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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ie根据《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总结

1. 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为后世熟知，但是却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照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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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

• 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
• 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
• 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
• 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管仲的“四民分业，士农工商”的变革带来了两个后果。

首先，使得当时齐国的专业化程度非常高。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同时，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在中国的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

其次，“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把人分了阶层，但是这也引起了后人的重大误读。后人论及于此，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意，只是不同的人从事了不同的工作而已，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2. 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所谓“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管仲“放活微观”的举措，简单来说就是让齐国变成自由贸易区，降低交易成本，让其他国家的资金、商品流向齐国，从而使齐国经济蓬勃发展。具体措施有以下3个。

第一，实行“单一税制”，降低交易成本。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煮盐业一向发达。管仲规定，鱼盐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利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行单一税制，在关隘征过了的，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商品价格，让更多的人愿意来齐国进行交易。

第二，建设客舍，招待外国商人。管仲建议齐桓公专门设立招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乘车者供给本人饭食，来三乘车者供给马的饲料，来五乘车者配备可供自由调遣的人员。对于所有前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管仲提倡大开国门，无尽欢迎。他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索取税费，徒步背东西来的不要去征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从此“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

第三，发展娱乐业，开设官办妓院。为了活跃市井，管仲首开国营色情业。他在都城临淄开了七间官办妓院，每一间有妓女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吸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此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如同鲁班在木匠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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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管制宏观”，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综合入手。

首先，管仲对于粮食进行管制。

一方面，管仲对于粮食的税收政策进行改革，实行机动税率制度。管仲的政策是两年征税一次；大丰收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五；中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下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五；如遇饥荒，则免税。这一机动税率，要比当时其他国家的税率制度要灵活和现实得多。

另一方面，管仲还建立了国储粮制度，国家采购囤积了大量粮食，其数量足以控制市场粮价的波动，以达到丰饥平衡的功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纵粮价，严禁在饥荒之年利用粮食买卖欺压农民，粮价波动必须由国家掌控。在农耕年代，这一见解无疑非常重要。

而管仲建立的国储粮制度在中国也沿用至今。1990年，我国正式建立专项粮食储备制度，即国家拨出专款把全国农民需要出售的余粮，以不低于国家制定的保护价的价格统统收购起来，作为对全国粮食丰歉余缺进行宏观调控的国家专项粮食储备。这是稳定、协调地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战略措施，我国也第一次具备了在全国范围内调剂粮食余缺、稳定市场的储备调控能力。

国储粮不仅是平抑粮价、备战荒年的后手，还是全国人民关键时期的救命粮。如果没有储备粮，我国粮食供给的抗风险能力将会很弱，稍微有波动就可能会造成大面积的恐慌。例如今年疫情期间的粮食抢购，很多人都怕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导致粮食物资无法得到正常供应，发生了大面积哄抢和储备粮食物资的情况。但随着粮库里的储备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往各地，无论是米面粮食还是蔬菜都得到了充足的供应和保障，而且价格也没有上涨很多，解除了很多人的恐慌，对社会的安全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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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管仲“管制宏观”的经济措施上来，第二个方面，管仲运用价格杠杆调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

一方面，在对外贸易上，管仲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控制商品的价格，即“因天下以制天下，天下高而我下”。也就是说如果外国商品的质量高过本国，就提高该商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以控制外国商品的输入，如果要鼓励出口的话，就要压低出售价格。

另一方面，在本国内，运用价格杠杆增加国家收入。比如说，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征布税，而要对原材料麻进行征税，麻的价格因课税涨十倍，布的价格就可能因此而上涨五十倍。

不得不说，管仲是一个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的高手。

3. 鼓励消费，扩大内需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就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

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然而管仲却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那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呢？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

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即“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劳动过程，从而就可以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发展。

管仲这一“鼓励消费，扩大内需”的思想其实也沿用至今，尤其是疫情之后，全球经济出现了衰退，各国政府就开始实行扩张政策鼓励居民消费。比如在中国，很多省市政府都给居民发放消费券，以及一度非常火爆的“地摊经济”等，都是为了鼓励老百姓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奢靡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而是站在整个国家的角度、为了国家的发展，而提出的经济变革。他曾提出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每当国家经济不好的时候，人民没有工作了，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佣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贫困户。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修建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尤其是当时风靡一时的“凯恩斯思想”，更是提倡增加政府支出以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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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管仲的思想在中国的影响。管仲提倡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国家政府应该修建宫室，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搞基础设施建设嘛。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拉动中国GDP的三驾马车中的对外净出口出现了负增长，此时的中国为了达到GDP保8的目标，不得不靠内需的增加拉动GDP的增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国政府4万亿的投资，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两千多年前的管仲的思想依然沿用至今，不得不说管仲的智慧确实让人惊叹。

关于次贷危机后，中国政府的4万亿刺激政策影响的相关内容，可以阅读文章《用CFA知识解析4万亿刺激政策》。

4. 以商止战，和平称霸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其实是“以商止战”。所谓“止战”，指的是防止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是治国的第一要义。

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百姓造反的原因其实主要还是没饭吃，无法养活一家人。如果百姓根本没有办法维持最基本的活着的需求时，大量民众的聚集也就是一场暴乱的开始。而用了这个方法，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成效的情况，那就是百姓都富裕了。在这种情况下，百姓谁还有心思想着造反呢。实际上，纵观历代王朝，所有的造反莫不过是被官府给逼出来的。管仲的这种理念，就可以达到收拢民心的作用，百姓终究是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旺的根基，而这种思想，其实也恰恰是最适合一个国家长久发展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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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齐国因经济改革成功而坐拥最强之国力，它有三万装备精良的军士，当时无人敢于争锋，但管仲却鲜用兵征伐四野。当齐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协时，管仲更乐于用商战的办法来削弱其他国家的势力。

举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春秋时期，鲁国和梁国都是东方的大国。这两个国家的民众擅长织绨，这是一种厚实而光滑的丝织品，用它可以做当时最高档的衣服。管仲于是就恳请齐桓公带头穿绨衣，从而带动绨衣在全国上下流行。虽然绨的需求量猛增，供不应求，但是管仲却不允许本国人生产绨织品，而是一律从鲁国和梁国进口。这就导致了这两个国家发现生产绨织品，然后再出口到齐国，利益巨大，从而把国家百姓都动员起来去生产绨织品。但是，在这两个国家已经适应靠这种模式维持国家的收入的时候，管仲下令禁止从这两个国家进口绨布了。一时间，鲁国和梁国就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两个国家的经济顿时崩溃，百姓生活受到了巨大创伤。从此，鲁国和梁国一蹶不振。

管仲还曾用同样的手段制服过其他国家。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商战案例，管仲无疑是利用了国际贸易中的供求关系，手段非常高妙，迄今仍让人叹服。

5. 盐铁专营，寓税于价

在宏观管制的战略思想下，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它的影响绵延两千余年，迄今犹存，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

比如盐业，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由于控制了盐业的销售和产量，进而控制了价格，齐国的盐销售到别国去，售价可以抬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

在冶铁业上，管仲实行的是国有民营。他首先严厉地强调了国家对所有矿山资源的垄断，私人不得进入和开采。之后，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生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前提下，管仲开放冶铁作坊业，允许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相当于征收了30%的所得税。

管仲这种国家管控两头——管住资源、管住价格和销售渠道，由民间生产而不是国家生产的方法，不单单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可以增加国家政府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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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管仲的经济变革中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一点是，在西方很多国家，商店会直接把商品价格与消费税分列出来，让民众买一杯咖啡时都能意识到自己在纳税。但是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民众收取财物，很容易招致民众的不满。于是，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即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

管仲的“盐铁专营，寓税于价”的方法，从此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府的财税收入上有所不同。西方国家的政府收入主要是由公民纳税构成，而“管仲变法”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由赋税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

专营收入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的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衍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而这种思想在中国一直沿用至今。截至2018年6月，国务院直属中央企业有2家，分别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现有96家，包括：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等。

纵观这些国企所在的行业，几乎都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发展，由国家控制能更好的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例如，通信、电力、交通这些重要行业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由国家管理；烟草、石油等暴利行业是国家赚钱的工具，由国家所有也会更利国利民；另外，食盐由国家统一管理也是为了人民生活的安全。

管仲变法的历史经验

细数管仲的经济政策便可以发现，管仲其实是一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视其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管仲治齐有三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 其一，通过价格、财政和税收整体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
• 其二，他所提出的盐铁专营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
• 其三，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