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剑（拍自陕西历史博物馆）

秦甲（拍自陕西历史博物馆）

苏辙认为主要原因是六国合纵不团结，认为六国诸侯“贪疆场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何去非在《何博士备论》首篇《六国论》中的观点与苏辙相似，认为“其祸在乎六国之君，自战其所可亲，而记其所可仇故也。”笔者认为他们描述的还是历史的现象，对更深层次的原因缺乏分析，清代李桢《六国论》则针对苏洵、苏辙的观点指出：“彼六国者皆欲为秦所为，未可专以罪秦也。”李桢这一观点更透彻些，但李桢认为七国兴亡皆为天意，“六国皆欲为秦之所为，而秦独为之，而遂焉者，所谓得天助云尔。”又提出：“亦秦与六国之自为之也。”这一点与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提到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非常相似。

关于六国如何做才能避免灭亡呢？ 苏洵认为：“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苏辙认为：“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何去非认为“向使关东之地合而为一，以与秦人决机于韩、魏之郊，则胜负之势盖未可知。使齐能因其资而遂并燕、赵，楚能因其资而遂并韩、魏，则鼎足之势可成。”李桢认为：“奚为其无术也。焉独存，虽王可也。孟子尝以仁义说梁、齐之君矣，而彼不用也，可慨也夫。”从挽救措施方面而言，苏辙、何去非认为应保持合纵同盟，苏洵的更深刻些，然而他们都未超出战国时期合纵家们的认知范畴。对战国局势认识上，笔者认为李桢分析更透彻些，然而其认为行仁义便可图存乃至王天下的想法太理想化了，不切实际。实事求是地说，即便行仁义，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六国还是无法打败秦国，想要靠行仁义而使百姓“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出自《孟子·梁惠王》）只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而已， 在残酷的竞争中，胜负的根本还是在于实力，仁义亦必须有实力作为支撑。

战国中期局势（图片转引自百度）

六国为何为秦所灭？从时势上看，战国本质上是兼并战争，七国皆想吞灭他国，统一天下。至于合纵连横只是其中的手段，即便六国合纵成功遏杀了秦的崛起，那么还会有一个较为强大的诸侯国胜出，在七国残酷的竞争中，胜者存，败者亡。六国合纵加起来的确能在国力、军力的体量上对秦国有优势，但应该看到，由于六国本身内部存在纷争，缺乏强大领导力与组织力，使得体量上的优势难以化为真正的竞争势力，况且很多优势还是纸面数据上的优势，不足为恃。至于合纵的意义何在？孙皓晖先生在《大秦帝国》中假苏秦之口说出合纵在于为六国争取发展时间和空间，这话说得有见识，然而六国终究没有抓住机遇。孙皓晖先生总结了六国灭亡的原因，分别为术治亡韩、乱政亡赵、迂政亡燕、失才亡魏、分治亡楚、偏安亡齐，笔者认为这样的总结较前人更为详细系统，令人信服。

孙皓晖先生（图片转引自百度）

合纵与连横皆为外交手段，为何一成一败？有学者曾经分析合纵诸侯缺乏主心骨，各国首鼠两端故而致败，而连横则以秦为核心，是秦针对合纵专设的应对之法，六国合纵时，秦便利用六国矛盾挑拨离间，以武力胁迫加小利诱惑拉拢韩魏以攻齐楚，从齐楚所获部分土地予韩魏作为酬劳，无合纵威胁时则攻打三晋以获实利，这样的观点很有道理。笔者以为无论合纵还是连横都是短暂的外交手段，皆不可为恃，战国后期一百多年，合纵连横反复上演，六国明合纵之利而终究败盟，韩魏亦知加入连横助秦乃抱薪救火，之所以如此盖因为时也势也，正如秦惠文王所言：“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之明矣。”（《战国策·秦策一》）各国矛盾犬牙交错，没有永恒的盟友，战国七雄皆利用种种利害关系来火中取栗，所谓六国割地赂秦导致国家灭亡亦表象耳，割地原因一为实力不济，二为时势使然，秦亦曾在战败或者局势不利时割地赂六国，由于秦胜多败少又根基雄厚，故而割地次数较少且无伤大局。七雄竞争，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看谁的实力更强，看谁的手段更高明些，看谁的根基更稳固些。六国破灭，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天下大势趋一，六国没有抓住历史机遇，改革不深彻，实力根基不稳定，缺乏战略定力，在残酷竞争中被淘汰，当然这是总体而言的，具体到每个诸侯国的情况都不一样。从七雄成败可知，认清顺应历史大势，积淀实力稳固根基并采取灵活合适的策略是成功的关键，此中要义不可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