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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行状、墓志一样，这类材料大都是由当事人或利益相关者的单方面陈述构成的，如果史实对当事者存在有利或不利，则出现侧重、省略、隐瞒、修饰、加工，甚至虚构、篡改，都在所难免。

赵孟頫自写小像

故宫博物院藏

唐人李翱就曾总结：「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故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一据。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或言盛德大业，远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殁而不朽，曾不直叙其事，故善恶混然不可明……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1

赵孟頫的《神道碑》及其《本传》，都主要来自其《行状》，而今天所见《行状》是由其门生杨载撰写、赵雍编次刊行的《松雪斋文集》所收之版本，美化修饰自然不能例外，我们看到的只是出版者想让我们看到的部分事实、局部事实，也有隐瞒、虚构和篡改，需要仔细分辨，不能拿来就用。

本文揭示被《行状》刻意隐瞒的赵孟頫早期仕途经历中的三起三落。

按发现顺序，这里先从济南罢官说起。

01

是正常离任还是惩戒性罢黜

1、王连起先生通过对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致季宗元二札卷》的考证 2、3，最早触及赵孟頫的济南离任问题。

文章注意到其一《度日帖》（图1）中「已及瓜而未代」的典故「及瓜」就是「任期已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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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赵孟頫致季宗元二札卷·度日帖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宗源总管相公尊亲家阁下：孟頫近附便上候，当以达听。即日春气向曛，伏惟尊履佳胜。【已上四行明嘉靖年间按家乘填补】眷□□□，孟頫领累寓此，苟且度日，已及瓜而未代，见星而出，戴星而归，簿书期会，埋头其间，况味可想。复欲戏弄笔研，如在江左时绝不可得。凡此皆三哥在此所见，当能一一为尊亲家道，故不敢缕陈耳。三哥随不肖来，甚知相累，不肖受此苦恼，乃命所当然。而三哥因不肖故，亦复如是，负愧无可言者。久留于此，觉甚不便，今附因长老小师便，发其归家，唯是贫者，无以为厚赆，极不安耳，因其得归，谨此拜覆，拙妇附此起居诸位夫人。不宣。」

并将帖中「苟且度日」「不肖受此苦恼，乃命所当然」联系到《本传》中补充的「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顺其意，以事中之。会修《世祖实录》，召孟頫还京师，乃解」一节；

「据《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元世祖忽必烈死于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四月皇孙铁穆尔即位于上都。六月’甲辰，召翰林国史院修《世祖实录》。’」因此「赵孟頫应召修实录离任的时间，应是至元三十一年的下半年，甚至元贞元年初」；

考其形制《致季宗元二札卷》原为同一札，分割为二，据其二《近见帖》签款「二月廿六日」，整卷只能是至元三十一年。而《三希堂法帖》中同时期的《致田师孟·专遣急足帖》（图2），内容与心态相近，应早两个月，即至元三十年十二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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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赵孟頫致田师孟·专遣急足帖

《三希堂法帖》卷二十一

释文：「孟頫顿首师孟省郎仁弟足下：近专遣急足賫文书去，计程当已达。二十一日张舍人还省，又寄一书，此驿程当到速也。不肖自史总管南去，权管钱粮，中间凡有短少，皆为整办，文簿一新，区区用心，自谓尽矣。而不知者听谗贼之言，反有疑于不肖，实是难堪，唯当避之而已。避之之道，又当以南去【浙西江东】为上。今幸得仲璋见辟，全望吾弟力为用心【恳博陵及商公】获遂所愿，没齿不忘盛德。临纸不胜虔祷之至。鹿肉一脚奉纳，愧不能多，拙妇附致婶子夫人问礼不宣。孟頫顿首，十二月廿二日。」

文章虽然触及到济南任上的难堪经历，但仍然将赵孟頫离开济南的原因直译解读为「任期已满」「届满」。

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俞和作伪赵孟頫款《鹊华秋色图》4（图3）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一段真伪辩，画面中心题款上的「罢官来归」措辞（图4），引发学术界第一次关于赵孟頫「罢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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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俞和等作伪赵孟頫款鹊华秋色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4　

俞和作伪赵孟頫款 鹊华秋色图题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丁羲元先生认为：「赵孟頫并未’罢官’，他由济南府事赴京修《世祖实录》，同年以病告归，并无’罢官’之说。」 5

赵志成先生反驳：「赵氏题款中的’罢官’应作’停职’解，即赵氏做地方官’秩满’后，’因病’未接受新职。」最重要的证据是「同样的说法还见于赵氏所著《松雪斋集》卷八的《先侍郎阡表》：’元贞元年，孟頫自济南罢官归里’」 6

两篇文章执论虽异，但在「罢官」问题上，作为立论前提，都一致认为，赵孟頫只有正常「秩满」，没有被惩戒性罢官，即没有「撤职」「贬黜」经历。

02

济南罢官的铁证

整理赵孟頫济南「离任」前后作品，有表1：

表1

赵孟頫济南「离任」前后作品署款情况表

图5　

赵孟頫济阳县重修庙学记　

国家图书馆藏拓片

图6　

赵孟頫萧山县学重建大成殿记　

原碑现存杭州萧山湘湖师范学校

表中，赵孟頫的散官，离开济南之前为「朝列大夫」，离开济南之后变为「奉议大夫」。

二者资品等级，按《元史》卷九十一《百官七》以及《元典章》卷七《吏部卷之一》等，「朝列大夫」为从四品，「奉议大夫」为正五品。当然，这个资品等级也符合《行状》至元二十七年拜奉议大夫、至元二十九年进朝列大夫的内在升降等级秩序。

这是基本事实。

并且《先侍郎阡表》中「罢官归里」也不是孤证，任士林《松乡集》卷三收录的《汴张府君墓志代赵子昂作》，同样是以赵孟頫的角度表述「出贰济南，罢归」，这样的文章对于有心篡改美化的赵雍而言只能是鞭长莫及了。

毋庸置疑，赵孟頫离开济南并不是简单的「及瓜」「离任」，而是带有惩戒性质的革职贬官。

03

由循行迁转体例看赵孟頫的仕途波折

对于这次惩戒，《行状》进行了选择性无视，而将赵孟頫的散官资品变化按一路升迁进行编排，即：

1、	至元二十四年（1287）六月，授奉训大夫，从五品；
2、	至元二十七年（1290）五月，拜奉议大夫，正五品；
3、	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月，进朝列大夫，从四品；
4、	至大二年（1309），升中顺大夫，正四品；

5、	至大四年（1311）五月，升中奉大夫，从二品。

这样的编排貌似平稳，又不免顾此失彼，由从四品到正四品的升迁达到18年，其长度是极不合理的。

按循行迁转体例7 ：

「正从四品内外人员，通理八十个月，与三品职事。」

80个月，即6年零6个月（含2个闰月）升从三品。按《行状》之平稳，同知济南2年有余，加上所谓修世祖实录按半年考绩，前后约30个月；

大德三年八月结束所谓「告病」，到大德七年七月50个月；

前后合计80个月考满，就应升从三品；

但赵孟頫实际至大四年才跳离四品陷阱，熬了整整20年，就此推算，这其中也应该是有重大仕途起伏的。

因此，《行状》的记载是局部事实，不是全部事实。唯有按贬官重考，前后考绩迁转拉通，则如教科书一般精准。

仍按体例：

「随朝诸衙门、行省、宣慰司官，三十个月为一考，一考升一等；外任官员三周年为一考……循行五十五个月同两考，八十一个月同三考。所少月日，复任贴补，余有月日，复任通理。」

赵孟頫济南贬官后，考绩清零，到大德三年八月复官，期间没有实际任职；复官后，以正五品奉议大夫「循」本品职事「江浙等处儒学提举」 ，行省官员按内官迁转，到大德五年十二月，计30个月考满，赵孟頫应在大德六年再次「荣升」从四品朝列大夫，于是有大德七年（1303）《玄妙观重修三清殿记》（图7）中再署「朝列大夫」，由于以高履低，「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就应该加「行」字了。

图7　

赵孟頫玄妙观重修三清殿记　

台北私人藏

既然前面隐瞒了贬官，这样的「荣升」并不光彩，《行状》自然也就无动于衷了。很遗憾的是，这次升等的具体时间，由于直接文献的缺漏，难以准确到月，只能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区间估算。

从大德六年正月到大德十年夏秋之间疡发于鬓告病，约十月中旬百日假满，辞官8 （当然，按《行状》里赵孟頫「神仙中人」无疾飞升的人设，生疮流脓也是断不可有的，按例被隐去），只有56个月左右考绩，那么赵孟頫至大二年升中顺大夫，四品以内由从转正，升与不升都是比较正常的。

到至大四年五月，升从二品中奉大夫，仍按体例，「三品以上非有司定夺」，就是按皇帝旨意了。

单纯的品级升迁计算，与史源各异、不可计数、具名签款的铁证，殊途同归，都可确证赵孟頫在济南任上遭遇了惩戒性贬黜。

而伪赵孟頫款《鹊华秋色图》伪跋中的「罢官来归」，以及《本传》中「韦哈剌哈孙」一段补充，又说明元末明初包括赵孟頫书画作伪者俞和，以及《元史》编纂者宋濂等人，对于赵孟頫的这次革职贬官以及前因后果，应是隐约知悉的。

04

革职贬官的前因后果

赵孟頫书信和诗词中对于这次革职贬官，还有较为丰富的信息可作互证和辅证：

1、祸起钱粮

赵孟頫最终未能脱罪，不可挽回地遭到贬黜，他到底犯下什么错误呢，行状史传当然尽皆回避。但从其《专遣急足帖》中所描述的工作性质可以分析：「权管钱粮，中间凡有短少，皆为整办，文簿一新，区区用心，自谓尽矣。而不知者听谗贼之言，反有疑于不肖」，钱粮、短少、文簿、谗贼之言，这几个关键词足以定性，让赵孟頫委屈的是，不知者有疑的正是其自谓尽矣的区区用心。

《专遣急足帖》(局部）

2、累卵之急

《专遣急足帖》又云：「近专遣急足賫文书去，计程当已达。二十一日张舍人还省，又寄一书，此驿程当到速也。」

仅此所述，此帖之前，已连发二札。

元代通达边情、布宣命令等紧急文书传递主要靠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其所系至重……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接力传递；中统元年规定「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9 ；至元二十八年，又有体谅缩减，「若必以昼夜四百里责之切，恐往返频数疲劳不能解送……限一昼夜行三百里」10 。

急递铺主要递送紧急军情，所以「定中书省文字转递外，其余官府文字不得由急递铺转送」11 。但实际元代很多具体操作层面的执法并不严明，急递铺的高效快速，切合了私人文书递送的需要，超越职权范围的利用、以铺谋私现象尤其普遍。按日行三百计算，济南到大都千余里，大约需要4天。

又可知第一封书信大约是十八、九日寄出，二十一日第二封，二十二日第三封，其情急如此。

《专遣急足帖》(局部）

3、倒悬之危

《专遣急足帖》又云：「今幸得仲璋见辟，全望吾弟力为用心【恳博陵及商公】，获遂所愿，没齿不忘盛德。」

「博陵」暂无从考，「商公」应与济阴商挺家族有关。

「仲璋」，即石仲璋；所「见辟」者，即《专遣急足帖》中所说的「谗贼之言」。《松雪斋文集》卷二有诗《送石仲璋》赠之：

霜风何凄厉，兰萧同枯萎。

念此鼻为酸，侧怆中心悲。

由来无丑好，众女疾蛾眉。

数罟困巨鱼，盐车厄天骐。

况复值怨仇，贝锦成祸机。

俯首无所诉，菹醢听所为。

向非知己者，虽死谁明之！

君子有行役，后会在何时？

欲别不敢往，瞻望涕涟洏。

援笔抚我心，为公吐此词。

详读此诗，「贝锦」典出《诗·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朱熹释之「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贝锦，以比谗人者因人之小过而饰成大罪也」；「菹醢」则是一种把人剁成肉酱的古代酷刑；「向非知己者，虽死谁明之」为感谢石仲璋当日「见辟」改正，免死之恩；前句「况复值怨仇，贝锦成祸机」可合「祸起钱粮」。

石仲璋无传，由刘敏中《中庵集》卷三、萧㪺《勤斋集》卷五诗叙，石仲璋大德四年冬由侍御史出河南肃政廉访使、尚书等职，疑为石天麟（字天瑞）家族。

刘敏中在《送石仲璋侍御赴河南肃政廉访使》有「良觌忆山东」句，结合刘敏中行踪，所忆应该就是石仲璋作为御史台官员赴济南处理赵孟頫钱粮案时，也就是至元三十一年年底到元贞元年初。

而对于田师孟，《专遣急足帖》里则是「获遂所愿，没齿不忘盛德」。《松雪斋文集》卷八《田氏贤母之碑》云：「相与莫逆，至今十年矣，海内言善交者必曰田赵」，此文各版本均作「至今□十年矣」 ，考其事迹可知实应为「至今十年矣」，能够救人于危难之际，田师孟足当「莫逆」之称。

「贝锦」之祸让赵孟頫「没齿不忘」，当时如果没有这些朋友的「见辟」，而是「俯首无所诉，菹醢听所为」的话，历史上也许根本就不会有赵孟頫这个名字。

《松雪斋文集》外集《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对济南罢官这节「没齿不忘」的经历不着一字，以「病辞」作结：「既而除直集贤，同知济南路总管府。成宗皇帝召入史院，夫人亦俱，余以病辞，同归吴兴」。这里有三个原因：其一、文体所限；其二、写墓志时赵孟頫已官至从一品，这事就算翻篇了；其三、赵雍最后编次改动。

《行状》的隐晦，一如此《墓铭》：「成宗皇帝以修《世祖皇帝实录》召至京师，未几归里」，第一次将京师之行归因于修实录。

《本传》中所记韦哈剌哈孙一节与《专遣急足帖》《送石仲璋》相合，虽为当事者单方面陈述的再转述，于原因分析无益，且较隐晦，但在事件互证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韦哈剌哈孙为廉访司佥事，正五品12 ，品低权大，赵孟頫职位虽略高半品，受到廉访司照顾，「实是难堪，唯当避之而已。」

通过以上分析，《专遣急足帖》只能是至元三十一年末第三次革职后所作，而不是至元三十年所谓的「及瓜未代」时期。

《专遣急足帖》(局部）

虽然遭遇了仕途最严重惨败，但赵孟頫并没有灰心，《专遣急足帖》中对于田师孟等朋友的上下活动仍然寄予厚望，对于当时难堪的处境，仅仅是「唯当避之而已。避之之道，又当以南去【浙西江东】为上」，帖中对南去设定了两个方向，这就表明，返京之前的赵孟頫并没有归隐之意，对于洗冤昭雪、继续从政没有失去信心。其一「浙西」，即家乡湖州附近；其二「江东」，亦有可以追随的故旧。

一败再败，耗尽了所有政声，赵孟頫在田师孟等人的帮助下避祸返京。按《行状》所记为参修实录，陈高华对此有过怀疑13 ，但其文将元贞二年十一月兀都带等进本作为结束时间是错误的，这个版本仅仅是个译本，《元史》卷十八明确记载：「（元贞元年）六月…甲寅，翰林承旨董文用等进《世祖实录》」，同日，赵孟頫为叔亮内翰跋定武兰亭序（图8），这个题跋被移配到《神龙本兰亭序》后 14 ，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图8　

赵孟頫为叔亮内翰跋兰亭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从赵孟頫诗文信札看，参修《世祖实录》一节较为隐晦，行程「未几归里」也较为短促，未见强有力的正面证据，陈高华的怀疑亦不无道理。

这次进京究竟是问罪终审、听候发落、上诉申冤、答谢救命恩人，还是所谓的参修实录，只有《松雪斋文集》单方面陈述，书信辅证也难以定论，此节尚待正面史料，尤其是利益无关方史料的发现。

从最后革职贬官这个基本事实来看，能够免予刑罚、保留官身，已经是经过多方努力得到的最好的结果，是没齿不忘的恩情，是艰苦卓绝的惨胜，也是耿耿半生的屈辱，赵孟頫并未能完整的洗冤昭雪、官复原职，这次回京未必能得到有司的好脸色，继续从政的希望破灭，只有托「病」回到吴兴，「以为终焉之计」 15 。

上篇图1　

赵孟頫致季宗元二札卷·度日帖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上篇分析了赵孟頫离开济南真实原因是革职贬官，也留下一些未决的悬念，比如《致季宗元二札卷·度日帖》（上篇图1 ）与《致田师孟·专遣急足帖》（上篇图2 ）孰先孰后？后者提出「避之之道，又当以南去【浙西江东】为上」，为什么浙西之外还有江东？江东有什么特殊含义？《度日帖》和《专遣急足帖》的分析意犹未尽，大量基础证据表明，同知济南中途，赵孟頫还曾有一次罢官与起复，而由诗文、信札与元代审计制度的考察可略推其因。

上篇图2　

赵孟頫致田师孟·专遣急足帖

《三希堂法帖》卷二十一

05

同知济南中途的罢官与起复

上篇表1

将上篇表1上推，补充赵孟頫同知济南「任上」作品，有表2：

表2　

赵孟頫济南「任上」作品署款情况表

图9　

赵孟頫　王深及妻宁氏合葬志并篆额　

国家图书馆藏拓片

由表2，从至元三十年（1293）五月《般阳路重修先圣庙记》和七月《王深及妻宁氏合葬志》（图9）、八月《利津县新建庙学碑》三件作品所署职官款看，后二者多署一个「前」字。

赵孟頫至迟到至元三十年夏秋之间，就有过一次「已及瓜而未代」了。

而至元三十一年八月廿三日之前，赵孟頫曾一度官复原职，并且更多了一个「本路诸军奥鲁」的兼职。

加上后来更加严厉的革职贬官，赵孟頫外放济南期间应有两次罢官。

按2017年嘉德秋拍之致季宗元《得托姻契帖》（图10 ）和《三希堂法帖》卷二十一《致田师孟·到济南帖》（图11 ），赵孟頫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到济南」，廿一日「署贱事」，按循行迁转体例，「外任官员三周年为一考」，至少应该到元贞元年末才能任满「及瓜」。

《度日帖》无论放在至元三十一年二月廿六日，还是元贞元年二月廿六日，都没有什么「任满」可言，「已及瓜而未代」只不过是书信中避免尴尬的掩饰而已。

要最终解决《度日帖》的时间问题，需要先准确界定第一次罢官后起复的时间。

图10　

赵孟頫致季宗元·得托姻契帖　

中国嘉德2017年秋拍

释文：「宗元总管相公尊亲家坐前：孟頫幸甚，得托姻契。苐以贫家，凡百不能如礼，谅惟知我，必不瑕疵。奉别以来，无非倾企。沼途以河冻津洼，备极艰难，十一月七日方至济南，领累苟安，皆出巨芘。济南山水之胜，甲于山东，但官事烦冗，略不得暇，至今未能一游，拙妇附伸。」

图11　

赵孟頫致田师孟·到济南帖　

《三希堂法帖》卷二十一

释文：「孟頫顿首师孟省郎仁弟足下。孟頫前月七日到济南，廿一日署贱事，赖芘休，领累粗安。伏计师孟为况日佳，千里之遥，欲见不可得，师孟亦复尔也。【台苻昨许送行诗，竟不写以见赠，若见，乞索之。刘彦方兄弟、赵伯昂并望致意。】省中诸相不敢造次作记，话间乞为道下情。昨南还，有诗文稿一册，转在魏嗣宗处，不知今在何许，师孟千万为挨问取发为幸。【《六书故》带在此，但不敢寄去，恐成干没耳。】拙妇再三伸意，婶子夫人，杭州销金裙襕一副奉送，外野物自禁断以来，到此并不可得，欲寄无由，想蒙亮察。不宣。春后一日，孟頫再拜。高门高闾，想安乐。彪彪无事颇会念’迟日江山丽’也。【近有小诗云：’山妻对饮唱渔歌，唱罢渔歌道气多。风定云收中夜静，满天明月浸寒波。’此诗如何？】安书再拜中书省吏礼房田师孟外郎处投上。师孟省郎足下，寓济南赵孟頫谨封。【裙襕一贴同到。】」

06

复官兼奥鲁

既然有两次罢官，中间必然有一次复官，按表2，较宽泛的上限为至元三十年八月、下限为至元三十一年八月廿三日。

《专遣急足帖》(局部）

仍见《专遣急足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及其行踪信息：「不肖自史总管南去，权管钱粮，中间凡有短少，皆为整办，文簿一新，区区用心，自谓尽矣。」

《松雪斋文集》卷五有《送史总管廉访江东》一首：

历下方夸汉隶循，江东又见绣衣新。

可能召父专前代，更有萧规俾后人。

佐理非才常自愧，别离作恶向谁陈？

何当揽辔从公去，归泛清溪采白苹。

《剡源佚诗》卷六戴表元亦有诗两首续接其事《史廉访自济南来江东，时赵子昂同知府事，画其所乘玉鼻骍以为赠》

南来雨汗赤鲜鲜，齐楚江山路数千。

忽见赵侯疏散处，解鞍振鬣一翛然。

（「疏散处」或作「疏散趣」）

一傔唐妆亦自佳，朱袍束带软乌纱。

还渠照影清溪水，满地西风苜蓿花。

赵孟頫一送，戴表元一迎，由史廉访的「南来雨汗」可知此三首诗约在春夏之间。

至元三十年五月，赵孟頫还在任上；元贞元年夏天，赵孟頫应已到大都，均可排除；唯一剩下的只有至元三十一年春夏，《专遣急足帖》中的「自史总管南去，权管钱粮」所指就是复官兼奥鲁。

《元史》卷十八：「朕勉徇所请，于四月十四日既皇帝位，可大赦天下」。赵孟頫待罪经年，应非不赦，复官兼奥鲁应该就在这一时期。

奥鲁是蒙古语的音译，指征戍军人的家属所在，军户都归各路奥鲁官府管领﹐凡签发丁壮﹐替换老弱﹐供应军需﹐赡养征戍军人老小﹐处理军户间的民事纠纷等，可以看出其中实际包含很多「钱粮」事务﹐至元元年（1264）以后﹐逐步改由地方路府州县长官兼领诸军奥鲁﹐管理军户，具体到济南路诸军奥鲁，应由正三品的总管兼任。

史总管南去后赵孟頫官职并未得到提升，仍然是济南总管府下的一个同知，单以官位品级兼管诸军奥鲁是比较勉强的，《专遣急足帖》中写到「权管钱粮」，即权且代管奥鲁之职的意思。一方面，说明了这个兼职的起算时间，另一方面这个「权」字，说明《行状》中「总管阙官」应确有其事。

《行状》《本传》对于赵孟頫在济南任上情况的记载都是「总管阙官」「时总管阙」「独署府事」「官事清简」，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据《道光济南府志》，「山东行省初在济南，故张世辉以行省知济南府事，是其证也。其后或在益都或在济宁，所谓因事设官，官不必备者也。」可见赵孟頫在济南虽然「总管阙官」但地位并非以同知代行长官之职，而仅仅是一个事务官，其上很可能还有行省官员代行路总管，不可能「独署府事」，也不可能「官事清简」。

赵孟頫能以从四品同知，而暂代正三品总管的「钱粮」之事，还有一个原因与其家世和过往履历有关：

1、家学渊源：据《先侍郎阡表》，赵孟頫之父赵与訔主要履历都与财政税务有关，官至户部侍郎；

2、专业考核：《行状》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为此，杨载刻意例举了赵孟頫年轻时最值得炫耀的应试经历：「未冠，试中国子监，注真州司户参军」。「国子监」是当时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司户参军」掌户籍、赋税、仓库交纳等事，「注」，即注官考试试中。当然，当时的赵孟頫由于年龄不到，是不可能「调官」出仕的。

3、从业背景：入元之初，赵孟頫又曾出任「兵部郎中，总天下驿置使客饮食之费」，参论至元钞法等。

所谓「福兮祸所伏」，这又成为后一步被韦哈剌哈孙「以事中之」弹劾贬官的原因，一波三折，环环相扣，实在是一出塞翁失马的故事。

07

史总管其人

从近年热门的真定史氏家族研究中将史总管的目标锁定到两个人：

1）史杞（1238－？）字子秀，天泽五子。幼名赵家奴，大中大夫，卫辉路总管、万户侯、淮东道肃政廉访使。1251年曾和四哥史杠一起就学封龙山书院，师从李冶、真定督学张德辉和著名学者元好问。姚燧的养父姚枢正好是史杞的岳父，姚枢的两个女儿都是史杞夫人，姐姐去世，妹妹继嫁。他们都和史家关系非同一般。而赵孟頫和姚燧则是同僚之谊。

2）史炜，史权长子。正议大夫，江东道肃政廉访使。墓在马村先茔之右。1

相比之下，史杞，职官更全，但其所行肃政廉访使职为淮东道，虽一字之差，仍应考虑历来文献都存在误传暂不宜排除；史炜，职官江东，又惜前事缺考。

图12　

赵孟頫人马图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本文撰成后曾与吴斌先生交流，恰逢其研究赵孟頫、赵雍、赵麟《三世人马图》，吴斌查到《安徽金石略》《济南府志》等文献，确定本文提出的「史总管」即史炜，亦名史脱欢，即《人马图》（图12 ）中的「飞卿廉访」。现将史炜部分摘录如下：

《安徽金石略》卷三中，记载了存于安徽宣城的《元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题名记》碑刻，碑文为王士熙所撰（王是至顺年间的廉访使），中国国家图书馆存有拓本，《嘉庆宁国府志》卷二的《职官》根据《题名记》排列了元代各任「江东建康道廉访使」，其中明确记载「史脱欢，至元三十年十二月到任，大德元年十月傅代增」（由前文分析这个到任实际存在滞留问题，「傅」指下任名叫「傅严起」者），史脱欢也是元代中前期唯一一位史姓的「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使」，由此可见，「史廉访」必当是「史脱欢」（「脱欢」为蒙古语音译，也可叫「脱欢」，脱欢，则是元代常见的蒙古名字）。史脱欢这个名字很有特点，史为汉姓，脱欢为蒙古名，这只能有一个解释，此人本为汉人，因本人或家族有功，被皇帝赐名（蔡志纯先生在1989年于《民族研究》发表《元明蒙汉间赐名赐姓初探》一文，对赐名现象此有过研究），而元初，史姓最为煊赫者，无外乎史天倪、史天泽兄弟了，两人而下，繁衍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家族，深受忽必烈宠渥。1985年河北廊坊永清县和1994年石家庄北郊后太保村两处史天泽家族墓地出土了若干墓志碑刻，使得元代史氏家族的脉系空前清晰，笔者又有幸在史氏后人史英豪先生的帮助下，得观《平定州三贤都史氏族谱》（1299年编修），在《史氏族谱》中，史权（史天倪之子）的儿子史炜条记载：「史炜，正议大夫，江东道肃政廉访使。墓在马村先茔之右，子生儿早逝」，这也是史氏家族中在元代早期唯一的「江东道肃政廉访使」，两下合围，「史脱欢」必是史炜。

查《济南府志》卷24《秩官二》，元代官员名录中，虽不见「史炜」之名，但可见唯一的一位「脱欢」，故当视为史炜，其下的官衔是「山东行省佥枢密院事」，枢密院为敏感的军事实权机构，「佥枢密院事」为正四品，一般由蒙古人担任，史炜以蒙古名用之，当也出于这层考虑。

图13　

赵孟頫人骑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戴表元赠诗提到另外一件人马图，内容是赵孟頫与其所乘「玉鼻骍」，玉鼻骍为白鼻赤马，第二首描写赵孟頫所赠画，画中又自状其貌，栩栩如元贞二年所绘《人骑图》（图13 ），《人骑图》拖尾赵孟頫侄儿赵由辰题诗一首可与戴诗相参：

乌帽朱衣玉束腰，鸣鞭飞鞚五陵豪。

仙翁妙得三花趣，神品何人可并高。

两诗一图对照，可为此图即赵孟頫自画像的历来猜测作判。

08

由《新秋帖》看罢官起复之因果

《三希堂法帖》卷二十一还有一件致田师孟札，可名《新秋帖》（图14 ）。札中所涉事件、人物、部门、职责的分析，对于作品本身、济南两起两落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整个仕途的影响，都是很好的参考。

图14　

赵孟頫致田师孟·新秋帖　

《三希堂法帖》卷二十一

释文：「孟頫顿首：师孟省郎仁弟足下，每有人自都下至者，必蒙流问，甚感不忘。即日新秋，想都下已凉，动静殊胜，济南暑毒不减，江左老火方可畏也。今有路家冯令史去，专为作此，盖此人自春间赴都打算，今又重去，恐局中或有怪责，则不肖提调必相累及，如到，望吾弟扣其所以，转加一言于朱检校之前，得免罪戾至幸。或部中有语，亦望转为恳君章左司假一言于宋彦礼尚书及当监局主事为祷。《六书故》一面抄写，《豫游图》不审可得否，并希报。韩进道去时曾有书，想已达，不宣。孟頫再拜」

「新秋」之谓有如「新春」，本不具体，但前缀「即日」，当指阴历七月一日或阳历立秋日，二者相去不远，从天气状况看「想都下已凉」而「济南暑毒不减」。仍然可以根据内容进行排除，信中「打算」「提调」「免罪」「转恳」「假言」，显然不是至迟上年七月即已停职无算可打、今年四月刚刚复官、八月尚且在任、更严厉凛冬还未来临的至元三十一年新秋，而只能是至元三十年新秋。若为阳历立秋日，则对应这一年阴历六月二十七日。

全帖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打算」，意思是对官员的财务审计，职能归御史台、行台及直属廉访司；

「路家」这里指济南路，「冯令史」是济南路办事的吏员；

「春间赴都打算」时赵孟頫刚刚到任，并没有自身审计问题，应是对前任的离任交接审计；

「今又重去」，可能在这里出现了问题或者触及了矛盾，所以「恐局中或有怪责」；「则不肖提调必相累及」，意思是说这次「打算」很可能影响到赵孟頫此后相当长一段仕途，当然还不至于与后来的「倒悬之危」相比；

「转加一言于朱检校之前」，元代在中书省和行中书省设检校所，这里「赴都」指的是中书省检校所，「掌检校左右司、六部公事程期、文牍稽失之事」2 ；「朱检校」是中书省检校所的检校官，正七品，职能是具体经办案件，「凡诸曹所治铨衡、赋税、礼乐、舆马、刑政、营缮之属，署牍参错旁午，出入山委林比，检校悉得录其缪愆，稽考以为重轻。上幕府议，一不合，则吏抱成案往来，力争可否。不得，则检校并上堂，立具列卷前后，反复辩论，必如律令乃已。其职任之重若此。……虽然检校为诸曹设也，诸曹有所阙遗，苟阿顺不言，则检校失也。检校言之不即改，且群聚腾讪焉，则诸曹过也。检校不挟其所得为者为功，诸曹不以其所不能为者为讳，则上下协和，百职具举矣。」3 赵孟頫担心检校官「阿顺不言」，所以要田师孟「转加一言」。

「或部中有语，亦望转为恳君章左司假一言于宋彦礼尚书及监局主事为祷。」这件事情涉及「左右司、六部公事程期、文牍稽失之事」，案情比较复杂，需要托「君章左司」与「宋彦礼尚书及监局主事」进行沟通；这里的「左司」指中书省左司郎中，正五品，是「朱检校」的上级；左司对应的「尚书」应为左三部即吏、户、礼三部之一，离任交接审计涉及最多的应该是户部，其下「监局主事」，按前后关系，对应「左三部照磨所，秩正八品，照磨一员，掌吏、户、礼三部钱谷计帐之事」4 。

按照《度日帖》和《专遣急足帖》中的办事风格，「中间凡有短少，皆为整办」，赵孟頫很可能是在交接审计中查出了前面的问题，未能坐实，涉嫌「诬告」反坐，但又「力争可否」，官司由御史台打到了中书省、户部，「反复辩论」，所以旷日持久。

《新秋帖》要从中书省检校所和左三部照磨所翻起陈案。一般来说，涉及自身的年度审计相对简单，只需按交接审计账目与新增会计年度核对即可，冷暖自知，是无需翻起陈案的，由此亦可知《新秋帖》只可能是至元三十年。

但到至元三十一年，遇到大赦，此事似乎不了了之。这次旷日持久的「打算」，对于另一角色韦哈剌哈孙则是「不能承顺其意」，由此埋下「贝锦」之祸的种子。

当然，这只是根据赵孟頫行事风格与札中所涉事务、部门、职能，结合有限史料进行的一种推演，具体情况如何，细节如何，有待更多史料发掘而求诸商榷。

图11局部

赵孟頫 致田师孟·到济南帖　

札中还提到一件旧事，前面《到济南帖》（图11 ）中曾附及：「《六书故》带在此，但不敢寄去，恐成干没耳」，《新秋帖》再次提及「《六书故》一面抄写，《豫游图》不审可得否，并希报。」《六书故》是宋末元初戴侗的一部古文字学著作，前面欲寄未寄，这里正在抄写，大约赵孟頫对此书有所注疏，稿已成，但尚欠成熟，「恐成干没」，意思害怕其中有考证不严密、冒险侥幸成分，所以之前已经答应了田师孟仍然「不敢寄去」，正好罢官后、佐理史总管前有一段「官事清简」时期，到新秋才完成再校、成稿，「一面抄写」。

赵孟頫的这次停职，可以进一步压缩，从七月写墓志提前到新秋之前，五六月间，距上年十一月廿一日「署贱事」半年左右时间，显然不可能是正常的所谓「及瓜」。停职一直持续到次年四月大赦，前后将近一年，这次罢官不如后一次严厉，且有史总管庇护，但又必须配合调查，不得离开。

由此，《度日帖》里的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释。虽然停职，但并没有结论，罪待定、冤待雪，期间仍然可以佐理史总管，「见星而出，戴星而归，簿书期会，埋头其间，况味可想。复欲戏弄笔研，如在江左时绝不可得。」这些事情显然不可能是在累卵之急、倒悬之危下可以做的。

《度日帖》中，赵孟頫还提到一个「三哥」，即季宗元的三儿子季克兆，见于赵孟頫大德十年为季氏家谱所作序5 ，赵氏「先代与季氏世附女萝」，又「得托姻契」，故以「亲家」相称，「而总管之子季克兆，又属余之馆，甥谊至笃也」，与季克兆以甥舅相称。「余之馆」释为「余馆之」，即随从幕僚的意思。赵孟頫「苟且度日」的窘境「皆三哥在此所见」，如果真的是任职期满「及瓜未代」坐等加官进爵，季克兆只需要等着沾光就是了，又怎么可能被「相累」呢？从五六月到次年二月，「瓜」藤足足有九个月之长，季克兆确实是「久留于此」了。

09

相关诗文与交往

1、《松雪斋文集》卷五《偶成绝句二首奉怀宋齐彦学士田师孟省郎》与《度日帖》境况相同：

道山仙府旧曾居，堕在尘埃意不舒。

回首故人天上住，如何不寄半行书。

乍可望尘迎使君，何堪据按棰疲民。

济南虽有如渑酒，准拟愁中过一春。

这两首诗表达了作者「及瓜」以后却不得离开济南，孤立无援、身心俱疲的尴尬处境。

「棰疲民」典出汉代桓宽的《盐铁论·诏圣》：「疲马不畏鞭棰，疲民不畏刑法」，窘困得不再害怕严厉的刑罚，「据按棰疲民」则是引申用法，表达的是《度日帖》中的「簿书期会，埋头其间」的「况味」，也不如《送石仲璋》中「菹醢听所为……虽死谁明之」之重。

同样是给田师孟，「准拟愁中过一春」，应该是还没有复官的消息，漫长的等待没有新消息，等出了「偶成绝句」，等出了田师孟「不寄半行书」，又比《专遣急足帖》的疾风骤雨要舒缓得多，连发三札的情况下，「莫逆」之交田师孟不可能不出手相助，二者肯定不在同一个冬春之际。

宋齐彦，名渤，其父中书平章政事宋子贞，《元史》有传，以八旬高寿卒于至元早年，世祖「颇悔用子贞晚」，有附：「子渤，字齐彦，有才名，官至集贤学士」；赵孟頫在集贤院为直学士，是宋渤的下级；桑哥伏诛后，世祖问可相之人：「翰林学士阎复、集贤学士宋渤二人如何？」，赵孟頫对曰「皆非相才也」，见《行状》；又《元史》卷十九，大德二年春正月，成宗「以翰林王恽、阎复、王构、赵与熛、王之纲、杨文郁、王德渊，集贤王颙、宋渤、卢挚、耶律有尚、李泰、郝采、杨麟，皆耆德旧臣，清贫守职，特赐钞二千一百余锭。」可知赵孟頫写此诗时宋渤当已年迈。

2、《松雪斋文集》卷四《春日送廉访监司赴都》，纯属溜须之作，全无含蓄之意，应写于对赵孟頫的停职调查结束之际：

春回北斗转招摇，使节迎春上九霄。

官道柔杨有生意，私田细麦长新苗。

东风河水冰初泮，迟日沙堤雪易销。

入觐彤廷元会毕，衮衣留相圣明朝。

「泮」指冰雪融化，此诗当在北方；又送人赴都，当未在大都；文集中前后均为寓济南所作，故此诗也当在济南。按济南常年入春时间在公历4月3日（至元三十一年对应三月七日）前后。

3、同时作品还有《送刘安道指挥副使还都兼寄李士弘学士》：

昔来雨雪正霏霏，今去春鸿向北飞。

王事便应歌杕杜，家人未用叹蛜蝛。

把鞍横槊军威壮，把酒论文雅志违。

为问瀛洲李学士，相思何故信音稀。

调查是从去冬到今春，世祖正月二十二日驾崩的消息应该早已到达济南，此行还朝回奏，正好赶上成宗继统，大赦天下，从两首诗中可见，赵孟頫的心情阳光灿烂。这样的心情，至元三十年和元贞元年都可排除，只能是至元三十一年春天。

两首诗一扫旬、月前二月廿六日《度日帖》以及《偶成绝句二首奉怀宋齐彦学士田师孟省郎》时的阴霾惆怅。

4、又《松雪斋文集》卷六《继郑鹏南书怀》一首：

岂不怀归苦未闲，宦情羁思不成欢。

可能治郡如龚遂，只合临流似幼安。

棋局懒从先处着，医方留取用时看。

夜来梦到苕溪上，一枕清风五月寒。

郑鹏南，《元史》无传，《中峰和尚广录》卷五之下《示郑廉访》，知其名云翼，字鹏南。查诸家文集与方志，郑鹏南又与刘敏中、龚璛、吴澄、许谦、中峰明本等有交往，曾任廉访司经历、监察御史、大德五年南台御史、至大三年佥浙西廉访司事、延佑二年任南台都事、延佑六年任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使，泰定元年任兵部尚书。

按《元史·臧梦解、陆垕传》「监察御史郑鹏南尝以二人并荐于朝」，臧梦解「至元三十年，擢奉议大夫、广西肃政廉访副使」，郑鹏南当已在监察御史任上。「宦情羁思」「五月寒」，赵孟頫当已复职，这首诗也应是首比较含蓄的答谢诗。

诗中「岂不怀归苦未闲」，正是「权管钱粮」之羁。结合《得托姻契帖》中的「官事烦冗，略不得暇」、《松雪斋文集》卷四《初到济南》诗中「官府簿书何日了」、《度日帖》中「见星而出，戴星而归，簿书期会，埋头其间」、《专遣急足帖》中的「区区用心，自谓尽矣」，《行状》《本传》刻意塑造的赵孟頫济南任上「官事清简」、无为而治的形象轰然倒塌。

刘敏中，《元史》有传，字端父，济南章丘人，曾有词《满江红·送郑鹏南经历赴河东廉访幕》，至元十一年即任监察御史，弹劾桑哥未遂辞归，起为御史台都事，王约因程巨夫弹劾桑哥与之表里，以言去，敏中乃杜门称疾，出为燕南肃政廉访副使，不赴，当在桑哥伏诛前，赵孟頫与之交往较早，《初到济南》诗便与刘敏中，敏中《次韵答子昂见示三首》，孟頫复和一首《刘端父御史见和前诗次韵》，刘敏中《次韵答鲜于伯几见寄》一首，孟頫有《次韵端父和鲜于伯机所寄诗》均作于济南。

时赵世延亦为监察御史，赵孟頫外放前有诗《赵子敬御史志养堂》相赠。

田润之「长山东廉访幕府」，赵孟頫有文《夷斋说》相赠。据刘敏中诗《赋田润之经历家腊月菊【原注元贞元年济南】》，田润之仅为廉访司经历，从七品，位在韦哈剌哈孙以下。

此时的郑鹏南、刘敏中、赵世延、田润之等人品级虽都不高，然均佐理或曾佐理弹劾监察事务，这些交往对于赵孟頫的前一次的罢官复职，应该是能够帮上一些小忙的，但后来的倒悬之危，就很难翻盘完胜了。

10

同知济南概要

综上所述，赵孟頫同知济南两年多时间的基本情况，可以概要为年表：

1、	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到达济南，「沼途以河冻津洼，备极艰难」；
2、	廿一日，正式上任，「官事烦冗，略不得暇」；
3、	至元三十年五六月间，停职待罪，其间协助史总管钱粮事务，「见星而出，戴星而归，簿书期会，埋头其间」，自谦「佐理非才常自愧」 ；
4、	新秋，致书田师孟，托于检校所、左司、部中斡旋，「得免罪戾至幸」；

5、	至元三十一年二月廿六日，致书季宗元、赠诗宋齐彦，「苟且度日，已及瓜而未代」「准拟愁中过一春」；

6、	对赵孟頫的停职调查姗姗来迟，始于上年冬，「昔来雨雪正霏霏」，结束于至元三十一年春，「东风河水冰初泮」；
7、	四月，成宗即位，大赦天下，赵孟頫官复原职；因史总管廉访江东，赵孟俯于是兼领了本路诸军奥鲁，有追随之思，「何当揽辔从公去」，赠画「玉鼻骍」自绘「一傔唐妆亦自佳」。
8、	五月，赠诗郑鹏南「岂不怀归苦未闲」；
9、	兼职奥鲁后，赵孟頫「权管钱粮，中间凡有短少，皆为整办，文簿一新，区区用心，自谓尽矣。」冬，廉访司佥事韦哈剌哈孙「以孟頫不能承顺其意，以事中之」，赵孟頫再次被停职，面临严厉刑法；

10、	年末，石仲璋为赵孟頫钱粮案辟罪，「向非知己者，虽死谁明之！」
11、	十二月十八九日、廿一日、廿二日，连续致书田师孟，寻求「避之之道，又当以南去【浙西江东】为上。」望其「力为用心，获遂所愿，没齿不忘盛德。」
12、	元贞元年，诏赴大都，最终裁决革职贬官，「未几归里」。

这个最终裁决，以个人仕途及其影响看，属从重处理，以案情发展始末旁观，属从轻发落。

同知济南期间，赵孟頫遭遇了两次停职，最后以革职贬官黯然离场，由此可知，我们今天所见由其门生杨载撰写、赵雍编次刊行的《松雪斋文集》所收之《行状》，只是出版者想让我们看到的局部事实、部分事实，有非常明显的隐瞒、虚构和篡改，在整体框架基本可信的前提下，其每一个细节，到底有多少水分，值得一一清理。而被一步步演绎夸张的「力请外补」情节正是其中之一。

11

并无巅峰有暗流

关于赵孟頫出知济南的原因及过程，《行状》写得轻松惬意，己意决遣：

「（上）又尝谕公曰：「朕年老，聪明有所不逮，大臣奏事，卿必与俱入。或行事过差，或意涉欺罔，卿悉为朕言之，朕方假卿自助，卿必尽力。」公谢不对，自是稀入宫中，力请外补。」

这是后来《本传》、研究中进一步夸张和强行植入心理描写的基础。

陈爽从南人整体失势的角度间接地注意到了《行状》和《本传》描写存在问题：「大批官员由于与桑哥的关系受到牵连，一些机构被革罢，赵孟頫似乎也颇受牵连」 「关于这次外补的记载十分隐晦，但可以推知，赵孟頫是被迫离开的。」并例举了《程氏先茔之碑》进行分析，把尚书省的革罢与赵孟頫的命运联系了起来；举荐赵孟頫的程巨夫，同样是直接弹劾桑哥的重臣，也因为桑哥伏诛未能幸免解职。1

《松雪斋文集》卷七《赵国公谥文定全公神道碑》还记载了阿鲁浑撒里与桑哥相斗「桑哥益怒，数奏公沮格。及桑哥败，公一无所污，然犹坐累籍没」，这表明忽必烈在桑哥问题上，一方面恼怒桑哥的贪婪，一方面也恼怒弹劾者，并未偏袒桑哥的政敌，从政治环境的角度与陈文所举文献相合。

而这个由环境「推知」的「牵连」，赵孟頫本人诗文书信给出了最直接的合证。

12

除授未定

图15　

赵孟頫除授未定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孟頫上覆丈人节干丈母县君：孟頫一节不得来书，每与二姐在此悬思而已，伏想各各安佳。孟頫寓此无事，不烦忧念，但除授未定，卒难动身。恐二老无人侍奉，秋间先发二姐与阿彪归去，几时若得外任，便去取也。今因便专此上覆，闻乡里水涝，想盘缠生受，未有一物相寄，二姐归日，自得整理。一书与郑月窗，望递达。不宣。六月廿六日。孟頫上覆。手书上覆丈人节干丈母县君。孟頫谨封。」

1977年，陈葆真最早确定了两件赵孟頫至元二十八年作品，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致丈人节干《除授未定帖》（图15 ）和致希魏判簿《倏尔两岁帖》（图16 ），主要理由包括：

01、二札日期完全一致，都是「六月二十六日」；纪事完全一致，都有「秋间先发二姐与阿彪归去」「秋间欲发拙妇与小儿南归」；

02、按元制，只有当时「五品」的文武官员的母、妻才可称「县君」，至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间，赵孟頫正担任正五品的奉议大夫之职；

03、第二封致郑月窗札中有：「奉别诲言，倏尔两岁」之语，根据《本传》及《行状》，赵孟頫至元二十六年曾以公事至杭，两年之后即至元二十八年。2

这其中关于「县君」的规定的引用，并不准确。

01.原始文献使用有误，文章引用的《辍耕录》来源是延佑三年（1316）制定的《流官封赠通例》3，缺少封赠制度发生、发展的时间性，至元时代虽然已经有封赠制度但并无详细记载；

02.赵孟頫至元二十七年「拜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其学士职已经是从四品，奉议大夫是散官而不是职官，按通例「散官、职事从一高」 ，按「参酌（唐宋）旧制」、通例或用唐宋典故的办法，赵孟頫的母妻应称「郡君」而不是「县君」；

03.封赠制度只针对父、母、妻、子，并无针对丈母娘一说。

「丈母县君」的称谓，应与赵孟頫出赘管氏，奉管氏夫妇为「父母」，至元二十六年归宗赵氏，不再将管氏夫妇视作「父母」有关 4 ， 《松雪斋文集》的编次和刊印回避了这一「不光彩」情节。

所幸，致郑月窗札的解读和计算是正确的。那么，无论「县君」的解读是否准确，二札书于至元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都是没有问题的。

据此补充赵孟頫仕途简表，有：

至元二十四年（1287）六月，授奉训大夫、兵部郎中；	_
至元二十七年（1290）五月，拜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	_
至元二十八年（1291）六月，除授未定。	_

仍如《循行迁转体例》：「随朝诸衙门、行省、宣慰司官，三十个月为一考，一考升一等」，由奉训大夫升奉议大夫是36个月，多出6个月，按规定「余有月日，复任通理」，也就是说可以攒到下一考中，到「除授未定」时「通理」也只有18个月，很明显，这是一次非正常停职。

图16　

赵孟頫倏尔两岁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孟頫顿首希魏判簿乡兄足下：孟頫奉别诲言，倏尔两岁，追惟从游之乐，丹青之赠，南望怀感，未之所报。惟是官曹虽闲，而应酬少暇，以故欲作数字，道区区之情而不可得，希魏爱我什至，当不以为谴也。即日毒热，伏想水精宫中，夷犹自得，屡候安胜，孟頫赖庇如昨，秋间欲发拙妇与小儿南归，以慰二老之思，是时又当致书，并以缪画为献也。家间凡百，悉望照拂，因便奉状。不宣。六月廿六日。孟頫再拜。」

13

恸哭悲风来

这次非正常停职，并非孤证。

致丈人节干、希魏判簿二札中的核心关键事件之一是「秋间先发二姐与阿彪归去」「秋间欲发拙妇与小儿南归」，赵孟頫现存作品中至少还有一诗、一札提到这一事件：

01.《松雪斋文集》卷二《罪出》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

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

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

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

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

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

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

骨肉生别离，丘垄缺拜扫。

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

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

02.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致郭天锡《奉别帖》（图17 ）

图17　

赵孟頫致郭天锡二札卷·奉别帖　

中国嘉德2019年秋拍

释文：「孟頫再拜右之二兄坐前：孟頫奉别以来，已复三年矣，夙兴夜寐，无往而不在尘埃俗梦间。视故吾已无复存者。但羸得面皮皱折，筋骨衰败而已。意谓吾右之优游闾里中，峨冠博带，与琴书为友朋，不使一毫尘事芥乎胸臆。静中所得，便可与安期羡门同调。近忽得家下书，知右之因库役之事，被扰异常，家事亦大非昔比。今见挈家在苕玉兄处，令人惆怅无已。然时节如此，切不可动吾心，是有命焉，但安时处顺，自可胜之耳。不肖一出之后，欲罢不能，每南望矫首，不觉涕泪之横集。今秋累辈既归，孓然一身，在四千里外，仅有一小厮自随，形影相吊，知复何时可以侍教耶？因黄簿便，草草奉状。拜问起居时中唯善自爱，拜意。茗玉兄长及阿嫂各请善保不宣。十二月廿九日，孟頫再拜。」

以上三札一诗并案，都是同一个事件「六何」统一的前后不同表述：

1、何人：四件作品同时提到的人物「二姐与阿彪」「拙妇与小儿」「病妻抱弱子」「累辈」，均指管道升和赵雍；

2、何事：相同的事件「归去」「南归」「远去万里道」「既归」，都是指管道升和赵雍提前返回吴兴；

3、何地：「在此；寓此；除授未定，卒难动身；二老无人侍奉；归去；几时若得外任，便去取也」「奉别；南望；官曹；伏想；南归；二老之思；家间凡百，悉望照拂」「远去万里道；目断南云杳」「奉别；南望矫首；四千里外」可见此时赵孟頫未谋外任，身在大都。

4、何时：「倏尔两岁」「秋间」「寓此」「几时若得外任」「闻乡里水涝」「今秋」「恸哭悲风来」「已复三年」。

由送别地点和人物可以推知，这就只可能是至元「二十六年，以公事至杭，乃与夫人偕至京师」之后的一个不完整的秋天。

中篇图11　

赵孟頫致田师孟·到济南帖　

《三希堂法帖》卷二十一

按至元二十六年赴京，到二十七年六月管道升应正在孕、哺期间，可排除，那么至元二十八年的弱子小儿阿彪大约一岁左右，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致田师孟《到济南帖》（见中篇图11 ）「彪彪无事颇会念’迟日江山丽’也」也就是两周岁半左右，这是符合幼儿智力发育规律的；

「几时若得外任」符合《行状》，自然应该是至元二十八年；

「闻乡里水涝」，查《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以后两年，浙西仅至元二十八年因灾放赈「二月……癸巳……遣行省、行台官发粟，赈徽之绩溪，杭之临安、余杭、于潜、昌化、新城等县饥民……三月……壬戌，杭州、平江等五路饥，发粟赈之……五月……辛亥，以太原及杭州饥，免今岁田租」，戴表元的文章记载了其原因和去向「时浙西水，德昌台僚衔命发粟赈济」 5 ，又燕公楠亦有报水患「兴工疏浚」 6 ；

元朝放「官赈」到地方，又常有向富户派捐的惯例，称为「民赈」，参考《元史》如卷十七「令富家募佃人疏决水道」、卷二十二「诏富家能以私粟赈贷者，量授以官」、卷四十一「募富户出米五十石以上者，旌以义士之号」、卷九十六「又劝率富户赈粜粮一百四十余万石，凡施米者，验其数之多寡，而授以院务等官」等，而郭天锡的「库役之事，被扰异常」也当是因为水患被派捐；

古人纪年纪岁或虚或实，「倏尔两岁」不足两年称作两岁，「已复三年」刚过两年称三年，都是正常的，「三年」指的是至元二十六年秋到至元二十八年冬为三年。

因此，以上四件作品都只能是至元二十八年。

几乎所有研究都把《罪出》这首诗的内容视作赵孟頫对出仕元朝的悔恨，这又是受到明清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以后人之履以适前人之足，而史实方面正是受制于《行状》和《本传》的误导。题名「罪出」，并不是出仕所以「有罪」，而是「有罪」所以被革除官职，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罪」。

14

因果与对策

续前文。

5、为何：

《元史·世祖本纪》载：是年春正月壬戌（廿三日）「尚书省臣桑哥等以罪罢」，五月辛亥（十五日）「减中外冗官三十七员」，七月丁巳（廿二日）「桑哥伏诛」。

桑哥问题上《行状》同样把赵孟頫写得神乎其勇，但柯平考证认为「至元末年权相桑哥在也里审班、也先贴木儿、阿利浑彻里三位大学士联名力奏下终于被诛，这件功劳居然也被算在了赵的头上。此说不仅与《元史·世祖实录》等书所述迥异，即使在同时代人的言行著述中也从未见有如此提法。」7

赵孟頫本人为阿鲁浑萨理、康里不忽木所写墓志铭中都涉及到弹劾桑哥的过程，未见自身参与其间的描述。考其诗「见事苦不早」，可知他并没有料到元世祖在桑哥这件事情上迁怒于整个南人群体的态度，被划归到了裁撤之列，早早地在桑哥伏诛之前成为「除授未定」的看客。

6、如何：

六月二十六日，「寓此无事」的赵孟頫，已经落职一月有余，之后的诗中赵孟頫用「今如笼中鸟」来表达这种前途未卜「卒难动身」的窘境，此笼实出己织。

由此，赵孟頫不得不费尽心机「应酬少暇」地盘算「几时若得外任」的事情，这哪里是《行状》和《本传》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挑肥拣瘦地「力请外补」呢？

赵孟頫「外任」的盘算既是在「除授未定」的情况下做的，因此其「稀入宫中」更可能是非不欲为，是不能为也。这样的努力，在「累辈既归」后一直持续到除夕前夜都没有结果，「不觉涕泪之横集」。

15

罢官兵郎曹

关于兵部郎中任期问题，《松雪斋文集》比较含混。

至元二十四年（1287）六月，授奉训大夫、兵部郎中；	_
至元二十七年（1290）五月，拜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	_

这里的散官变化，由「奉训大夫」到「奉议大夫」是标准的取代关系，并无疑义，但职官「兵部郎中」到「集贤直学士」是取代还是兼职关系并未说清楚。

虽然元代制度中集贤直学士是个有名额限制、有实际办公地点的实职8 ，但从今天的存世文献和作品来看，在实际操作中，学士更是一个兼职和荣衔，当过一次「某某某学士」，无论是否离职，只要不升为更高品级的「学士」就一直可以署作「某某某学士」，并且无须加「前」字。赵孟頫从至元二十七年拜集贤直学士开始，最晚记录一直到至大二年，无论是外放济南、提举江南、告罪告病闲居都一直署作集贤直学士，这些署款无疑都是突破名额限制和办公地点的，是兼容性的。

至元二十八年的「除授未定」更应该是兵部郎中被非正常停职之后的事情，从赵孟頫作品和他人给赵孟頫的诗中都可找到证据。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书法作品《褉帖源流小楷卷》（图18 ）与至元二十八年春夏间仍然在兵部郎中任上具有互证关系。

图18　

赵孟頫自跋褉帖源流小楷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据跋文，小楷卷是「二十年前（此处为虚指）为兵郞曹，野翁谒选都下」时所书。「野翁」其人可考，姓朱，名不详，字仲阳，号野翁。野翁入都前有姚燧送行诗《送朱教授野翁赴都下》，姚燧行踪有《牧庵集·附录·年谱》记载，姚燧至元二十五年「归自燕，居于邓（河南邓州）」，到至元二十七年才「自汉浮江东，游会稽，过江州」，送行诗首句「江东穷秋月，风霜已凄清。」朱野翁由大都返回江东时与九月解职归乡的程巨夫相遇于建康，程巨夫亦有诗相送。由此《褉帖源流小楷卷》上下限都可确定，根据帖中沙尘暴天气描述，应为至元二十八年春夏之交，尚在兵部郎中任上，到六月已经非正常离任多时，离任时间最可能的就是五月 9 。

从外证看，牟巘曾寄诗安慰赵孟頫：「四年郎省户，小滞当高骞」10 ，意思是说，从至元二十四年六月到二十八年五月，四年兵部郎中被革职，小小的挫折不要太在意，权且当作是高飞前的蛰伏吧。从兵部郎中到兼直集贤时的官升一等显然不是什么「小滞」。

据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十七《髙房山墨竹图并题卷》之赵孟頫跋：「仆至元间为郎兵曹，秩满，彦敬与仆为代」，这显然又是一次「及瓜未代」式的掩饰，可惜的是，高克恭出任兵部郎中的具体时间并不可考。

16

余论

《行状》对赵孟頫履历的隐瞒与篡改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主要责任人应该是《松雪斋文集》的「编次」者赵雍，另文专考。

由于《行状》和《松雪斋文集》的刻意隐讳，在认可其大框架的前提下，很多细节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以后继续挖掘。

赵孟頫同知济南如果说没有一点官声政绩，那是不近情理的，毕竟有「官事烦冗」之劳，但要认真计较，前后这两次任期都非常短暂，大部分时间在应付打算、参劾问题，找起来也很困难，《行状》记载的几件都是些似是而非的枝节，其中有一件祷雨龙洞绘声绘色，查《松雪斋文集》有诗《祷雨龙洞山》一首似可「合证」其事。龙洞山在什么地方，值得考证：

01.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一《紫芝亭记》：「集贤直学士赵君之隐居，在德清龙洞山之阳」；

02.吉林省博物馆藏赵孟頫书《种松帖》（又名《东衡帖》，如图19 ），书与孙行可，「龙洞并一应山都与种遍松。」

图19　

赵孟頫种松帖　

吉林省博物馆藏

释文：「孟頫记事，园中□□□。行可提举足下。自来奉字，每深驰想。家间两次发到所寄书及田上帐已收。龙洞并一应山，望都与遍种松，切祝、切祝。东衡穴边地，望都与买了，价钞可于舍姪处取。此间勾当，非不在心，但机会少，法度密，费用大，心逮而力不逮也。徐庭玉备知艰难，他日必能详言。如欲之，可遣人来为佳。因便奉记，莫尽欲言。不宣。闰月十日，孟頫记事致。」

单国强考其为延佑五年闰八月 11 ，但考察其书法用笔重按轻提，用墨流畅润籍、结字重心均衡，是典型的至大书风，不同于延佑末期书法之笔枯墨悴、重心高提，这种书风差异可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与中峰和上十一札》中至大三年《吴门帖》与其余延佑六年南还后诸帖的比较；由内容「自来奉字，每深驰想，家间两次发到所寄书及田上账已收」可知，此书当在大都任上，署款「闰月十日」 ，查陈垣《二十四史闰朔表》，此札当在至大四年闰七月，此龙洞亦在德清。东衡买地，是官升二品后按规定增扩墓田的行动，另文专考。

03.济南龙洞，魏晋唐宋，皆有迹考，然《松雪斋文集》自注清晰，如《初至都下即事》首句「海上春深柳色浓」注「北方谓水泊为海子」，深恐毗邻东海的浙人误作广纳百川之海，《松雪斋文集》大德二年由只知江南的戴表元作序，这个该注未注的龙洞山祷雨到底是在济南还是在德清呢？

由此可知赵孟頫笔下的龙洞山更合理的是在德清而不是济南郊外。《行状》所写龙洞祷雨这段政绩或应归于杨载、赵雍妙笔移花之功，而其他的几件「政绩」又将如何考证呢？姑且信之，姑且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