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全文

蔡美彪回过神来后喜上眉梢。可是回头一想, 不选课就得不到规定的学分, 学分不够就不能毕业。结果还是选了向达的“中西交通史”, 旁听了金毓黻的“东北史”。他同时在东语系选修蒙文和阿拉伯文, 在西语系选修法文。读研期间, 他基本都在学语言课, 为其日后的满蒙文字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样的求学经历, 使蔡美彪对当今教育颇多感慨:

“现在, 学校对学生选课限制太严。其实教学最欠缺的一环就是读书。历史专业的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 居然还有没通读过《史记》的。前些年, 我为社科院出考研试题, 发现有些学生的本科成绩虽然很好, 却答不上来我们出的很一般的考题。应该懂得的基本知识, 仅仅因为老师没有讲到, 他就保持着心安理得的无知。”

驻守史学所的“一门干部”

1952 年, 北大文科研究所被中国科学院接收, 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就搬进了原文科研究所驻地。时任所长罗常培先生对八思巴字( 八思巴是元朝国师, 《书史会要》中记载他“采诸梵文创为蒙古字”, 即八思巴字) 很感兴趣, 读到蔡美彪写的研究八思巴字的文章, 大为赞叹, 把他从明清史研究室调到藏有几万张拓片的金石拓片室。蔡美彪不负众望, 从拓片中发现了一批八思巴字材料。因缘际会, 罗先生后来又安排他到社科院语言所工作。期间, 蔡美彪和罗常培合著了《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 又独力著成《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

转眼过了半个世纪, 较之当年, 蔡美彪的工作和生活节奏都没有太大变化。他用食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圈, “五十多年来, 都是在这个院子里面。‘文革’时人家批我, 说我是‘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 然后到机关门, 脱离工农兵, 走白专道路。我心说, 我哪里是‘三门干部’呀, 我是‘一门干部’, 从来就没有出过这个院门! ”

就是这道坐落于东厂胡同的小小院门, 串连起蔡美彪长达半个世纪的生命轨迹。庭前梧桐一年年生芽落叶, 手中书卷却仍似旧友, 常伴朝昏。

“蔡, 原来您是治史的天才! ”

了解蔡美彪的人都知道, 静水流深, 平静只是他学者生涯的表象, 他的智慧及卓见一经发表, 往往如投石入水, 使史学界泛起层层涟漪。

著名学者王叔岷有一次在亲友面前说, 自己发表处女作时未及而立, 言下颇为自得。他的女儿赶忙提醒: 蔡美彪在同一期刊物上也发表过文章, 当时他才十九岁!

原来,1947 年, 蔡美彪用文言写出第一篇学术论文《辽史王鼎篆正误》, 次年寄给当时颇有名望的学术刊物《学原》, 主编徐复观当即回信表示准予采用, 并足额付给稿费。然而文章未及发表, 天津就解放了, 上海商务印书馆南迁至香港, 发表计划似乎不了了之。蔡美彪再接再厉, 大学三、四年级时在《大公报》、《议事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多篇。几年后, 蔡美彪根据《辽史王鼎篆正误》底稿用白话重新修改, 于1952 年发表在罗常培先生主编的学术刊物《国学季刊》上。

1978 年，一位来访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对蔡美彪说: “久仰! 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您的《辽史王鼎篆正误》。”蔡美彪纳闷, 看对方岁数不轻, 五十年代了他还在校当学生? 那时在美国怎么看得到中国大陆发行的这本刊物? 一问方知, 《学原》于1950 年在香港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初稿。在《学原》那一期上发表文章的很多人战后留在了香港, 其中就有王叔岷。就是这篇文章, 海外不难求得, 蔡美彪却在事隔三十年后才觅得芳踪。

公案还没有结束。1985 年, 蔡美彪出访美国。美国学者见到他后惊呼“太年轻了, 有没有搞错! ”说什么也不信他就是《辽史王鼎篆正误》的作者。他们质问: 按照常理, 蔡美彪其人应该已年逾耄耋了, 怎么才五十七岁?

蔡老一头雾水, 百口莫辩。直到同事出来作保, 才使美国人的疑惑冰释。原来, 这篇文章引用新证, 解决了王国维没能解决的问题, 而且下笔老成, 海外人士于是都认定蔡老和王国维应是同辈人, 见到蔡老后难免大吃一惊。惊讶继而转为赞赏: “蔡, 原来您是治史的天才! ”

天才的背后却是过人的勤奋。年轻时, 蔡美彪借得图书馆的书来做校对和抄写, 每每直至深夜。现在展卷, 还能看到当年写下的“夜二时半校毕”等字样。

蒙元史及其文字研究是蔡美彪的专长。他强调, 研究八思巴字, 仅凭对现代蒙语的熟悉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关于元代的金石历史知识。即使具备了上述条件, 为证得一字, 有时也要付出很大心血。

2005 年8 月, 为取得北京平谷区( 县) 元代兴隆寺蒙汉文圣旨碑碑文的第一手材料, 老先生亲自攀登瑞屏山, 临碑摩挲审辨, 终于辨识出拓本中模糊不清的字, 于次年发表文章, 纠正了某些流传的误释和误译。

言语间皆是史, 点滴中总关情

从1953 年起, 蔡美彪就协助范文澜编写了《中国通史》前四卷。范老逝世后, 蔡美彪毅然担负起这项未竟的事业, 主持编写了第五至第十卷。他认为, 《中国通史》第十卷写到嘉庆朝后就不继续写下去是没有道理的, 应该补写从道光继位至宣统退位这一部分, 以清朝及其封建帝制的灭亡作结。十卷出齐之后, 他每天仍然坚持工作六七个小时, 与汪敬虞、杨天石、茅海健等专家合作完成《中国通史》第十一卷和十二卷。斗转星移已近十载, 即将付梓。

蔡美彪秉承范文澜的观点, 认为“一本好的通史, 第一要直通, 第二要旁通, 最后要会通。”按照范文澜的解释, 直通, 就是要精确地具体地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 旁通, 就是社会中各个现象不是孤立的, 它们互相有机联系着, 互相依赖着, 互相制约着; 会通, 就是两个方面的综合。蔡美彪说: “如果没有水乳交融的会通, 就算不得具有时代气息的完备通史。”当年, 蔡美彪访问普林斯顿大学, 和《剑桥中国史》的主编杜希德见面。两人互相称赞对方, 一称对方为“大将军”, 一称对方为“大元帅”。惜乎杜希德先生已经作古, 没有能够看到《中国通史》的万千雍容。

笔者手头的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中国通史》精装十卷本, 气势恢宏, 笔法洗练, 点水之间, 宏旨通透, 代表了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同时又是公认的雅俗共赏之作, 文笔气势氤氲, 风骨朗朗, 可谓言语间皆是史, 点滴中总关情。

小心“夫人代管”

蔡美彪习惯了事必躬亲。“我的习惯是自己做, 稿子也是自己写”, 这种习惯, 深受范文澜先生的影响。谈及范文澜, 蔡美彪目光如水, 语调和神态都变得愈加恭谨, 如同范老就在面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范老就住在近代史研究所的院子里。尽管一只眼睛视力不好, 仍然坚持每天早上八点多开始工作, 下午至少六点才离开办公室。

研究所的同志都住在所里, 入夜, 人人都点灯学习。人们说这是范老的影响所致,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晚饭后, 范夫人在院子里散步, 走家串户后回来告诉范老某某不看书顾自下棋呢。开始, 大家不明所以, 琢磨着范老怎么那么明察秋毫; 后来真相逐渐大白, 于是家家灯火通明, 久而久之, 范夫人的夜巡就被谑称为“夫人代管”。

后来, 国务院曾拨给范文澜一套住房, 他一个人难免寂寞, 蔡美彪就搬来住在二楼, 两人朝夕相处, 生活上互通有无, 学术上切磋砥砺。范文澜除学术外别无爱好, 很少看电视看戏, 偶尔看一次, 遇到不懂的时新事物还要问蔡美彪。他怀有一种严肃的编纂通史的使命感。为写作通史不惜推却或辞去许多行政领导职务, 几十年如一日, 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谈及《中国通史》, 蔡老谑言: “也很平常, ‘通史’就是普通人写的通俗的历史书。”出语平易, 其实艰辛。就在和笔者见面之前, 蔡老刚解决了《中国通史》清样的一个校勘问题: 书引黄遵宪词“展冰奁, 试照桃花血。影如此, 泪重洒”, 清样中作“展世奁”, 平仄与文理皆不通。但错讹的是哪个字呢? 老人专程到书店寻觅, 靠着书架打开黄遵宪的诗词集翻查, 知原字确是“展冰奁”。“奁”原义为镜匣, 后来引申为嫁妆的意思。用冰来形容镜子, 蕴含玉洁冰清之意。

蔡老说, 回顾过去的论述总存在不足, 亦因观点进展和新材料的发现而有待深化。维度需要开拓, 但下笔益须审慎。“越不懂就越敢写; 越懂, 才越会惜墨如金。像范文澜先生写唐代儒学, 只用了几千字, 那是因为他从年轻时就研究经学, 对经学太熟悉了, 才能做出这样的高度概括。史笔简洁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写书的境界, 就是以己少许, 胜人多许。”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的面世只是乐章之间的一个休止, 蔡美彪的治史生涯不断地奏出一个又一个变化无穷的展开部, 令人目不暇接。除了通史编纂和蒙元史研究, 他还以十年时间专治地震史, 合作主编了三百多万字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 而他的名字也为中国科学院编写的《地学人名词典》收录。近年, 出版社还预备以全十二卷为基础, 提炼成约六十万字的两卷本简本。在蔡老看来, 这不是简单的删减, 几乎等于重写。

“寸阴难求, 寸金何用? ”

蔡美彪学术道路的紧要关节处, 往往如有天助, 水到渠成。他谦言, “人能做什么, 不能摆脱环境影响。我做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被动’的。主编《通史》, 是范老身后的应尽之义; 主编地震史料, 是唐山地震后全国减灾工作的一部分; 研究八思巴字, 是通过罗常培先生才接触到金石拓片, 从而发现了别人难得见到的新材料。”

就读于一流大学, 受业于一流导师, 功成名就于一流的研究所。蔡美彪一生的学术道路如此顺遂, 人们不禁会问, “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

“时不我待。这是我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无法回避的尴尬。”

最近学部开会, 他说, 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身处和平时代, 把握中国近百年来没有过的机遇, 享受着过去无法比拟的工作条件。而我们这一辈在战争和运动中度过了一生最可宝贵的岁月, 所以当代青年学者理应超过前人。

“从小读书, 有些话读了并不见得理解, 我的小学老师说过两句话: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年轻时, 觉得这是老生常谈嘛, 快八十了, 才越来越感到它的分量”, 蔡美彪说。

“我对寸金没有兴趣。我要寸金何用? 老一辈先生叫学生做学问不要贪名图利, 真才实学才是根本。范文澜生前曾向出版社写信声明不收稿费, 稿费全部上交国家。他的近代史印了上百万册, 《中国通史》印了几十万册, 多少年来却从未领过稿费。古人将钱叫做‘泉’, 到手就花了。不花就等于没有。但学问却能不断充实自己, 不会流失。”

蔡美彪当过不少奖金的评委, 他不赞成作者自己申请, 希望采取学者推荐的方式。他自己就从未主动申请过奖金, 得到的奖励都是别人代为申请的。有一段往事被当作笑话讲: 前些年由出版社申请, 蔡老主编的书获得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国家奖和奖金。他说, 大家分了吧。二十五个人每人获得四百元。直到蔡老打算买一部书送人的时候, 才发现这部书定价五百元。

寸金何用? 寸阴难求。

如果说生活像盒装巧克力, 不打开尝就不知其味; 治史就如同打开黑匣, 未尝打开过它的人不会明白历史的美。清晨, 当十九岁的蔡美彪逞才摛藻, 打开人生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黑匣的时候, 匣中的珍奇深深迷住了少年。随后他不断寻找并打开黑匣, 陶醉于探索带来的美景。然而, 当他挺直脊梁, 舒缓一下酸痛的腰板的时候, 他看见了地平线上的夕阳, 少年已经变成了老者。前方, 仍然散落着众多黑匣, 等待着被打开。

蔡美彪体悟到自己的存在和使命。他要打开更多黑匣, 向着光走下去。

蔡美彪与史学的关系已经超离责任。治史, 是他的需要; 终生治史, 就是他的因缘。蔡美彪与史, 可比做伯牙与子期。一个善弹, 一个善听。彼此缺一, 都会寂寞。

（文章原刊于《光明日报》2007年8月29日第12版）

编辑：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