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全文

1990年，对高峰和他的同学们而言，机会显然在国外：他们所学习的专业是全球产业的热门。这个时候，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如日中天，全球半数半导体产品由日本企业制造，为保持主导权，美国开始扶持韩国企业与之对抗，半导体产业全球博弈正酣，全球互联网时代刚刚开启。

在科技产业的大历史边上，留学深造是一条路，特别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赵立东就是乘着这个时间窗口来去到美国留学。

如今，赵立东已走到全球产业的尖峰。他创办的燧原科技成立不到两年，就推出了AI训练芯片“邃思DTU”。一直以来，高端训练领域被谷歌的TPU和英伟达的GPU所把持，前者不对外销售，后者因为在“深度学习”领域的巨大优势而垄断市场多年。“邃思DTU”是继两大巨头之后，中国首枚自主研发的AI高端训练芯片。

邃思DTU的横空出世，是中国半导体跃进的一个体现。“我们毕业时，国内半导体行业跟国外水平相比差得太远。”即使是赵立东回国创立AMD中国研发中心的2007年，国内情况还是如此。但如赵立东所说，今天的产业繁荣是多个因素叠加造就的。

以在全球半导体发展史上地位独特AMD为例，其在收购ATI后，成为世界上唯一兼具X86CPU和GPU技术的公司。其中国研发中心成立之初不到200人，5年后已超过2000人。这个国际大厂培养大量本土集成电路人才，他们验证和量产了尖端的GPU和CPU芯片，参与相关IP的设计与开发。

“AMD现象”是中国半导体行业积累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有建制完整的团队，有先进的流程管理、有实战经验，做的都是高端的芯片。行业长期发展积累，衍生出来新的红利，燧原科技并非唯一受益的公司，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也在最近十年实现了快速发展。除去燧原科技创始人，赵立东更为外界熟知的身份是紫光集团副总裁。

紫光的冲刺

2014年9月24日，半导体产业发生两件大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正式设立；世界芯片巨头英特尔这天宣布，向紫光旗下的展讯通信和锐迪科微电子的控股公司投资约15亿美元。

彼时，董事长赵伟国已为紫光集团确定了世界级芯片巨头的目标，并购是他眼中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2015年在北京亦庄的一场研讨会上，赵伟国的演讲冲击了很多人。他说：“资本投我们，我们拿钱去做产业，资本再到资本市场去套利”。

赵伟国用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探索中国集成电路发展之路：有条件就自己搞研发，没条件就从海外并购。而紫光集团并购的对象，无一例外是来自于芯片行业产业链最有实力的企业。

成功并购后的整合也是问题。此前，英特尔注资的控股公司，其背后的通信基带芯片企业展讯和锐迪科，一直以来都是竞争对手。锐迪科担心被展讯“吃掉”，一时人心动荡。

受赵伟国之托负责重建锐迪科管理层与核心技术团队的任志军，就把赵立东“喊了”回来。2015年3月，被任命为锐迪科总经理的赵立东，前后花了两个多月时间重新梳理了锐迪科的产品，重建管理层后，锐迪科才基本走出低谷。

然而，在如竞争激烈的产业链条中，获得成功并非易事。半导体行业高度细分，全球化分工也非常细致，本来这是一个最好的产业链链条，但随着近期美国不断对中国的高科技行业施加封锁线，使得这个行业有脱钩的风险。

但此时，半导体发展的黄金时期在中国才刚刚开始。任志军眼中的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大基金来点了一把火，赵伟国来了又点了一把火，有几株火烧得特别旺，终于有了燎原之势。如今最新的扶持半导体大基金，也正在进二期的投资中。

现在，紫光完成了“从芯到云”的高科技产业链布局。芯片部分以长江存储、紫光展锐、紫光国微为主力，网络部分以新华三及紫光股份为核心。

紫光在芯片领域的发力以及中国物联网产业的崛起，让诸多人看到了创业的机会。赵立东就乘势加入了AI芯片创业潮，“高端训练芯片是一个垄断市场，正是中国所需要的。”

因手机而赢

赵立东决定创业时，任志军也决定从头开始做一家公司。而他创业的最大一笔投资来自同学老虞——韦尔半导体创始人虞仁荣。

2017年国内半导体公司密集上市，坐落在上海张江的韦尔半导体便是其中之一。2018年8月，韦尔豪掷130亿元并购CIS领域全球前三的企业北京豪威，与世界级一线品牌厂商搭上了线。在终端设备中，CIS相当于半导体里的“眼睛”，摄像头、虹膜识别、人脸识别都有应用。

但相比紫光并购的发展路径，分销起家的虞仁荣，此前更多走的是市场倒推产品的道路：市场需要什么，反过来设计产品。2003年后，中国手机市场展开了一轮飞速发展，虞仁荣看到了这汹涌而来的趋势。2004年公司成立之前，虞仁荣并没有打算先做产品，而是通过签代理线切入手机市场，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拜访客户，“客户是商业逻辑中最重要的一环”。

彼时，德信无线和中兴通讯的一批人出来做 IDH（IndependentDesignHouse）。IDH是上游IC原厂与下游整机企业之间的桥梁。IDH比IC设计厂商更加靠近市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02年加入虞仁荣公司的老同学韩杰回忆，当年成立的那批IDH方案设计公司，龙旗、闻泰，对韦尔成立的影响很大。

“半导体公司，手机赢了就都赢了，手机输了就都输了。”格科微电子创始人赵立新的观点也和虞仁荣不谋而合。2002年，宁波波导年销量达678.55万台，跻身手机市场2002年销量前三甲，市场份额达10.4%。在中国的手机产业链中，即使在2003年，摄像头还是无人问津的领域。尽管市场空间很大，中国却没有能做设计的公司。2003年成立的格科微电子，就从摄像头传感器做起。

在2005年加入格科的老同学魏军回忆，2005年7月第一款产品问世后，赵立新去拜访中星微电子。那一年，中星微电子是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芯片设计企业，势头正猛。

中星微电子的人说：“老赵你要是能够按照这个要求做出产品，并做到这个价格，达到我们的要求，就可以给中星微做ODM。”这个产品是安装在电脑摄像头上的传感器。为了抓住中星微这个客户，赵立新接下单子。

2006年和2007年两年，许多同行纷纷进军PC领域。而台湾、韩国、美国的公司都在传感器行业与他们竞争，眼看2007年就要亏损，赵立新做了一个关键决定：进军手机市场。

2007年底，格科做出第一个手机规格的摄像头传感器，到2010年，格科的营业额就已超过1亿美金。

命运因手机改变，赵立新的老同学、卓胜微电子联合创始人冯晨晖，对于这样的路径或许感触更深。卓胜微已是A股市场上射频前端芯片领域的头部企业。

2009年，卓胜微第一款产品数字音频芯片问世。那时普遍应用的是调频FM广播，冯晨晖和团队看中了数字音频广播的DAB标准。但辛苦做了两年，东西却卖不出去。2010年，天使轮融的钱差不多快花完了，已有的产品没有市场和客户，新的产品还没出来。冯晨晖用压抑、迷茫但坚持不懈，来形容那时的工作状态。

还是同学虞仁荣给了他启发：一定要看主要的客户在做什么，看主要的芯片厂商的规划是什么，如何与之配合，而不是闭门造车想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2014年，卓胜微调转船头，将射频前端芯片作为公司的主攻方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三星一直是我们最大的客户，如今包括华为、OPPO、vivo、小米也是我们的客户。”在冯晨晖看来，这些年不断发展壮大的国内手机厂商，正是他们这类芯片公司得以继续发展的土壤，科创板和大基金，更多意义上是锦上添花。

下一个十年

30年前，高峰他们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场景：国内半导体产业可谓一片荒芜。用吕煌的话说，三十年前，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和国外的差距是“幼儿园和大学的差距”，现在是“初中和大学的差距”了。

刘卫东还记得，在校期间给老师们“打零工”的日子，大家用坐标纸刻红膜来设计芯片，而国外已经在用计算机设计芯片。即使到了90年代，改革开放后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中国半导体开始有发展势头，但仍然进步缓慢，“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很难给半导体发展带来实质性的助益。

产业发展难以预料。大基金一期成立那年，刘卫东的久好电子刚刚成立，主攻传感器信号调理芯片。该类型的芯片见效周期长，能获得投资的机会少，第一笔投资还是来自室友吕煌。

如今，很多人已经穿越了风暴眼，但所有人还在路上。今后两年是至关重要的考验。物联网、无人驾驶、工业4.0等，这一切新事物都包含着半导体技术的进步。清华大学EE85的同学，无疑是这潮流中一股不可忽视力量。许多人将原因归结为“时代使然”。在他们眼中，未来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一生难得遇一次的”机遇已摆在面前。

疫情突袭，但高峰并没有计划减慢投资速度。受到国内“新基建”的推动，他眼中的半导体，国产替代的需求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5G基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半导体都在其中都扮演重要角色。

“我们老一辈的学长，他们看到了、经历了甚至亲身参与了。他们一直希望能看到他们支持的公司，实现当初的承诺，真正做出中国的大芯片。”与赵立东的对话接近尾声，下午4点多的五道口，一些办公楼已点上灯，清华东门口的两棵松树在肃杀的初春里绿得显眼，“这票人心里都有这么一个梦想，我能很深切地感到，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