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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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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球：李岩老师您好，请您先谈谈村头遗址发现和发掘的基本过程。

李岩：好的，炳球先生。我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村头遗址的那些事儿。

说起村头遗址的发现，就要回顾1987年我们对广深高速公路沿线的文物调查。当时我在广东省博物馆下属的文物工作队工作，文物工作队的主要工作内容是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文物保护、调查、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工作。村头遗址就是在这次调查工作当中发现的。

著名考古学家朱非素（左）在发掘现场

我记得那是一个下午。当时的负责人是朱非素老师，虎门文化站的陈梓英同志，东莞博物馆的老馆长钟创坚等市博物馆的一些同志，以及我们文物队的几位年轻人一起组成的调查队，下午徒步调查，来到了虎门镇村头村。

当时走的比较辛苦，大家就在村头村的大榕树下休息。何斌先生首先在地表发现了大量的贝壳。凭经验，地表有贝壳，在广东就意味着可能有贝丘遗址，所以大家的疲劳劲一扫而光，立刻在大树附近开始地表的踏查，采集到许多陶片和磨制石器。

进行了简单的测量后，我们对这个遗址的四至给予了确认。通常，考古工作者发现一个遗址，要对其进行命名，都是以这个遗址所在的村或更小的地名来称呼。这种情况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很多，著名例子有进入中学课本的半坡遗址、广东的石峡遗址。虎门村头遗址位于虎门镇村头村，所以当时就将其命名为村头遗址。

1989年第一次抢救性发掘现场工作照

村头遗址发现后，受到各级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视，也得到了广深高速公路建设方的支持。根据《文物法》的相关规定，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于1989年对村头遗址进行第一次抢救性发掘。1993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村头遗址进行了第二次抢救性发掘。这两次发掘的领队都是朱非素先生，一共揭露3000多平方米的面积。由于高速公路扩建、用地范围扩大，第二次发掘等于第一次发掘的补充抢救性发掘。

入选国宝单位的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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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球：为什么村头遗址一直从1987年被发现，到现在30年过去了，去年才被评为国保单位呢？

李岩：的确，村头遗址从被发现，到发掘、乃至后来的研究整理，前后经历32年才入选国保单位。之所以经历这样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主要因为对于这批材料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认识在不断地提升。

李炳球：请李老师首先从村头遗址的两次发掘，咱们究竟获得了哪些考古上的收获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不断提高的认识，以及入选国保单位的过程吧。

李岩：村头遗址的整理和研究工作，2000年之前就断续在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我们发表过考古简报。但真正铺开进行资料整理工作，从2005年5月18（国际博物馆日）开始。应原东莞市博物馆馆长娄欣利先生的邀请，我将所有的出土文物标本集中装车，从广州运到了咱们东莞市博物馆。

村头文化陶器分期简图（一）

东莞市博物馆为我们提供整理场地，这项工作进行了大约三年。头一年，或者说一年多的时间，主要是对海量的陶片进行拼对，因为我们发掘出来的这些陶片都是破碎的，所以要对它进行拼对复原，目的是让这些陶器以完整形态展现在我们面前，以方便未来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之后，由我执笔完成的《东莞村头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于2008年提交给出版社，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现在本书还没有印出来，有点小小的遗憾。但这并没有太多地妨碍我们对村头遗址内涵的基本认识和研究，我们还就村头遗址的牙璋、石器和动物遗存，在东莞市博物馆馆长谌小灵的主导下，联合北京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的专家以及本省、市的学者，组织相关专题研究，并发表了一些文章。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村头遗址的基本认识或者叫做主要收获有如下几方面：

1. 村头遗存的年代和考古文化性质；

2. 在年代和考古学文化性质基础上，分析遗址的聚落的用途，以及这个聚落生活的人是怎么获得生活资料的，也就是它的生计活动；

3. 观察它和周边的考古学文化之间有些什么样的联系和关系。

村头文化陶器分期简图（二）

村头遗址的聚落规模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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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球：李老师您刚才也提到村头遗址的聚落规模和用途，这方面的情况请您也介绍一下。

李岩：第一点，通过发掘和资料整理，我们发现村头遗址由居住区、公共活动区、垃圾堆放区和壕沟，构成了一个基本生活功能完备的聚落。

村头遗址的北边，存在着不同时期的十几处房屋，在房屋南边有一个广场，在广场的外侧有一个环绕着整个遗址的较宽的壕沟，壕沟外侧和附近是大量的贝壳堆积，即废弃物堆积，或者成为垃圾堆积。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属于村头文化阶段的成年人墓地，在居住区发现少量儿童墓葬。

磨制石器

从规模角度来说，村头遗址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珠江三角洲以及环珠江口地区，面积最大的一处遗址。按照我们调查时候测量和推算，村头遗址的总面积应该在两万多平方米。

第二点，关于村头文化时期聚落的用途，目前我们主要依据两方面的材料来对它进行研究推断：首先说环壕，居住区和公共场所被环壕包围，凸显出来聚落的重要性，即环壕本身应该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其次，通过出土遗物的文物分析，来对这个遗址的用途进行推断，有两类出土遗物引起了我的重视，一是各种质地的牙璋，二是猪的下颌骨。

猪牙齿

村头遗址出土的成品牙章和半成品牙章共十多件，质料有石头、骨角质。这个发现在文化关系中的重要历史性进展是证明了至少在夏商之际，东南地区接受了来自中原的礼器——牙璋。

村头遗址广场这个范围的灰坑里出土一些个头非常大的、破碎的陶釜，还有相当多数量的猪、鹿等大型动物的骨骼残骸。很显然，村头遗址的人们在这个广场附近进行过一些“大食会”活动，而且类似的活动持续了一段时间。

结合村头遗址的环壕、牙璋、比较多的大型动骨骼综合来看，并与珠三角地区其他同时期的遗址比较，我们推断：不排除村头遗址是当时人们聚落中举行祭祀活动以及祭祀活动用品制作的地方，而且根据其规模显示，至少是同类活动的区域性中心。

第三点，要观察它和周边的考古学文化之间有些什么样的联系和关系。东莞几何印纹陶文化传统悠远，早在5000年前后的圆洲贝丘遗址，已出土广东乃至全国较早的几何印纹陶器。发展到村头文化阶段，几何印纹陶文化更是非常发达与成熟，长三角地区的同期考古学文化中的云雷纹正是村头文化阶段传入广东的，村头文化与长三角地区的马桥文化等共同构成了我国夏商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几何印纹陶文化区。

村头文化是这个文化区的最南端，这个文化区内并没有同步发展出如同中原的青铜文化，而是在几何印纹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中国原创的原始瓷为特色的文化。相对外来青铜制作技术，几何印纹陶——原始瓷系列文化，则完全是中国东南地区夏商时期的技术创新。

泥蚶外侧

“村头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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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球：看来村头遗址的内涵不仅丰富，而且十分了得！李老师从考古的角度简要系统地介绍了村头遗址、村头文化的主要收获与认识，那么村头遗址，或者说村头文化在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有哪些呢？

李岩：以历史时间为线索，我们将这个时间线索放在三个不同空间之内，就容易理解村头遗址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从广东地区上来看，村头遗址是岭南三省（广东、广西、福建）可以确定的最早饲养家猪的地区，确认了夏——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广东同时期遗存之面貌，而且与祭祀活动相关，证明了东南地区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接受来自中原的一些观念，并成为区域性中心。

此前，广东地区的中国化进程更多地表现在与长江下游的联系与同步性，例如粤北石峡文化的玉琮，来源于良渚文化。牙璋的在村头的出现，补充了这个历史过程，一方面保留原有与长江下游的文化联系，同时增加新的来自中原新内容。可以说，村头文化为未来西周时期中原青铜礼器进入岭南建立了历史性通道，开启岭南中国化进程的新篇章。

在中国范围内，村头遗址与长江下游地区共同构成中国青铜时代文明阶段的多样性，是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更大的空间而言，村头遗址是向越南北部地区传播中华文明因素的重要一站。因此，从广东、中国乃至延伸到东南亚，村头遗址的历史价值与意义都是不可或缺、十分重要的，正因如此，虽然国保单位来的有点迟，但入选国保单位是必然的结果。

水鹿头骨

李炳球：以往提到东莞的国保单位，人们印象深刻的是虎门鸦片战争的遗迹，林则徐、关天培等英雄的事迹，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还有现代史著名的十九路军的抗日将领蒋光鼐故居。现在，东莞又有了村头遗址，是中国古代更为久远的夏、商时期的重要遗存。从东莞市市域单位面积国宝分布密度来看，位列全省第二，仅次于广州，是全省国宝分布密度最高的地级市。

今天听到李老师对村头遗址介绍，令我们对村头遗址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有了更为清晰的理解，正如李老师所说，村头遗址是广东的，也是中国的，并在传播中华文明因素方面有过如此重大的作用！如何保护好、开发利用好村头遗址，希望相关内容能够列入东莞市未来文化发展规划中。

编辑|龚艺超

视频|龚艺超

文字|李彤晖

图|受访单位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