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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考察风俗主要有三点。第一，是生活制度。这是指在相对定型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礼节仪式和政令法律纪律的基础上，人们将某种行为模式、行为规范内在化和习惯化。生活制度不讲求个体化特性，只注重群体性。第二，是生活图像。这是有关民众生活的“图像的世界”，由此便于区别文化类型，它所包含的意义比狭义的图像要多得多。第三，风俗是流动、变化的，比如重庆码头上有“棒棒军”的生活风俗，成都则有从事纺织刺绣的女性在每年七月七日“买豆芽乞巧”、拜月的“乞巧”习俗……随着文明程度以及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些风俗已渐渐改变或消失。

记：从历史上看，巴蜀文化是如何生成的呢？

梁：“族群”一词最早是1930年代开始使用，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或者是从小规模群体在向更大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涵化现象，是指因体质、习俗或对移民记忆认同的相似而对共同的血统拥有主观信仰的群体。在我看来，巴蜀地区的族群性呈现“一纵一横”结构。“一纵”是指时间线。被秦所灭之前，巴与蜀两个王朝形成各自的文明风俗。从纵向历史来看，现在的四川人可以说完全是由别处迁来的，自秦惠文王“移秦民万家实之”，及“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杰于蜀”，其后代有迁徙，特别是明末，各省移民入川的不可胜计，渐渐发展成了文化、风俗的哑铃型分布。伴随秦朝开始的移民进入巴蜀，直到明代之前，都是以北方为主的汉族。这构成了哑铃的一头。到明末清初，湖广移民大举进入，这时南方汉族开始移居巴蜀，这构成了哑铃的另一端。

形象地说，这个哑铃重重地与巴蜀固有文化发生碰撞，南北移民的混合下，巴蜀的风俗受到了一种“对撞生成”：既不同于北方汉族，也不同于南方汉族，“混血”的巴蜀文化和风俗展示了强大的亲和力与创造力。

记：“一横”又指的是什么？

梁：“一横”是指巴与蜀的不同地域性构成。成都平原是平原为主与四周山地、江河构成的天府文化，重庆是典型的山地和江河构成的巴渝山地文化，站在中间打量成都、重庆，会发现两者之间拥有广阔的山地，其中有着丰富复杂的山地文化与风俗，这是不容忽略的。

同根同源，相互融合渗透

记：历史上“二江珥市”的成都以水闻名，因水而生、依水而兴、以水而荣，成都的舒缓水流以及两岸茂密的植被，让人感到舒展而诗意盎然……

梁：重庆又称山城，民情风俗显得峻急而直率，而岷江上游位于成都平原西北方向，使盛行西北气流的成都平原夏季通风，冬季虽静风时候多，也有“蜀犬吠日”的传说，这是蜀中物候又一特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成都的民情风俗显得委婉、温情。

你刚才说到成都江流舒缓，重庆的江流则让人感到一种动人心魄的大气，比如站在嘉陵江、长江岸边，不由得联想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类的铿锵诗句，也会产生“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冲天一搏之念……

记：成都向东、重庆向西的相向发展，将逐渐撑起中国经济第四极，也正在重构中国西南版图的格局。

梁：从风俗来看，内江、资阳、自贡、宜宾、泸州等地，文化观念更靠近成都自古以来“好文辞、好风雅”的价值取向，但从饮食、交际、服饰风格、人情世故方面来看，则更靠近重庆的风尚，这应该与旧时以水流交通为主有关，尤其是重庆的码头文化深深影响了川东南地区。重庆地区传统的山地文化是巴渝地域文化和时代特征的固化表现，伴随重庆的城市影响力，已逐步扩展到川东南很多区域。而成都平原特殊的水系所发展起来的林盘居住文化以及相关民俗，又波及邻近的乐山、眉山、雅安以及周边山区。

应该看到，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今天驱动能力强劲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渝地区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城市的扩展与靠近，不是消除（也不可能统一）彼此不同的地域文化，以及两者之间已经形成的文化风俗，而应该彼此尊重，在城市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吸收更多的现代化给养，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特性。

我们以往对“山地”这一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其实，山，不一定是障碍，山反过来维护了风俗的传承。我在邛崃市山区做田野考察期间，就注意到当地不少地方是以溪水、溪沟为居住地单位分界的。这种居住分界，在很多山地均有存在，其风俗就存在差异，并且就一代代传了下来。

记：在某些方面也可以看出巴蜀文化的互补融合，作家林文询就曾经说过，重庆美术是成都美术的“老师”，是艺术家的摇篮。

梁：我也注意到，一百多年来的四川美术史中，张善子张大千兄弟、晏济元、陈子庄、常玉等美术大师均出生、生活在成渝之间的结合部，他们把当地的风俗化在笔墨之间，反过来影响了成渝两地甚至世界的美术发展，这是一个至今没有得到深入研究的巴蜀美术现象。这也反映了巴蜀地区的文化同根同源，相互渗透、嵌合、交融的程度之深。

记：晚清时节，一个官员入川，逆流进入三峡时，发现船工们相互称呼“舅子”，他大感不解。这样的民间戏谑化称呼至今在川东南大行其道，不过在成都一带就不流行了……

梁：我在重庆吃饭，餐馆里取的菜名很是奇特，凉拌莴笋叫“活捉莴笋”，还有“霸王花煲生鱼”“铺盖鸡片”等，江湖菜连名字也是火爆爆的。而这些菜名甚至味道，在成都就变得雅致、平和起来。巴蜀地区各种风俗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由此形成了特殊的巴蜀风俗文化，然后形成了巴蜀地区的物质文化。

“一体两面” 共生共荣

记：巴山夜雨，蜀地杜鹃，可以说风俗是飘荡在不同区域的旗帜，你如何看待巴蜀地区的风俗嬗变呢？

梁：以红岩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为巴蜀文化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作为大工业重镇的重庆，也为巴蜀文化输入了工业新风。近年成都平原周边山区乡村振兴十分迅猛，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变化，由此带来了固有风俗的扩张。我注意到，“镇”成了这些区域文化的集中地，本土的历史、文化、风俗均在“镇”的空间得到存留。近几年来，成渝两地的乡村发展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在地方文化、风俗保护和弘扬方面，双方可以互为参照，共同发展。

记：巴蜀文化、风俗本为“一体而两面”，巴蜀彼此风俗互补，这永远是个不衰的话题。

梁：我相信在新的经济时代格局中，兼容并蓄、多元并置的巴蜀文化，彼此形成的张力将使之进一步得到繁荣。

抗战时期一家有名杂志的文章指出：“四川乃中国民族文化的大熔炉。这里可以消灭一切部族的区域的限界，使整个中华民族融合无间，而社会文化获得综合的向上发展……全国任何人到了这里都会自然融合，这对于新中国前途的发展实有莫大的裨益……新中国需要形成一个有机体，四川过去的历史也是循着这个轨道发展的。”上述文字，放到今天也可以用来解释巴蜀文化极大的包容性。

诚然，巴蜀文化、风俗表现出了“一体两面”的独特特征，它是开创性和开放性的完美结合，这一结合，在顺应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方面最终形成了超前和冒险精神，这样的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手记

2020年6月10日 成都

与梁昭约了几次采访时间，她即将奔赴凉山地区参加脱贫攻坚调查，临行前一天，我们终于在望江楼公园见面。一开始谈的，却是我的一个疑问。

去年，学者敬文东曾问过我：“目前流行的四川话到底形成于什么时候？”我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梁昭，她略加思考即答复我：“应该是在张献忠之役，清初开始大规模移民入川才逐渐形成的。”据黄尚军《湖广移民对四川方言形成的影响》，经分析比对，四川话、成都话当中有51%的方言词汇与湖北麻城的方言词相同，成都话复音词有26%与武汉方言的复音词相同。

在梁昭看来，辐射力惊人的四川话彰显出这一方言族群的巨大活力。汉族的方言和次方言对维持族群边界相当重要。四川话的感染力，使不同地方的四川人即使在外地，也使用四川话来保持群体的密切联系，因而扩大了四川话的影响力，方言区和风俗也因此不断扩展。有人总结说，（四川话）外省人听起来完全没有区别，但在成都和重庆人的耳朵里可以分辨出差异来——重庆话横、杠、快、冲，成都话绵、软、慢、文。就市井俚语而言，重庆土话偏于粗，成都土话流于俗。成都和重庆讲同一种方言，却生成了两种性格。两个城市两种文化一刚一柔、一阳一阴，相得益彰，成为中国区域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如果要在成都、重庆两座城市里，找出两位最具代表性的当代作家，会选谁？

梁昭不假思索地做了选择：“最能体现成都市井文化的作家，我认为是颜歌；把重庆码头文化演绎得活色生香的作家，无疑是虹影。”在她看来，颜歌像蜀地文学大家李劼人一样，她在很多小说中，充分发挥四川话的幽默、尖锐的风格，她对市井人物的深刻把握，展示出了一种浓郁而奇特的“郫县味道”。虹影的小说则常以江边码头为背景，例如《饥饿的女儿》，从一开始就把江水与小说里复杂的人心紧扣在一起。虹影无愧于大江的女儿。

再加上她们都有海外生活背景，得以用一个“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本土和风俗，梁昭认为：“她们的小说并不是以往那种‘风俗小说’，可能还有更复杂的复调意义，我在她们的作品里读到了不同风俗深处的哀伤、无奈与眼泪……”