公司倒闭了。
中国盐业银行上海大楼旧影
所谓历史不会重演，却会惊人的相似，纬成公司的倒闭和胡雪岩当时的雪崩就有相似之处，且看：当时纬成公司已经是中国丝绸界执牛耳的企业，纬成公司“在形成丝绸界头号人物的声望地位后，在挤垮同业的同时，还有更进一步与国际上操持蚕丝霸权的日本相抗衡的素（夙）愿，是以不断采用各种最新式的机械设备，并尽量扩大事业范围，期有长足的发展……”（《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P56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也就是纬成公司不停的扩容，想和日本丝霸一争高下，可惜这两次民族工业在国际商场上竞争的结果都是大败亏输，胡雪岩是输在欧洲蚕丝丰收并遇上战争阴影银根紧张，纬成公司是输在世界经济危机大爆发的后遗症，输在“九一八”“一二八”日寇侵略下的中国金融界银根奇紧，另外还有投机汇票亏损。归根结底，都是输在金融补给上。近期吴志伟先生在《都会遗踪》第29辑发表《盐业银行兴衰和上海总行大楼》一文中，提道1930年3月租借在盐业银行大楼四楼的纬成公司失火事件，早在1924年至1925年就已建成的盐业银行大楼因为这场大火而被人误解为该大楼是1930年建造的，可见这场大火之大，如此则纬成公司损失也必大。纬成公司早在1926年就租借在这幢位于上海北京东路100号的盐业银行大楼里，对外叫纬成公司上海发行所，以拆借款来经营丝产品业务，兼营汇票买卖，数量巨大，这次失火原因不详，只说是不慎失火，但现在看来不排除其内部作案的可能，而且这场大火造成的损失对公司第二年的倒闭应该有直接关系。纬成公司的倒闭引起了十五家银行钱庄的倒闭，宓廷芳的惟康钱庄因为损失数十万两白银也不得不成为其中之一。胡雪岩在阜康倒闭两年后去世，宓廷芳在惟康钱庄倒闭第二年即1933年也过世了，一个是红顶商人，一个是钱业领袖，抗击打能力都属于一般。
宓廷芳的金融大厦
惟康钱庄空白账册
宓廷芳在经营惟康钱庄的同时没有固步自封，先后与人合伙创办了多家钱庄，目前因为资料有限，能够查到有宓廷芳家族参与的钱庄资料只有三家，笔者听宓家后人说，宓廷芳身后有七子十女，家族中传说宓廷芳过世时七个儿子每人都分得了一家钱庄，如果确实则这些钱庄的庄名中很有可能都有一个“康”字，目前所知惟康钱庄是宓廷芳自己开创并经营的、瑞康钱庄有二儿子宓仲玉参与打理、同康钱庄则是三儿子宓叔和任经理。至于宓仲玉开到温州去的钱庄则应该是异数。七家钱庄之数资料不全，但也有可能没有这么多钱庄，譬如说宓廷芳的四儿子宓维琮是早期中共党员，杭州共青团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遭国民党通缉，1933年宓廷芳过世，即便给他钱庄，他也未必会要。这一家族迷案留待以后考证了，目前宓氏后人分布在北京上海宁波等地，祖德荫庇，生活条件都很好，只是平时很难聚拢在一起交流家族往事。宓氏家族投资的三家合伙钱庄具体情况如下：
1、瑞康钱庄
1918年1月创立，资本1万元，营业数40万元，股东宓廷芳、沈可三、洪绍濂、洪绍本，经理洪绍濂，副经理宓仲玉，庄址设在大福清巷84号。1936年时更名瑞康久记钱庄。抗日战争期间停业，1946年10月5日复业时更名为太和钱庄，庄址设在庆春街671号。1947年2月资本增至法币1亿元，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董事长洪衍绪，董事裘文元等，经理洪衍绪，全庄员工20人。
1946年度存款余额法币1亿元，放款余额法币1.5亿元，汇兑总数法币40亿元。票据交换证第43号。
在这家钱庄中，宓廷芳投入了较大心血，甚至将自己比较看重的二儿子宓仲玉派进去担任副经理一职。而这家钱庄也不负所望，抗战期间停业，不在伪政府治下乞食，抗战胜利后恢复营业，1949年后还继续营业，成为为数不多的公私合营钱庄之一，信用卓著，业界良心，是杭州城著名的大钱庄。
2、聚源钱庄
1928年1月创设于浙江温州，1934年资本2.2万元，营业数30万元，股东普达利、傅廷魁、林日初、宓仲玉，经理宓仲玉，庄址设在桐桥头。1937年前停业。因为抗战爆发而停业，这是宓氏参与的钱庄的共性。
3、同康钱庄
1931年6月创设于浙江杭州，1935年资本1万元，营业数30万元，股东刘振一、宓廷芳、项墨庄、徐少波、高孟徵，经理宓叔和，庄址设在珠宝巷33号。1937年底前停业。
同康钱庄和瑞康钱庄相当，分别为老三宓叔和和老二宓仲玉担任经理，抗战期间避免和伪政府合作，在民族大义面前，商业利益不足为追求目标，所以两家正常经营的钱庄都自动停业，坚信抗战必胜。
杭州惠迪银行广告
除了钱庄，宓廷芳还曾投身银行业，1918年参与筹组杭州惠迪银行，1921年10月惠迪银行创立，同月10日正式开业，行址设在新宫桥信余里。发起人杭州商会副会长王竹斋。该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20万元，每股100元，实收1349股，计134,900元。董事长王竹斋，常务董事于少炎、宓廷芳，经理王竹斋，后为舒慎安。主营各种存放款、汇兑贴现及有价证券买卖。1932年1月8日加入杭州市银行业同业公会。1936年3月20日停业清理。
惠迪银行也是杭州城重要的一家标志性银行，是杭州城本土的银行，和陈光甫任经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非常像，资本金都不大，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资本金实收只有8万元，还不及惠迪银行，两家银行都是有业界代表人物经理，代表了两地金融界的最高水平，可惜惠迪在抗战前就停业。
除了担任惠迪银行常务董事一职，宓廷芳还是浙江地方银行的监事。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在官商分拆过程中需要设立独立的监事，监事人选必须要地方名流，既要有商业场上的实力又要有良好的信誉口碑，宓廷芳正是两者兼而有之的不二人选，由当时的地方政府推重而担任。
由以上可见，宓廷芳在杭州金融界介入程度之深，要知道在1933年之前，不论是上海还是杭州，钱业的地位是高于银行的，宓廷芳是杭州钱业的首选代表人物，他在杭州金融界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
宓氏参与社会活动
宓廷芳与子女在宓家大院合影
宓廷芳在1908年来杭州开设惟康钱庄，1909年起跻身成为杭州商会五大董事之一，并长期担任副会长一职。后来又成为杭州钱业公会首任会长，他在杭州钱业的地位和秦润卿在上海钱业的地位相仿佛，而领袖人物在担任职位的同时，也要作出相应的担当的。
譬如1916年杭州中国银行在抵抗北洋政府“停兑令”过程中，宓廷芳作为杭州商会五大董事，以惟康钱庄的信誉和实力为后盾，尽力维护金融业的信誉，不失信于市民，这其中宓廷芳正是风华正茂的之龄，他有担当更有付出，但没有张扬。
再譬如1926年10月，军阀孙传芳的军队宋梅村部进驻杭州市郊笕桥，扬言欲入杭州城“大索三日”。为此，全城人心惶惶。后来杭州商会会长王竹斋临危受命，急忙筹款数百万，只身一人携款前往笕桥游说。宋梅村见钱眼开，便答应部队不入城区，使杭城百姓免除了一场浩劫。这段历史看来是王竹斋劳苦功高，实际上是由商会的几位领袖人物齐心协力完成的，宓廷芳出钱出力，是筹资有功之人。王竹斋出面一则是会长，当仁不让；二则王竹斋无家庭拖累，这也是他冒死前往军营的重要原因。王竹斋的英勇义举为自己在杭州城赢得了一条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竹斋路”，而这份殊荣其实是属于整个杭州商会的。
慈溪有一位和陈嘉庚齐名的爱国华侨领袖慈善家吴锦堂先生，为家乡慈溪兴修水利，办学筑路，所做善事难以胜数，而紧随吴锦堂先生的就有宓廷芳的身影，只是依然像个隐身人，不为外界所知。在行文收尾之际，笔者偶然看到一则关于宓廷芳的记载，参与支持成立杭州市钱币博物馆的原始名单中，宓氏又赫然在列。
宓廷芳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杭州钱业的领袖，这其间为杭州城做过多少贡献，现在能看到的资料非常有限，我觉得这和宓氏祖传的“鸣琴”基因有关。
至今为止能见到当时同仁的回忆文章中对宓氏竟然是无一贬语，回忆文章涉及清末民国初整个杭州金融界的风云人物，只有褒誉无一贬语的只有宓氏一人，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人或一个家族在漫长的人生长河中竟然能做到这一点，笔者在回顾中国金融家族的过程中也是极少看见的。
原标题：《铁头精神，杭城银钱领袖兴业报国具担当！金融资本家家族之慈溪宓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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